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螺村的土楼视频

2.3.2　山村旅游“开发经营权出让”模式及其弊端

与农民各自为政的“个体户”开发模式不同，目前另一种较为普遍的开发模式，可以称之为“旅游开发经营权出让模式”。在了解该模式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以下“土楼抢夺战”的新闻报道，这是山村旅游中上演的一出由企业开发、运作的古村落旅游而引发农民争利的实例，反映的正是该模式存在的问题。

土楼抢夺战　世遗成了“祸根”？^[12]

当年村民挖野菜吃树皮修复的土楼，成为了中国第36处世界文化遗产。本抱着大欢喜的土楼人，为了自己的收益权而抗争，却被抓了。村民们抱怨：如果不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本来生活得挺自在的。

46岁的黄菜香每天早上醒来，从文昌楼的大铁门望去，就是自家种的300棵柚子树，三月，柚子花开，香气漫山。黄菜香的丈夫黄克冲，在山里还种了100棵梅树，150棵柿子树。

这里是福建南靖县田螺坑，是中国第36处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群所在地之一。

黄克冲上有父母，下有在外打工的儿子和嫁出去的女儿。田螺坑的村民们对他都点头称道：“村里最老实最勤快的。”一家人日子过得平稳安逸。

2009年，黄克冲却成了通缉犯。他跑了。对他的悬赏缉捕令从村口一直贴到60千米外的南靖县城。

黄菜香每天晚上在文昌楼顶层——三楼10平方米左右的卧房里流泪。这座椭圆楼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每户都是三套房，一层的厨房，二层的粮房，三层的卧房，一户一直排，整齐划一。这个村1000多人，常年居住不到半数，除了黄克冲，有18人因为土楼分红的争执被缉捕过，现在还有7人在押。

老人们说，祖先荫庇后人的东西——土楼，现在成了“祸根”。

原来守着的是一个宝

土楼人家平常栖居的，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精壮的男人们大多在外打工赚钱。不农忙时，老人和女人们会在土楼里摆小摊，卖蜂蜜、麦芽糖、山里的药材，还有土楼的各种小标志。

女人都是娶进来的媳妇，田螺坑里仅有的外姓人。游客歇下来，逗土楼里的小孩玩，问看管的媳妇：“家里有几个孩子？”土楼媳妇回答说：“两个”。实际上可能不止两个，被计算的是男孩。

他们说两种方言，村里人交流，说客家话；和外村人交流用闽南话。外省人来了，他们操起半熟的普通话。土楼媳妇有时会请游客去见村里的老人家，泡一壶铁观音，取几块麦芽糖，听老人家讲土楼的历史。

77岁的黄逢愿是村里的长老之一，常年着灰色中山装，一口闽南话。女人们在一旁七嘴八舌地翻译：“我们是600年前，在河南光州为了躲避战乱，一路南迁过来的。最后在田螺坑落脚的是黄氏家族。”

躲避战乱而迁徙的客家人，“恨藏之不深，恨避之不远”，不得不在这海拔788米的湖岽山半坡上面对土匪和野兽。黄氏祖先想到的防御招数，是建造一座易守难攻的楼房，把全族人聚拢在里面。1662年，建造了步云楼，也是唯一的方楼。后来慢慢建成另外四座圆楼，成了如今被称为“四菜一汤”——五座土楼。

黄逢愿不断和游客解释：“这是先祖做人的道理——先方后圆，也是天圆地方的含义。”福建人相信风水，五座土楼也是按照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八卦方位建造。

一有红白喜事，负责主持的都是村里的老人。黄逢愿年轻时就热心帮忙操持村里的红白喜事，村民们都很敬重他。每座土楼中厅都供有神像，老人们在中厅主持。能仰望到天空的天井，可以摆满20张桌子，坐下大半个村子的人。

这里的孩子，吃遍家家户户。第一层厨房10平方米一间，围成一圈，孩子们端着碗从这家跑到那家。鸡鸭养在天井，每家的鸡鸭戴有自己的标志。哪家杀鸡煮鸭，小孩们就拿碗在厨房边等着。人越来越多，小厨房不够用，土楼人就在中厅摆灶台，煮大锅饭。房子不够住，土楼人就在土楼外搭水泥房。

这样的日子他们过了近百年。直到1999年下半年，南靖县里来人说，把中厅的灶台收起来，不要在楼里养鸡养鸭，把土楼外的房子也拆了。南靖县政府决定把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确定“两群二楼”——即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楼群和贵楼、怀远楼为“福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点。

土楼人才知道他们原来守着的是一个宝——世界的建筑奇迹。

他们日夜面对的这些掉渣却不会倒塌的土楼，“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也就是说它至少符合了世界文化遗产六项标准中的三项。

也开始有游客来这里，走访拍照一座座土楼。县里在山顶边建起观景台，20元门票观一次“四菜一汤”的全景。土楼人觉得自己马上要发财了。去外地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等待创业的机会。家里人把灶台砸了，鸡鸭杀了，协助镇政府把牛棚、猪棚拆除了，把紧挨土楼的水泥房也拆了。

他们开始眼巴巴盼着等着“申遗”成功，也开始追忆起陈年往事。1936年农历八月十四，白军烧毁了田螺坑的步云楼，被烧毁的房屋有400多间。这是当年村里唯一建造好的土楼。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振昌楼和瑞云楼当初只有一个框架结构，楼层之间只有木头没有木板，所幸没有被烧毁。

土楼人只能再建家园。1953年，重建步云楼，新建和昌楼。当时黄逢愿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和村子里的年轻人从山上打来石头做地基。为了防止土楼吸水，土楼的地基往往要建5米高，这就要花费一年。

然后用净红壤土，配上细河沙或田底层泥，反反复复翻锄发酵成为熟土，一层一层地夯墙，在夯墙过程中加上竹片或小竹子，起固墙作用。一层楼夯完，要晾一年，等泥土干透，第二年再建第二层。田螺坑的土楼有三层，加上地基，要建造4年才能完成。

这4年里，黄逢愿和全村人放下一切农活，挖野菜吃树皮，才有了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

“个人利益要向申遗让道”

2004年春节，到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们回乡过年。正月初一，一大早，大伙约着去村里几个长老家拜年。67岁的黄活军家是必须走访的。那天有小辈提议说，老人家们忙了一辈子，现在也清闲了，村里应该组织一个老年协会，多带老人们活动活动。在村里的老人中，黄活军的年纪最轻，大伙动员他出来带个头出个力。

黄活军应承下来，和大家商量：“农村人两手空空，老年协会要办起来，不但要有经费，还要有场地，我们上哪弄钱去？”大伙七嘴八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把生计饭碗全砸了，还不是因为这几座土楼能赚钱，现在也没见得来钱。

那一年，镇政府土楼分红，村民每人一年只分到九块钱。这让土楼人很受刺激：“土楼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应该享有收益权。”

黄活军最终决定带着老人家们到村口收票。正月初二，黄活军带着六七个老人去收票。每人一本笔记本，手写票据撕给游客，收到的钱数在笔记本上登记下来。原本在村口收票的镇里工作人员和村里人相熟，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到村口收票，年轻的工作人员也只能退让一旁。

一连几天，老人家们越干越起劲，没有停止的意思。工作人员只能上报到镇政府，也有游客反映票收得不正规。正月初五，当时的副镇长从十多千米外的书洋镇赶到田螺坑，一看，村里辈分最大的几个老人家们都在村口，赶忙拉住黄活军好言相劝：“最好不要这样，要相信政府。”

老人家们没有停止收票行动。60千米外的南靖县旅游局也没法，只能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出让土楼群的旅游区门票经营权。

2004年2月27日，中标的是田螺坑的老村书记黄志华，承包期限两年。黄志华必须在签合同的当天下午5点前交清19.8万元的承包金，除此之外，还有2000元的押金。黄志华用20万元承包下门票权。这两年间，村民每人每年的分红提高到60元。村民们坦然的坦然，眼红的眼红，还算相安无事。

2006年2月，黄志华的承包到期，南靖县旅游局一心筹备土楼申遗，没有再把土楼门票经营权继续招标的意思。

2月15日，黄志华带头拟了一份“问题反映与要求”递交给书洋镇政府，其中第一点是明确“产权问题：田螺坑土楼群属田螺坑村民先辈的遗产，财产权应归村民所有。”第二点提出“分配问题：旅游局应向田螺坑村民承包，从2006年起承包金最低10万元，每年增加20%以上，承包款一次性交给田螺坑村。”

这份村民集体签字的“问题书”没有得到认可，县里、镇里把形势讲给土楼人听，“一切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要向申遗让道”。

这后来成为南靖县人民检察院起诉黄志华的理由，“县旅游局充分考虑田螺坑村民的经济利益，将门票收入的20%返还给村民作为福利收入。2004年初，被告人黄志华不满政府的上述安排，唆使农民给政府施压，并整理出一份有关分红、修路、路灯等要求的意见书交给村民签字后上交旅游局等”。

这个20%的门票收入补偿，是南靖县政府挨个旅游景点打电话咨询后的结果。土楼管委会主任吴泓璋了解到，20%已经是最高的。“我们给九寨沟还有很多景区都打电话沟通过，他们给村民的安置补偿的门票补偿就7个点，甚至只有1个点，我们当初这么定也是希望村民能够收益更多一些。”

3月1日，黄志华为首和书洋镇土楼管理处签署土楼群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转让土楼资源、道路、公共设施和其他无形资源，规定土楼管理处每月付给土楼群业主3300元。合同一签就是两年，从这一年开始，村民每人每年拿到分红50元。

相比之下，南靖的土楼申报“世遗”投入资金超过4亿元。其中3亿翻新南靖山梅公路，南靖县城通往各个镇的交通干道。另外1亿元用于环境整治，共拆迁不协调建筑物2.88万平方米；改造不协调建筑物5.68万平方米；等等。2008年南靖县土楼景区共接待游客109.8万人次，游客翻倍，突破百万。旅游收入34107.8万元，翻了3倍。

2008年3月，土楼人和土楼管委会的协议书到期。田螺坑的老人们商量，应趁着签新协议要求提高土楼的分红，于是带头向土楼管委会提出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世遗”申请成功后再解决问题。

土楼管委会主任吴泓璋觉得可笑：“门票收益怎么能成为村民的主要收益？投入建设都是政府投入的，村民没有投入什么钱，得到这么好的环境，应该努力发展副业赚收益，怎么能盯着门票钱。”

但田螺坑的村民认准了这部分钱。4月，田螺坑村民全村人集中在步云楼——他们称为“四方大厅”，开大会商议土楼分红。田螺坑第18代到24代祖孙都来齐了。大家举手表决，选出村里5个代表，第18代老人——85岁的黄活维、77岁的黄逢愿，另外两位70岁以上的老人黄板台、黄承昌，年纪最小的是67岁的黄活军。

5位老人在中厅主持会议，要求当天就拿出申遗成功后和镇政府的谈判条件，确定土楼分红的价位。大部分村民的心理价位是政府将土楼门票收入的40%给村民，为了留有砍价余地，大家合议，按照70%的比例出价。

最终确定了6个谈判条件：①土楼是土楼人祖先留下来的，要70%的分红；②厕所太远，不方便，要多建两个；③学校让出一个教室做老人活动中心；④牲口不能养，这一块要给补贴；⑤房子不够住，要安排地方让村民建房，或建好后，村民去买；⑥土楼是村里老人们建的，他们要得到低保补助。

在这份会议记录上，各家各户的户主签名同意。会议记录放在黄活军家的菜橱中。4月底，5个老人拿着这份记录和镇政府“谈判”。得到的承诺还是申遗成功后解决。

7月7日，田螺坑村民等了10年的“世遗”申报终于成功。田螺坑的村民们放下兴奋，又通过电话反映，得到答复是半个月后解决。

“如果不来处理，下次我们关楼门”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白天，南靖县委书记陈忠厚在枟全县推进工业强县、旅游名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枠中最后强调：“今天晚上，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请大家在观看开幕式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对那些无理取闹的老信访户，可以采取非常手段，确保这些人不离开南靖，不进京上访。”

晚上，田螺坑所有村民又一次集中在“四方大厅”，还是村内5个老人在中厅主持会议，村民们集中在天井。村民们说，像上次一样直接上观景台收门票。这一次他们决定全村人一起上观景台，用“最激烈”的方式向上反映问题。

5位老人许可了。但是要求村民们必须做到三点：第一，18岁以上的，男女不限制；第二，任何人不能动手，打架自己负责；第三，要有始有终，既然是一起去收门票，就得大家说回来才能回来，不能中途离开。

当晚，村民黄贵疆回乡。他和妻子在厦门的工地边给农民工做小炒。四川大地震，农民工纷纷返乡，生意越发难做。黄贵疆和妻子商量，老家的土楼申遗成功了，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而且又有手艺，会炒菜，可以回去开个饭馆。妻子张宝香支持返乡。

回来当晚，夫妻俩没赶上晚上的村民大会，8月9日早晨8点，夫妻俩跟一百多号村民去观景台收票。意料之外的是，那天游客极少，黄贵疆和老人们叨咕：“不对劲，每天客人都很多，今天怎么没了。”老人们让他带一些年轻人去看看，十几个人就骑着摩托车去村外看究竟。

在田螺村外面，一块牌子指引称：“前方公路塌方。”游客在村外看到进不去，都绕道去其他景点。黄贵疆连忙招呼游客：“没塌方，里面好好的。”进田螺坑不易。从厦门市，或者南靖县每天进田螺坑就只有掐时定点的几班车，从书洋镇进田螺坑，搭乘摩的还要个把钟头。游客们千辛万苦到了，自然不愿放弃进来的机会。

临近中午12点，知道村民“闹事”的书洋镇镇委书记，赶来观景台协调，村民冲政府人员放话：“再不提高分红，就放火烧了观景台。”

镇委书记为了平息事端，拿来1.5万元，称：“这是今天的务工费，这件事一天不解决，我就一天给你们一万五。”把这些钱给了领头的黄逢燕分发。108个签字的村民，一人拿了100元，并打了收条交给镇领导。余下的3000元，村民们推选，让村里的老实人黄克冲保管。中午13点，村民散去。

事情依然没有结论。田螺坑人又等不及了。60岁以上的30个老人又开了一次会，再一次打电话催促镇政府干部。黄逢愿在电话中放话：“要不来处理，下次我要关楼门。”

镇领导“惊”了。南靖土楼一栋只有一扇门，三层高的楼只有第三层卧房有窗，当年这个设计就是为了防御土匪——将大铁门一关，土楼易守难攻。只要楼门一关，会给南靖县的旅游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老人黄活维更是放话：“房子是我自己盖的，你们不解决，我就把自己的房子烧掉。”

第二晚，60千米外的南靖县城赶来70多个警察，挨个把闹事的村民叫去谈话，解决“思想工作”。黄逢愿年纪大，当晚并没有惊动他。第二天，警察找他谈话：“你是不是头？”他说：“是。”警察说：“不能这样做。”黄逢愿说：“不能这样，你就来帮我处理。”警察解释，没有这么快处理。

惶恐的生活

也就真的没有这么快。8月26日，瑞云楼断水，黄贵疆跑到村口给瑞云楼牵水，一辆漳州市出租车在村口停住，下来4个身穿便服的男子，问黄贵疆：“你是黄贵疆吗？”黄贵疆有点愣，这几个外乡人怎么会认得他，还没来得及考虑就答说：“是。”

来人问：“土楼的事情要怎么解决？”黄贵疆吵吵起来：“说是会解决，但是还没解决。”来人说：“游客举报说，你们擅自收票，他们要交两次票钱才能进景区。”边上的村民一看，是警察来抓人了，上前纠缠起来，人多势众，把4个孤单办案的民警赶走了。

之后，黄贵疆跑到龙岩市西坡镇躲起来。很快，他和妻子一起被南靖县公安局从龙岩市逮回来，黄贵疆的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张宝香的罪名是“妨碍公务”。一个月后，妻子张宝香被取保候审，黄贵疆至今仍待在看守所。

黄志华没有闹事，但2004年“唆使农民给政府施压”，也被关押进看守所。77岁的黄逢愿也被关了7天，直到生病保外就医。

这一次风波，被抓去审讯看押的村民有18个。11个陆陆续续被取保受审，另外7个依然在南靖县看守所。但南靖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玉星至今不承认抓人，他说：“抓的都是违法犯罪的，和闹事没有关系。一个村一千多人，肯定会有七八个是打架斗殴被拘留的，很正常。村民也没有打公安人员。”

田螺坑却已开始人心惶惶，村里人平时碰面都不敢大声打招呼，以眼神代替，有事就耳语一番。每晚五六点，天微黑，村民们就早早地回屋拉灯睡觉。

警方没有停止追捕。黄克冲害怕，连夜逃走。第二天通缉令贴满整个村庄。

2009年3月，3个田螺坑人作为大家选出的代表北上，扎进北京校场口胡同的小宾馆，一住就是大半个月，天天往各个机构递材料。镇里、县里甚至市里的官员都惊动了，一边要把3个上访者拦回来，一边又开始微服私访到田螺坑做思想工作。

山里的生活开始慢慢恢复。2008年，南靖县政府投资2亿元实施土楼旅游“十大项目”，包括建设2个旅游商品一条街、10个停车场、4个山门、2个观景台等景点配套工程，以及完善10个污水垃圾处理工程，对“世遗点”进行维护加固，景区景点进行绿化亮化。

2008年10月调任土楼管委会管理田螺坑日常安全秩序的邱长乐，认为这里的村民100个里有99个是安分的。他看到的是土楼人开始井井有条地做生意，规划起饭店的开张。

2009年，南靖县政府又投入2亿元进行土楼景区的规划建设。

但经过这一折腾，土楼人不管见官见客，张嘴抱怨：如果不是世界遗产，生活得挺自在的。

从上面的报道可以看出，福建南靖县土楼的旅游开发和经营一直走的是外部企业承包经营的道路。根据笔者的初步调查，国外尚没有这种将整个村落的“旅游开发经营权出让”的开发模式。有学者将这种经营模式的出现，归结为古村落旅游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一种“变相的”企业治理阶段（姚国荣、陆林和章德辉，2004）。黄芳和浣伟军（2003）曾经从理论上对以企业承包为主、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古村落旅游开发模式的特征做过以下概括。

（1）古村落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外部开发者在取得经营权后，所有与旅游开发相关的项目如景点建设、景区内的环境治理等都由开发商承担，当地政府及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只负责处理行政事务，不干涉经营者的开发管理活动。

（2）企业化管理。与当地社区相比，外部企业一般在经济实力、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上都有明显的优势，更能够在古村落景区的日常经营管理上引入企业化的管理手段。有理由相信，科学的管理、良好的服务和积极的营销有助于旅游开发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3）旅游开发初期投入大，收益相对明显。为了保证企业良好的经济效益，企业可能在经营期的前期，不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现象，各方面的资金投入也比较大。由于企业经营是全方位的，门票经济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如民俗表演、商品销售、娱乐、饮食、住宿等收入大大增加，总体产出较大。

“旅游开发经营权出让”的开发模式，笔者总结为前述的“外源式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开发模式。在上述的实际案例中，由于古村落在旅游资源产权问题上的特殊性，我们认为，采用外来企业承包经营的“外源式发展”的旅游开发和经营手段，存在以下本质性的局限。

（1）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容易引发纠纷。将古村落的旅游经营权出让给外部资本来经营，意味着需要将古村落旅游资源（主要是古民居）的部分产权从当地村民对古民居的所有权中剥离出来。目前我国对古民居产权边界界定的模糊造成两类主体（国家与村民）就这一权利的归属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体现在古村落旅游的具体开发经营权上，围绕这一权利便出现了各种利益纠纷。

在福建南靖县土楼的旅游开发问题上，是外来企业与政府（福建南靖县县政府）签订经营合同获得了经营权。在这一缔约过程中，作为土地和房产的所有者，整个旅游开发过程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村民却被排除在了决策过程之外。企业每年从总的经营收入中支付给当地政府一定比例，然后再由当地政府在各级行政部门及村民间进行再分配。这种层层分配往往使得直接承受旅游开发带来的各种成本的村民得不到足够的补偿。

（2）旅游景区管理政策落实难度大。在目前缺乏相应的社区参与诱导机制的情况下，当地村民对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会因此受到影响，主动参与的意识不高，对游客的态度冷淡，对景区相关政策的不积极响应，等等。

更有甚者，由于古村落与其他旅游资源不同：古村落中民居的所有权是属于居民的，即使古村落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政府也只是拥有这些民居保护的监督权，因而如果是由政府作为出让方与企业签订合同，那么政府在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古民居所有权的错位。

（3）旅游经营存在长期不稳定性。在临近承包经营期末，基于外部企业的经济人性质，完全有理由假设企业会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步压缩或者停止对古村落旅游的进一步投入，并加大对旅游开发利润的攫取，以便做到自身利益在承包合同中止时刻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