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

东亚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产物。在深入探讨危机的背景和根源、探寻防范和化解危机的良策的过程中，全球化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本书从全球化时代的多层与多维治理的角度对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讨。此项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中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的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主要体现在：（1）政治内涵扩大。传统的政治主要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垄断暴力的组织和实施的过程。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内涵空前扩大，一些在过去与政治基本无缘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现在都成为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成为各个国家必须认真处理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问题。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得金融问题成为关系到世界经济发展甚至各国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2）政治权威扩散。虽然民族国家现在仍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但现在已经不是政治权威的唯一拥有者和行使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民族国家之外和在民族国家之内正在产生一些新的团体和组织。它们虽然不能取代国家，但在许多方面的确能够分享政治权威，能够实施一定的治理和得到一定范围的认同。政治权威扩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联系的加深，国际机制逐渐建立和健全，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日益受体系相互依赖性的限制”^[1]。在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种国家、次国家、超国家和非政府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各自的作用。（3）政治目标扩展。传统的政治目标主要局限于在国内求秩序和在国外求霸权。但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政治内涵的丰富和扩大、政治权威的转移和扩散，单纯追求秩序和霸权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政治目标正在向综合性的安全目标、平衡性的发展目标等方面扩展和转变。建立以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双边、多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和谐合作机制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迫切要求。以对话和协商争取“双赢”、“共赢”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格局在扩大合作、追求共同发展和繁荣方面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导致一些新的矛盾。例如，强调国际机制和全球合作就有可能削弱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某些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对于这一危险倾向，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脱离或排斥全球化进程。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和文化学术交流，努力争取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在获取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机遇的同时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做出相应的贡献。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勇敢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勇于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尽量避免或降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增加其积极意义，是中国面对全球化的正确选择^[2]。在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融入全球化进程，通过参与和创新国际机制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从而在国内的改革开放和国际机制的创建与创新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驾驭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但是，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一样，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积极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尤其是经济方面，主要是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出现了滑坡。但中国在应对东亚金融危机时，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迅速扭转了经济发展形势，而且促进了改革的继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具有将近2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积累和成果积累。应该说，中国受到东亚金融危机影响本身就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有效控制开放的进度、广度和深度，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历史上，由于受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曾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明体系，在十分有限地吸收些许外来文化的同时，基本上维持了中国独特的文明传统。近代以来，由于国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外国侵略者的残暴贪婪，中国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颐指气使，横征暴敛，烧杀掳掠，中国人民常常任人宰割而不得不忍气吞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虽然赢得了民族独立，但由于冷战等因素的影响，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被孤立状态。在建国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战后复兴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快速腾飞，而中国则受到高潮迭起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按照于光远的说法，改革离不开开放，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正是从开放开始的^[3]。1978年夏天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务虚会，比较多地讨论了经济问题。以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考察了南斯拉夫之后认为南斯拉夫的经验有可取之处。副总理谷牧访问西欧五国回来之后也强调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国务院务虚会的讨论内容及其改革精神不仅受到党中央常委的重视，而且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为一个专门的议程进行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吸收了众多讨论意见的基础上正式决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自此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就越开越大，对外联系日益增多，外来影响不断增强。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在此过程中，中国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我们驾驭对外开放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抵御外来风险的基础也日益巩固。因此，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最近已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正在努力防范可能发生的危机，如降低利率，放宽过去实行的紧缩政策，积极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等。最近受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影响，中国物价稳定，储蓄率居高不下，贸易收支持续顺差，并且拥有可防御货币危机的外汇储备（1997年末达1　440亿美元），外债结构稳健合理（1997年末外债总额占GDP的15.5％，短期外债占总外债的32.3％），限制兑换，因此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小。”^[4]

中国成功地防御和顺利地规避了东亚金融危机向中国的全面蔓延，阻止了金融危机在中国的爆发并将东亚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控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是中国成功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方面。但是，从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远影响来看，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功之处远远不只停留在阻止危机在中国爆发的意义上，而是体现在加深对全球化的认识、促进全方位的改革、提升国际地位和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等许多方面。

第一，加深了中国对全球化的认识。

虽然在对全球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全球化的特征和历史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将全球化理解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则代表了某种共同的心声。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1944年首次出现于美国学者瑞瑟（Reiser）和戴维斯（Daives）撰写的著作中，当时仅用来代表全世界的意思。著名的韦伯斯特英语辞典1961年才收录该词。而全球化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和探讨的问题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情^[5]。全球化作为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和时代特征，人们对它的认识必然会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扩大了人们的自由，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使人们增添了对和平与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繁荣与进步、和平与安全，而且还伴随着失业的增加、贫困的扩大和危机的蔓延。东亚金融危机作为全球化的产物，也反映了全球化的某种消极影响。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进程，大致与世界全球化的步伐相一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就是中国汇入全球化的进程，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中，对全球化、对扩大开放、对融入国际机制、对中国走向世界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面对世界，面对全球化，要么惊恐万状、惴惴不安，要么大唱赞歌、亦步亦趋。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么全面拒斥世界，强调拒腐防变，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传统本色；要么全面拥抱世界，强调大进大出、国际循环、全面接轨、全盘引进。

1997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上上下下密切关注，《人民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危机地区的最新动态以及各方面的反应。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进行跟踪研究。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研讨会、座谈会接连不断。这一切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认识，也加深了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经过全面研究和深刻反思，我们纠正了过去对全球化的片面看法，在充分认识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全面分析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为中国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和措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江泽民在1997年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注意到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特别是国际金融越来越活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指出：“近些年，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但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特别是今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波及世界许多地区。我们要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努力做到趋利避害。”^[6]在1998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保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7]在此，江泽民明确提出并强调了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和维护经济安全的新课题。

后来，在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中国对全球化的认识逐渐变得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清晰、更加深刻。例如，在1999年11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深刻指出：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利用机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策略把握不当，其金融、经济就会面临风险和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8]

在2000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阐述了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他说：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贸易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9]

正是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刻反思和对全球化的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们才能够沉着应对东亚金融危机及其后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促进了中国的全方位改革。

东亚金融危机引起了对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危机的爆发除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东亚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和弊病。因此，当那些危机深重的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时，它们都不得不面临来自国际组织要求进行结构改革的巨大压力。韩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援助时就要求韩国通过低增长、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以及高利率来谋求金融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并以此达到引进外资、改善经常收支赤字从而稳定汇率及物价的目标^[10]。与此同时，一些韩国学者也反思韩国国家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脆弱性以及政府的非理性的经济政策，认为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角度来看，韩国经济一直很封闭，尽管韩国已经成功地融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为了促进新兴工业，它对国内市场仍然实行有力的保护。因此，韩国不是要提防受外国控制的危险，而是必须将全球化理解为双行道，克服思想障碍，最终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从这一角度看，不仅韩国经济界人士的保守主义意识应对危机负责，而且韩国文化的“前现代非理性”也同样有责任，这种文化明显地表现出过分强调家庭关系、地方主义和个人地位^[11]。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反思，成为推动东亚各国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动力。

正是在反思和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的过程中，张蕴岭提出了在全球化时代优化治理的必要性。他认为，开放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能否从市场开放中受益则取决于获取机会和对付挑战的能力。在一些东亚国家，高经济增长建立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因为市场的开放促进了资本的流动，但同时这也是危机发生的根源。在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和监督方面，许多国家都缺乏优良的治理体制，这就说明市场开放必须与优化治理相结合。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政府的作用必须适度，政府不应该削弱或代替市场的作用。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中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大量腐败也是这场危机的重要原因^[12]。因此，调整政府的职能，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高效、透明和清廉的政府就成为许多国家的当务之急。

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负面影响确实有限，但是在反思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国大量存在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类似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没有发生危机，但存在危机发生的温床。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用“三个到位”表达了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坚强决心。第一个“到位”就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个“到位”就是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在20世纪末实现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第三个“到位”是在三年内完成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中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人员分流一半。

国有企业的改革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和地位一直受到高层决策者的重视和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指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期目标，即到20世纪末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国有企业作为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和象征在改革的过程中步履维艰，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依然困难重重，各种矛盾和问题堆积如山。例如，企业经营机制和财产组织制度不健全；资产负债比率不断上升，大量企业陷入高负债经营；企业办社会的状况远未根本改观；国有资本的产业分布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政企职责尚未真正分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完善，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现象时有发生；资产运营状况令人担忧，国有资产流失严重^[13]。在1998年初新一届政府打响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的推动下，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积极推进。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依照《公司法》设立或进行规范重新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7　266家，注册资本4　733.63亿元。一部分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实质性转换。调查表明，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平均负债率为75％，而股份制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则为64％，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只有49％。全国国有亏损企业面为40％，而股份制企业只有20％，上市公司的亏损面只有7.5％。经过三年的不断努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其主要表现是，大多数国家重点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境内外上市。企业扭亏为盈成效显著，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　392亿元，为1997年的2.9倍。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目标基本实现^[14]。

在金融体制方面，1997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改革和整顿金融业的一系列方针措施。1998年3月新一届政府将金融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迅速全面展开。第一，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和金融系统党委。中央金融工委的职责是领导、保证、管理、监督、协调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金融纪工委和金融机构纪委。这两个部门的成立加强了金融系统党组织的垂直领导，进一步完善了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第二，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机构由24个司局级机构精简为13个职能司，避免了过去的多头监管和重复设置，从而保证了监管责任的落实，提高了监管效率。与此同时，撤销了31个省级分行，设置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区分行；重新确立了总行与分支行的职责分工，增强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功能。第三，实行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1998年11月，中国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把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由中国人民银行划转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保险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的正式建立。第四，进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改变现行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状况，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强化统一法人制度，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运转效率。通过上述改革，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得到提高^[15]。

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及全球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形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进行的，与以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相比具有新的特点。改革紧紧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关键环节，采取了许多有效举措。改革方案明确规定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是，政府按照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情况，负责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国有资本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不能损害所有者权益。在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指导下，政府机构实行了大幅度的精简，机构精简20％，人员精简50％，均超过了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这次大刀阔斧裁减机构和人员的改革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具体的改革方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97.8％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可以说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16]。

第三，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对外交流的急剧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与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国际国内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西方一些国家借机对中国的制裁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上升。中国的迅速崛起一时引起国际上多种多样的奇谈怪论，其中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影响最大。如何在中国崛起的同时避开历史上大国崛起时遭到现成大国的集体围堵的厄运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一些危机深重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对中国来说，它奇迹般地最终变成了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一大契机。通过与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国家的通力合作，中国在化解危机和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如前文所述，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一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曾经出现了反美情绪。亚太地区的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同样遭到危机国家人们和许多有识之士的非难和诟病。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国际社会就认为日本对金融危机负有部分责任，并批判日本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存在很多问题，提出日本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对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主席费歇尔认为，日本的经济停滞就应对金融危机负一部分责任，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是导致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有的学者认为，能否阻止危机波及世界，关键就在于日本；可是本应作为防波堤的日本却实行消极的刺激内需政策，而这是世界上最不恰当的政策^[17]。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一方面注重加强国内的金融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些国家的援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计划提供了拨款。在双边方面，中国也向有些国家提供了援助。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庄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有助于东亚经济形势尽快恢复稳定，也向全世界树立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良好形象。

此外，在反思和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提出并阐发了新的安全观念，并在这种新安全观的指导下，积极参与构建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与其他国家广泛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

第四，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步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时期。但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经常会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阻力。前苏联的崩溃、东欧的剧变使得西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的步伐，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说三道四。与此同时，国内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煽动对抗情绪。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国内改革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使我们愈益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其产生的巨大的震撼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而不是一种主观偏好和自由选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和强大就必须融入全球化进程。

因此，1998年3月19日新一届政府总理、副总理都表示，尽管面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还存在许多困难，但是这一切不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当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中国会不会推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时，李岚清副总理明确指出，中国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为此进行了十一年的谈判，我们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过程，并签署了最后的一揽子协议。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是由于我们认为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否则会引起区域保护主义，甚至会引发贸易冲突，这对谁也不利。中国需要世贸组织，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在世界贸易排位上居第十位的国家参加，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18]。1998年6月17日，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中国“入世”三原则：第一，世贸组织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第三，中国的“入世”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11月16日，江泽民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APEC吉隆坡会议上会晤，双方都表示在1999年早些时候结束中美双边谈判。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谈话，他说：“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不再把加入WTO当作一个优先任务，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中国越早加入WTO越好。”在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再次强调了中国方面在入世问题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说：

中国进行复关和入世谈判已经13年了，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现在存在着这种机遇。第一，WTO成员已经知道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没有代表性，就是忽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对加入WTO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国准备为加入WTO作出最大的让步。^[19]

尽管后来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我国人员的重大伤亡和财产的严重损失的恶性事件，使中国的入世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遭遇了黎明前的黑暗，但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美之间终于在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WTO扫除了最大障碍。2001年9月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在世贸组织总部举行正式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法律文件，并提交总理事会审议。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当天北京时间晚23时39分，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11日，举行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签字仪式。从2001年12月11日起，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2年年会”上的讲话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20]这也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