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理论与模型

二、相关理论与模型

国际旅游研究缺乏坚实的自有理论，正如Pearce（1995）指出：“旅游地理学仍然缺乏坚实的概念和理论基础”（霍尔，佩奇，2007：p13），并且未能成功地利用其他学科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主要问题在于旅游研究者集中在线性传统，专业化、可预测的、确定性的、因果关系科学，而研究对象却主要是非线性的、综合的、不可预测的、定性的以及具有产生多种后果，且与初始输入不成比例的因果特征（Farrell ＆Twining Ward，2004）。由于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共同接受的可持续旅游相关理论，可持续旅游概念化存在很多的争议，这最终归结于旅游理论的前范式本质，旅游也因此被描述成一个缺乏既有学科理论和统一范式的研究领域（Hardy et al，2002）。

尽管旅游研究独有的理论基础欠缺，但在过去20年间，旅游研究者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体系，也提出了很多理论范式或模型对旅游地的演化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分析。包括承载力、生态足迹、可接受变化极限、生态债、生态空间及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等在内的生态经济概念及其理论模型都已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应用。此外，还提出了一些旅游业特有的基本理论模型，如Butler（1980）的生命周期模型、Agarwal（2002）的重构理论、Hernandez与Leon（2007）的物理－自然资本模型以及de Albuquerque与McElroy（1992）的旅游渗透指数等，得到了很多学者及行业管理者的积极响应，并应用于旅游地演化及可持续发展决策与实施过程，取得一定成效。

（一）生命周期理论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基于商业开发的产品生命周期理念，最初由Gilbert（1939）和Christaller（1963）提出了大众化的旅游地三阶段进化概念，即一个旅游地的发展由发现、增长和衰退三个阶段组成，形成了旅游地生命进化理论的雏形（Getz，1992）。随后，通过对不同海滨旅游地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并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念，Butler（1980）提出了一个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将单一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演化划分为探索、投入、发展、稳固、停滞和后停滞6个阶段，其中后停滞阶段又具有振兴和衰退两种发展倾向和多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图5－3）。

图5－3　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Butler，1980）

该模型从概念上对一个旅游地的发展周期进行了定性分析，并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旅游增长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即旅游增长本身给旅游地环境带来一定压力，随着旅游的增长，压力随之增加，并最终反过来影响旅游的增长，导致最终的旅游增长停滞甚至衰退，而且认为不同旅游地的发展周期与场景存在差异（Jennings，2004a），不同资源条件与环境背景下的旅游地出现不同的发展周期和演进过程。Butler（1990）曾经断言：游客早期被一个地方独特的自然及文化特色所吸引，但大量的游客则受到可进入性、旅游设施及对当地了解程度的限制。当游客增长时，旅游地环境开始出现显著变化，直到最终达到其能力要素承载极限（环境、物理或社会的），此后游客数量开始下降（Mitchell ＆Reid，2001），旅游地进入衰退或再振兴阶段。

按照Butler（1980）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游客需求、旅游产品供给及当地居民反应特征（表5－2）。从初期的探索、投入到后期的大规模建设及游客的快速增长，预示着一个旅游地旅游开发的成功，这种成功开发的维持是确保一个旅游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数量在达到顶峰后，一般就开始出现疲软症状，主要原因在于旅游地接待能力极限被超越、环境质量下降、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出现了其他竞争者等。这种旅游地发展的疲软意味着旅游地停滞期的出现，并导致旅游地最终走向衰退或者再振兴，最终结果取决于旅游供给方对需求饱和后的反应。通过更新旅游基础设施或服务以及开发新的旅游资源等措施，有可能实现一个旅游地的重新振兴。一些学者更多地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如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选择适当的公司经营战略，并采取政府激励措施，以刺激旅游地跨越停滞期而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Hernandez ＆Leon，2007）。

表5－2　度假地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及相关特征

摘自：Agarwal，1997。

为了更加深入地解释一个旅游地的增长、变化、限制和干预问题，Butler（2000）又提出了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进程分析的8类基本元素，包括旅游开发及相关游憩活动的动态性、旅游地的发展过程、旅游地发展能力或制约因素、引发旅游地变化的触发因子、旅游地管理、旅游地的长期发展目标、旅游地空间分布和旅游地发展的共性因素。通过全面的要素分析和过程模拟，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可以在后期充分解释所观察到的旅游地发展周期循环变化，但关键问题是前期对旅游地未来发展问题的预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以避免旅游地的衰退。鉴于旅游地发展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生命周期模型一般很难预测一个成熟旅游地未来的发展进程，这种特有的理论缺陷限制了其一般应用性，因为特定的生命周期与特定的旅游目的地背景条件相关，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和标准（Hernandez ＆Leon，2007）。

Butler（1980）生命周期模型提出以来，吸引了众多的理论与实践检验，也面临多方面的审视和批评（Rodíguez et al，2008；Hovinen，2002；Haywood，1986；Wall，1982）。一些研究分析了该模型的不足和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与完善建议。如Agarwal（1994）强调了分析单元或地理尺度选择的重要性，认为由不同旅游产品组成的同一旅游地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生命周期变化。由多种旅游产品组成的旅游地在发展成熟期，可能存在“增长”、“停滞”、“衰退”和“振兴”多种发展阶段的共存。在给定的时间点，一些旅游产品出现增长，而另一些则显示出衰退迹象，很难确定一个旅游地的共同变化周期。Hernandez与Leon（2007）认为鉴于区分生命周期停滞阶段和后停滞阶段的困难性，建议将两阶段进行整合处理。Baum（1998）认为应在振兴阶段增加一个“创新阶段”（reinvention stage），通过“退出”与“再进入”过程，延长一个旅游地的生命周期（Hovinen，2002）。Agarwal（1994）建议在“停滞”与“后停滞”阶段之间引入一个“再定位阶段”，并以此阶段代表持续的结构调整努力，包括市场定位、专业化与市场细分等（Priestley ＆Mundet，1998）。de Albuquerque与McElroy（1992）则在Butler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海岛旅游地演化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加勒比海诸多小岛国家的旅游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描述了加勒比海岛屿旅游生命周期谱。

另外一些研究则利用该模型对不同的旅游地周期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针对海岛与海滨旅游地的演化分析，初步证明了Butler（1980）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如Douglas，1997；Choy，1992；Ioannides，1992；Debbage，1990；Weaver，1990；Cooper ＆Jackson，1989；Meyer－Arendt，1985），为其生命周期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但也有很多研究提供了反面证据，如Getz（1992）对尼亚加拉瀑布旅游发展研究发现与Butler（1980）生命周期模型存在一定差距，并对生命周期模型是否具有真正的可预测性以及规划和决策者是否能够利用它产生怀疑。Choy（1992）对13个太平洋岛屿旅游地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太平洋海岛环境下，该模型的预测能力有限，最好是用作一种“事实发生后的诊断工具”（Douglas，1997），从实证角度对生命周期模型的应用性提出了质疑。

总而言之，有关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的应用研究发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制约因素，这可能与影响旅游地进化的诸多内外部因素有关。当一个旅游地进化时，整体曲线形状变化取决于旅游供给因素，如开发率、交通便利度、政府政策与其他旅游地的竞争以及旅游市场需求因素，包括游客偏好的改变等（Andriotis，2005a）。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明显具有旅游地差异，且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时间、形状与类型变化。Haywood（1986）认为旅游地周期进化曲线变化具有多种可能性，这与Butler（1980）的通用模型相对立。旅游地生命周期是一种假想的旅游地发展路径，并非一种独立的机械过程（Ioannides，1992），度假地生命周期模型从生到死的确定性概念存在很大问题（Agarwal，1997）。在旅游地进化中另外一种影响因素是对不同旅游产品类型的考虑，在停滞期后进行的重新定位政策涉及旅游产品类型的变化，最终导致针对新的市场细分的游客生命周期循环更新。如英国的海滨度假地改变了其海滨大众旅游形象，向更多样化、精细化的大陆风格的旅游目的地产品发展；而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则作为欧洲第二代大众旅游目的地，正在以更灵活、更尊重社会与环境背景，更复杂的旅游产品替代过去的阳光沙滩产品（Hernandez ＆Leon，2007）。

尽管Butler（1980）生命周期模型后期阶段不能很好地拟合当地的旅游发展现实，但提供了一种描述和分析框架来考察复杂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旅游地进化（Cooper ＆Jackson，1989）。同时，该模型也提供了一种不同旅游地之间进行比较的概念基础，有助于认识到如果没有合适的规划、开发和管理决策，旅游地可能经历显著的整体性衰退。尽管该模型不能用来预测这种衰退的宏观尺度及其不可避免性，但在假定内外部多种因素作用下，该模型强调了积极的战略性规划的重要性（Hovinen，2002）。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具有明显的推动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潜力，特别是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可以通过其预测长期的变化，并实现土地利用、经济发展与市场营销战略的和谐（Getz，1992）。生命周期模型真正让人感兴趣的不是凭借经验证据来支持的曲线形状，而是对旅游规划与开发决策者的潜在警示，即一个旅游地的游客吸引力是有限的，而且可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Aguilóet al，2005），一旦遭到破坏或消耗殆尽，可能最终导致一个旅游地的没落，这种预防性的警示可能是生命周期模型最大的意义所在。

（二）产品重构理论

产品重构理论^[1]建立在旅游地生命周期分析基础上，是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有机补充。随着现代城市旅游和海岛旅游的迅速发展，地中海及加勒比海一些以大众游客为目标市场的传统海岛旅游地发展陷入困境，维持海岛旅游地的活力，实现振兴是这些面临停滞甚至衰退的传统海岛旅游地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现有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尽管对一个海岛旅游地的发展周期进行了定性描述，但对一个旅游地如何克服旅游开发压力，度过停滞阶段，尽快实现再次振兴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支撑，如何恢复并实现旅游产品重组成为这些地区旅游研究的重点。一些研究者将产业重构理论引入旅游发展领域，用来解释旅游业发展变化的重构过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Agarwal（2002）利用产品重构理论对北欧地区的海滨旅游地衰退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衰落现象可能与“后福特主义”的一些过程相关。正是这种后福特主义过程强化了竞争条件，造成了度假地的衰落。现代旅游开发突出了对资本积累的过度追求，主要表现在旅游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产生了一些“新的”旅游地，对传统的旅游地提出了挑战。在十几年前，这些新兴旅游地不是没有被开发，就是因为交通不便而发展缓慢，形不成对传统旅游地的直接威胁。进入后福特时代，世界消费趋势的变化更多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旅游者”的需求，更加偏好个性化的旅游产品与特定形式的假日旅游。针对社会文化价值的改变及寻求资本积累的反应，旅游生产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再加上技术革新推动的生产灵活性，为满足不同游客需求的定制化产品生产创造了机会，这对传统标准化的、形式僵化的大众化营销旅游度假产品形成了威胁，实施旅游地产品的重组与创新成为必然（Agarwal，2002）。

实施修正措施来解决旅游地衰退问题是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中后停滞阶段的重要特征，这与企业经营中面临市场停滞或衰退所进行的市场或产品重组战略异曲同工。Agarwal（2002）提出的基本旅游产品重构形式包括产品转型（Product transformation）和产品重组（Product reorganization）两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8种相关战略措施，即提高产品质量（Product quality enhancement）、产品多样化（Diversification）、再定位（Repositioning）、适应（Adaptation）、专业化（Professionalism）、维护（Preservation）、合作（Collaboration）与产品个性化（Product Specialization）（表5－3）。其中最常见的提高旅游地产品灵活性的证据就是产品差别化、市场细分与瞄准特定的游客市场以保持旅游产品的竞争力。要想克服旅游产品的衰退，维持旅游产品的持续性，只有在现有的旅游产品进入衰退阶段之前就实施新的旅游产品替代措施，并保持对该旅游地独特性的理解与欣赏。只有这样，那些正在经历衰退的海岛旅游地才可能重新把握过去曾经拥有的繁荣。

表5－3　海岸带度假地重构战略

摘自：Agarwal，2002。

一个旅游地的衰退是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前者削弱其竞争力，后者提高了市场条件下的竞争强度。这种内外双重因素导致的衰退是一种持续性威胁，不一定与旅游地生命周期过程或特定的资本阶段相关，但需要外部力量进行干预以实现重组。重构是一种连续过程，必须建立在对当地资源与环境独特性的深入了解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持续推出一系列有效的重组措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旅游地或旅游产品的振兴，相比较而言，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是一种基本模型。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衰退及其反应可以发生在任何阶段，并非只存在于特定的停滞期或衰退期，而产品重构理论则将衰退和后福特资本阶段的重构联系起来，提出了面临衰退风险的旅游地振兴对策。

（三）物理－自然资本模型

借鉴20世纪30年代Lotka与Volterra提出的捕食者－被捕食者交互作用生物学模型，Goodwin（1969）与Samuelson（1971）等人利用物理资本与自然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建立了物理资本－自然资本模型来进行研究^[2]，最近旅游业研究中也出现了这类模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的内在机理，Hernandez ＆Leon（2007）提出了一个旅游地物理－自然资本交互作用模型^[3]，从旅游开发与环境压力交互作用的角度阐释了旅游开发投入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影响。

1．物理资本模型

基于一个旅游地的游客总量受到当地自然资本及人为投入的物理资本的双重影响假设，构建以下物理资本模型：

其中，V为游客总数量，K为物理资本，X为自然资本，a为开发率，α指物理资本对游客的吸引力，h代表其他未包括在该模型中而对游客总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

该模型显示物理资本与自然资本具有替代作用，在自然资本非常充足的条件下，物理资本投入低并不代表游客数量少，即自然资本可以弥补物理资本的不足。随着旅游地的开发，无论是自然资本，还是物理资本都会发生一定的贬值，特别是物理资本属于不可再生资本，其价值大小直接受到其资本贬值率的影响。在初始的自然资本维持不变的前提下，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物理资本增长是爆炸性的（图5－4）。旅游开发所产生收益的再投入使物理资本快速增加，而只有物理资本的贬值会对物理资本总量产生减值作用。因此动态的物理资本量为：

其中，r为旅游收益率，s为再投资率，δ_K为物理资本贬值率。

图5－4　物理资本动态模型流程图（Hernandez ＆Leon，2007）

2．自然资本模型

自然资本属于一种可再生资本，自然资源的恢复可以增加原有的自然资本储备，这种自然资本的恢复或再生能力代表着环境吸收污染物或抵御衰退的能力（图5－5）。自然资本最大值X由初始的自然资本总量＾X来表示，这代表着一个旅游地未遭到任何损失前初始的环境价值。

其中，R为自然资本再生总量，δ_X为自然资本再生率。

物理资本的存在会给自然资本带来负面影响，如道路、旅馆、车辆等给环境带来的价值损失，而且自然资本的开发也会影响到环境价值。游客越多，旅游开发程度越高，自然财富的损失也就越大，因此自然与物理资本与旅游的环境之间都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其中，I为旅游对环境的影响，β说明物理资本对环境退化的影响，d为改变物理与自然资本环境影响构成的影响率。

因此自然资本的动态变化函数为：

图5－5　自然资本动态模型流程图（Hernandez ＆Leon，2007）

这种建立在捕食者－被捕食者交互作用模型基础上的物理资本（捕食者）－自然资本（被捕食者）模型显示物理资本的增长需要自然资本，但物理资本增长及自然资本开发的同时给自然资本带来了损失，从而反过来又阻碍了物理资本的进一步增长。对于一个旅游地而言，这意味着旅游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及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造成的游客过度增长最终会导致旅游地的停滞甚至衰退，不同的物理资本投入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旅游地发展结果，需要针对不同的自然资本条件来进行合理选择。在四类不同的参数组合中，高游客吸引力与高环境影响的“双高”组合代表的旅游类型为物理资本吸引游客寻求舒适的同时给环境带来很大的破坏，游客追求的是服务而非环境价值。英国与丹麦早期的滨海大众旅游以及地中海沿岸旅游开发初期的大众海岛旅游都属于这一类；而低游客吸引力与低环境影响的“双低”组合代表着旅游开发更多地关注自然资源，而非旅游接待设施与服务的舒适度，自然旅游属于这一类，同样也适用于一些文化旅游地。在其他两种组合中，高游客吸引力与低环境影响表示旅游发展提供了舒适的与高质量的旅游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尊重自然环境。一般用“后福特主义者”或“新游客”用来描述此类游客群体，这些游客具有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经验，与代表着标准旅游产品的“旧游客”有着明显的差别。最后一种组合是物理资本对游客吸引力影响较小，但对环境质量却具有很高的影响，这可能造成高质量的自然资源与低水平的旅游基础设施并存，如高密度的自然旅游产品（表5－4）。

表5－4　基于不同物理资本影响的旅游分类

摘自：Hernandez ＆Leon，2007（有修改）。

利用该模型对西班牙加纳利群岛3个海岛旅游发展案例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旅游类型的差异决定了旅游增长类型的不同，在旅游政策为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同的旅游类型具有不同的后停滞期特点。对于那些具有高环境影响的产品，外部投入因素的影响更大。在大众海岛旅游地，这种基础设施投入的效果是短期的和有限的；而对于环境影响小的“替代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可能带来旅游地的振兴（图5－6）。

图5－6　不同类型旅游地游客数量变化模拟（Hernandez ＆Leon，2007）

（四）旅游渗透指数模型

一般的国际旅游发展评价指标相对粗糙与单一，更多地强调旅游的经济影响，如旅游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支付平衡、就业与税收等，其他常见的旅游评价指标还包括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旅馆占有率、大型宾馆与外资所有权比重、旅游营销支出及类似指标等。由于上述指标基本属于独立的单维指标，其实际应用受到很大限制，缺乏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经济渗透指数或与非经济变量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环境压力指数。为了能更好地理解一个旅游地的开发进程，de Albuquerque ＆McElroy（1992）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三阶段旅游渗透指数模型（TPI）^[4]，并运用十几个标准经济与密度指标，以及游客停留时间与游船旅客的年度变化率对23个加勒比海岛屿进行了比较研究。

旅游渗透指数模型主要构建标准包括：一是利用能采集到的标准数据单向指标（为了归一化过程的简便）；二是容易进行合理的解释；三是足够全面以获取主要的旅游渗透维度；四是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按照上述旅游渗透指数构建标准，作者选择了一个由相互独立且交互联系与重叠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渗透三个亚指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其中，经济渗透指标选择游客人均消费，原因在于其数据估计的一致性，是衡量旅游整体影响的标准指标，而且与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紧密关联；在社会渗透指标选择上，基于类似的一致性、可获取性与常用性等原因，以一个旅游地每1 000名常住人口的日平均游客密度作为衡量社会渗透的指标。尽管该指标只是一个旅游地社会影响的间接代理指标，而且其综合水平掩盖了重要的游客季节与空间集聚特征，但可以用来在小岛背景下了解东道主－客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对于环境渗透指标，则选用单位旅游地面积上的旅馆房间数量来衡量。该指标可以反映一些旅游开发对旅游地物理环境、景观与基础设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另外和其他两个指标相比，该指标对于游客的季节性变化也不敏感。

旅游渗透指数模型的构建分为三步，首先是选择变量来衡量3个影响维度的旅游发展；其次是依据被计算的变量来标准化指数；第三是将旅游渗透指数作为未加权重的三个标准化影响指数的平均值来进行得分计算。游客人均消费被选作总体经济影响指标；游客与当地居民比例作为常见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指标，更严格的指标是旅游渗透比。同时考虑到一日游游客和邮轮游客，并以千居民人口为单位计算，作为总体的、间接的主－客恼怒/拥挤/社会文化压力代理指标；人口统计指标选择偏好所谓的旅游密度比。对于衡量环境渗透，更直接的指标，如人均游客电力或淡水消耗量，或者年度可耕地损失率或毁林率，由于数据获取困难而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选择每平方千米旅馆房间数量来衡量旅游对物理环境的影响。

旅游渗透指数模型指数体系构建采用Albuquerque与D’Sa（1986）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数与Briguglio（1995）的小岛脆弱性指数方法，对所采用的3个二级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旅游渗透指数：

对各岛屿旅游渗透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表5－5），一些传统的加勒比海旅游地，如圣马丁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阿鲁巴群岛等国际知名海岛大众旅游度假地的旅游开发程度已经很高，持续旅游开发潜力受到海岛旅游承载力的制约；一些新兴旅游地的旅游渗透指数仍然很低，旅游开发有待进一步加强。结合以往的海岛旅游地发展经验分析，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加勒比海岛屿旅游开发重建产生了两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一是过去成功的旅游地为了经济的繁荣已经牺牲了社会和环境的稳定性，而新开发的旅游地也似乎屈从于同样不可持续的大众旅游发展路径。由于缺乏早期预警系统，海岛决策者急于获取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效益，但忽视了大众旅游开发的破坏性后果。特别是在资本高度密集的旅游投资方利益驱使下，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旅游接待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完善的景观规划与管理，以避免超越岛屿脆弱的环境承载力是传统海岛旅游地与新兴海岛旅游地所面临的共同任务。

表5－5　加勒比海主要岛屿旅游地旅游渗透指数

（续表）

摘自：McElroy ＆de Albuquerque，1998。

McElroy（2003）按照旅游渗透指数计算结果将世界主要的岛国旅游地分为三类，即最发达的、中间的和最不发达的。受旅游发展影响最大的岛屿主要是位于加勒比海的那些小型岛国，具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人造景观、高密度的游客和旅馆占有率以及较短的停留时间，而最不发达的主要是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大型岛屿，具有小规模的基础设施、没有邮轮旅游、更长的平均停留时间和低占有率（McElroy，2006）。其中，最发达岛屿由13个高度发达的国际海岛旅游地组成，其特点是人均游客消费接近1万美元，平均日游客密度超过170人/千居民，平均每平方千米的旅馆客房数量接近25间。这类岛屿又可分为三小类，第一小类是5个传统的度假岛，包括百慕大、英属维京群岛、美属维京群岛、夏威夷和马耳他；第二小类是最近新发展的大众旅游市场，包括阿鲁巴、开曼群岛、圣马丁、特克斯与凯库斯、关岛和北马里纳斯群岛；第三小类是两个著名的潜水旅游地荷属安第斯群岛和萨巴与圣尤斯塔堤乌斯。

旅游渗透指数评估结果对于决策者而言可以作为一种间接的早期预警信号，特别是对那些正在经历或接近高密度、潜在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地。旅游渗透指数的优势在于代表了旅游影响的一种综合量度，然而也正是这种高度的综合性，旅游渗透指数的应用也存在很多限制。首先是该指数不能衡量旅游发展的空间集聚度，这对于游憩活动主要集聚在海岸区域的岛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量度。此外，该指数也没有考虑到单一岛屿国家的二元化发展，掩盖了群岛国家中单个岛屿间发展的差异；其次是该指数以年度为评估单位，掩盖了旅游活动的季节性；第三是作为一个单一年度、跨部门的指标体系，这些变量中没有一个可以把握海岛旅游长期的发展经验和适应性；最后是作为一个陆基活动指标，可能不能准确地衡量主要以迎合海上旅游的特定旅游地的游客活动影响（McElroy，2003）。

（五）生态足迹理论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一种区域生态承载力评估方法，通过比较区域生态供给能力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差异来衡量区域人类活动承载能力。生态足迹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Rees（1992）提出，并由其学生Wackernagel（1994）提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生态足迹将每个人消耗的资源折合成为全球统一的、具有生产力的地域面积，通过计算区域生态足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值——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准确地反映了不同区域对于全球生态环境现状的贡献。生态足迹既能够反映出个人或地区的资源消耗强度，又能够反映出区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资源消耗总量，也揭示了人类生存持续生存的生态阈值^[5]。

表5－6　常见均衡因子估算标准值

摘自：陶在朴，2003（有修改）。

生态足迹理论将地球上具有生态生产能力的全部面积形象地比喻为足迹，并把它分为建筑用地、海域、草地、林地、耕地和能源用地六大类，人类全部消费与可持续状态则由此六类不同的地球表面所提供的生态生产力所维持。鉴于不同类型面积之间的生态生产力差异，为了综合比较各类空间，需要通过“均衡因子”来统一不同类型面积的标准值，即各类空间与世界平均空间之间比较的相对产量（通过初级或绿色生物生产力来衡量）。通过“均衡因子”的标准化处理可以方便地进行横向比较，但由于确认全球各类区域不同生物生产力的困难，导致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均衡因子”估算。目前常见的包括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和欧盟提出的标准（表5－6）。

目前，国际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分为综合法和成分法两类。其中，综合法主要用于国家层面的生态足迹计算，即自上而下地利用国家级的数据来进行归纳计算；而区域（省、市）、行业、公司、学校、个人的生态足迹计算则采用成分法自下而上的利用当地数据进行。成分法同样把土地占用分为耕地、草地、建设用地、林地、化石能源用地及近海海域六类，并已成功用于英国怀特岛的生态足迹分析（陶在朴，2003）。

旅游生态足迹是生态足迹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各种资源消耗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即把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消耗的各种资源和废弃物吸收用被人容易认知的面积观念进行表述，这种面积是全球统一的、没有区域特性的，具有直接的可比较性（杨桂华，李鹏，2005）。Hunter（2002）最早将生态足迹与可持续旅游联系起来，提出了“游客生态足迹（TEF）”概念。G9ssling等（2002）则按照Wackernagel等（1999）提出的生态足迹计算方法框架，将游客消费与废物生产与6类主要的生产空间相联系，包括耕地、草地、森林、海域、建筑用地和化石能源用地。其中，建筑用地是指已经被道路、建筑物或公园所覆盖，生物生产力没有被利用或可以利用的区域。化石能源用地则代表新种植的森林面积，需要将其保留以储备人类活动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同时将资源和空间利用分为交通、接待、活动和食品与纤维消费四类，其中交通足迹需要考虑能源与基础设施需要，基础设施则包括道路、铁路、停车场和机场等。

旅游生态足迹由直接的游客足迹和迁移性劳动力足迹构成，其中游客的交通、淡水需求及能源利用是旅游生态足迹所重点关注的领域（Sonak，2004）。G9ssling等（2002）对塞舌尔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发现：旅行主要的环境影响来自于游客的交通需求，且绝大多数能源足迹是空中旅行的结果。任何面向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战略必须寻求减少交通距离，反之任何建立在空中交通需求上的旅游本身就被视为是不可持续的。海岛保护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吸引高端游客的绿色、原始与可持续旅游地形象，但为了实现海岛旅游生态足迹的均衡，需要在海岛之外大面积的生态腹地来维持。

旅游生态足迹是一种综合的生态指标，整合了多种经济因素，尽管未将社会及制度因素包括在内，但由于其结果的直观性使其很容易被理解，并被决策者所利用，有利于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虽然生态足迹在旅游环境影响评估中存在很多优势，但在一些方面仍存在应用上的缺陷，如没有包括国际空中旅行在内的确定影响；没有考虑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动态变化性和恢复力；没有考虑全部旅游影响内容，低估了旅游开发的总体影响；计算区域可能存在交叉，有些区域可能具有多种功能，存在重复计算等（Sonak，2004）。由于生态足迹是一种全球角度的环境影响分析，并非理解地方性旅游环境影响的适宜方法，而且不能明确地阐述土地的相对价值，如果将之与一些“地方性”的方法（如环境影响评估或可接受最大变化极限）结合起来，可能成为一种旅游可持续性评估更有价值的工具（G9ssling et al，2002）。

（六）公共池塘理论

公共池塘理论^[6]研究建立在公共产品理念基础上，Hardin（1968）提出的“公地悲剧”揭示了公共产品的不可持续性。过去30年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公地悲剧”是真实的，但并非不可避免的（Ostrom et al，1999）。作为公共产品的一个特定部分，公共池塘资源（CPR）也被称为“公共产权资源（CPR）”，是一种由自然与人造资源系统组成的产品类型，具有减损性和非排他性，其开发存在拥挤、污染及过度利用等问题，与可持续利用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由于其特定的资源规模与资源属性，利用物理及制度方式来排除其他受益人的成本是高昂的，而且一个利用者的开发减少了其他资源利用者的可能性。正是公共池塘资源的这种特性形成了其潜在的困境，使人们追随短期利益所造成的结果不符合任何人的长期利益。影响公共池塘资源管理体制设计的资源属性包括资源系统的大小与承载力、资源的可计量性、资源流的时空可获取性、系统中资源储备数量、资源移动性、资源再生速度、影响再生类型的生产技术多样性等（Ostrom et al，1999）。

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涉及两个特定要素，即限制进出与建立激励机制，使开发者通过资源维护来取代资源的过度开发。开放型资源的枯竭可以理解成市场失败或产权认定的失败，现有文献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如开发者偏好的改变与资源管理制度设计等。其中，制度设计包括征收资源使用费、通过立法来限制开发以及进行资源产权分配等。制度需求导致制度的出现，但制度的出现并非想当然的，只有在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改革者确信能从改变中获利，其他相关团体也得到类似的收益，而且监测与实施成本相对低廉时，制度改革才有可能发生（Good ＆Reuveny，2006）。

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包括渔场、牧场、森林及水源等，旅游资源也具有公共池塘资源特征（Healy，1994），特别是针对独特的小型海岛旅游资源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旅游资源的过度利用问题与其公共池塘资源特性紧密相关，现有的旅游开发体制缺乏适当的资源维护与改善激励机制。一旦出现过度利用，可持续发展标准就难以满足，严重威胁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Briassoulis，2002）。一个旅游地的所有资源都被游客、当地居民及其他人共同利用，通常将任何一类人排除在特定的资源利用之外是困难的、社会上不可接受的或物理上行不通的。此外，一个用户的消费减少了其他人可消费的资源总量，甚至包括那些供给相对丰富的资源，如空气、淡水与景观等。旅游产品具有广泛的、高度变化的时空覆盖率，覆盖范围从地方到全球尺度。旅游资源最突出的特性是具有多样化的产权机制——包括国有、个体、集体与开放产权（Healy，1994）。这就涉及不同的生产与管理体系，并形成不同的开发与保护焦点，特别是与现有利用与管理规则相冲突的外部用户对当地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到旅游资源的状态与价值，同时这种开发也受到当地居民以及游客、旅游企业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影响（Briassoulis，2002），因此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应全方位考虑，照顾到旅游地、旅行开发机构及游客多层次的利益。

公共池塘资源过度利用造成的自然资本的减少直接影响当地资源自给自足的能力，这在社会经济与环境相对脆弱的海岛地区是非常突出的。相对于其他地区，特殊的地理空间属性使海岛旅游开发缺乏竞争力，过度开发对海岛环境及其资源造成的损失巨大，如西班牙东南沿海和巴利阿里群岛。偏远海岛旅游地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满意的交通及其他类型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旅游地起到保护作用，控制爆发性的旅游开发、抑制外来人口增长以及维持其社会文化稳定性。Briassoulis（2002）对旅游资源开发出现的问题归纳了多种解释因素，包括旅游产品的公共产品本质、组成与大小，资源管理体制的多寡、异质性与动态变化，资源的多样性、异质性与利用变化，用户搭便车问题，岛屿等小面积区域的累积影响，影响发生的时空同步性，游客需求的多变性，开发决策与规划的文化及结构因素，社会经济、技术与文化变化以及相关背景因素等。

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政策应以推动旅游地自身及更广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采取更具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旅游开发对策，协调相关各方的兴趣，了解公共池塘旅游资源的时空分布变化，鼓励更广泛的地方决策参与与管理自治（Briassoulis，2002）。鉴于旅游资源的公共池塘资源属性，采用预防性与适应性资源管理范式来应对旅游产品开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过度利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