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种族和农耕种族三次大冲突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3．游牧种族和农耕种族三次大冲突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吴于廑将两大部族由矛盾爆发而引起的暴力冲突形式，自古代起，直到13—14世纪，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部族三次冲击的浪潮。游牧部族之所以成为冲击的主体，是由于：它在人口上虽然不如农耕部族，但在主要的关键性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的差距不大。金属的冶炼和制造就是这样。这就是说，他们使用的武器水平大体相当。这样，一旦农耕部族国家因内部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力量衰落的情况，游牧部族在这时乘机向农耕部族进行冲击，完全有可能占据优势。游牧部族有一个农耕部族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这就是它相对于农耕部族来说，有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机动性强的少数能够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部族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以后，游牧部族本来就具有的机动性成倍地增加。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部族的文明先进国家，特别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于衰落的时期，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

在分析游牧部族的冲击力量时，吴于廑强调由马驾的战车的使用，以及骑兵的作用。他说，公元前16世纪初，大掠巴比伦的赫梯人，稍后从两河东部山区入侵巴比伦并且建立长期统治的迦喜特人，曾在两河北部立国的胡里特人和米丹尼人，都已知驯马，并大多有马驾的战车，而在两河偏北一带一方面和上述诸部族先后敌对，另一方面又彼此敌对的乌拉尔人和亚述人，也都使用战车，以加强他们的战斗力量。古代世界两个农耕文明发达最早的中心，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抵挡不住以战车武装起来的来自北方的游牧、半游牧部族的冲击。到公元前1000年代，断续由高加索山地南侵的西密里安人、斯基泰人诸游牧部族，不仅有大群牧马，而且已使用骑兵。在古代世界，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都有来自北方印欧人部族向南的冲击。东面，雅利安人冲入印度，有马有战车。而早于他们的印度河流域上的哈拉巴诸城邦，他们使用的是牛挽的车，这显然不是战车。只有牛挽的车的哈拉巴人，抵御不了拥有马驾的车的雅利安人。在西面，另一种印欧人，即最早一批希腊人，冲入希腊半岛，进入爱琴海文明中心的克里特。这批最早南下的希腊人，在荷马史诗中也有反映。荷马史诗所追忆和歌颂的属于这个时代后期的英雄人物，就是驾着战车去打仗的。

在战车发展为骑兵的问题上，吴于廑还指出一点，即在欧亚大陆的东面和西面，都是先有马驾的战车，然后才有骑在马上的骑兵。骑兵一人一马，下肢驾御，上肢战斗，人力配备少，而机动性能大为加强，还不大受地形的限制，和战车相比，骑兵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吴于廑还论述了这个时期中国的情况。他说，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经历着商朝取代夏朝的变化。消灭夏朝的商有没有战车，不能光靠后代的文献，现在只能存疑。至于商代，考古发现已经使人信而有征。如果商人确如有的人所说，是来自北方的，则他们利用双轮车也有可能是从北方来的。

以上所说，在古代欧亚大陆整个农业世界，约从公元前2000年代的中叶开始，都经历了由北方来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这就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冲击。当然，在中国灭掉夏朝的商，不能说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部族。卜辞反映他们已经经营农耕的生活。

吴于廑接着论述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冲击。他认为，在发动第二次冲击之前，游牧部族就已经掌握了骑射结合的骑兵战术，铁兵器也早已代替了青铜兵器。这时，欧亚大陆两端兴起不久的两大帝国，即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对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游牧或半游牧部族，都基本上采取戒备防御政策。汉武帝之所以把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以西玉门关，置河西四郡，沿边设置烽燧，随时报警，目的就是防止游牧民族南下。西边的罗马帝国采取类似策略，把多瑙河、莱茵河当作自然边界，在两条河上游空缺之处，筑起城寨来堵住缺口。在进入不列颠岛之后，它又在苏格兰、英格兰之间筑了一道城，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游牧、半游牧以及正在转向农耕的部族阻止在农耕世界的边线之外。

但是，从古以来欧亚大陆两个骈列地带的矛盾运动远未结束。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求从南方富庶的农耕地带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财富和物产，特别是他们部族中的上层，还倾向于农耕，要求内居，并获得比北方肥沃的土地。南方农耕世界的统治者，当条件具备的时候，也要开疆拓土，移民戍边。还有，为了强化自己的兵备，也要向游牧部族取得马匹。和平的办法是市马，但有时也用暴力手段去夺马。

吴于廑具体介绍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中国、印度和罗马的冲击。这次冲击以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而结束。

到13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作为主力的还有大量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冲击中作为主力的印欧人和闪米特人，原来是驾御战车或驰马弯弓的部落，这时大多已接受了农耕世界的定居生活，时间有好几个世纪以至一两千年之久了。他们不但不再是冲击力量的主体，而且变成受冲击的客体，成为农耕世界的防御者。发动这次冲击的蒙古人，各部族估计在内，总人口大概不出100万人，其兵源最大限额12—13万人。如果没有众多的突厥部落与他们联合，没有机动性极高的骑兵，就很难设想他们能把兵力作如此大范围、大幅度的有效分布。蒙古骑兵战马日驰约140—150千米，大弓射程可达180米，作战善于分兵突袭，围歼人数远远超过己方的敌军。其攻击力量之大，使分散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衰落中的南宋和哈里发，都对之难以形成有力的防御。松散的、不稳定的蒙古帝国形成后，到13世纪末，第三次冲击高潮渐渐平息。14世纪，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突厥首领帖木儿对中亚、西亚、印度的入侵，只能算是这次冲击的余波，帖木儿帝国在他本人死后就随即瓦解了。

吴于廑认为，两大世界的冲击，虽然有破坏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促进历史的发展的，对两种民族的发展都有好处。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使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对方学得了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喜克索斯人驾着双轮车冲进了埃及，统治埃及100多年，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却从征服者手中学得了制造和使用战车的技术。中国赵武灵王从北方的胡人那里学得了骑射之术，强化了他的国家的守备。而入侵农耕世界的游牧部族从农耕部族接受了更多的东西，即便是打了就跑、破坏了之后就引兵他去的，也学得了东西，而且传播给草原上的其他部族。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入侵，是历史上游牧部族对入侵地区破坏最厉害的一次。即使如此，蒙古人和突厥人在大肆破坏之后，还把有技巧的工匠带走。其目的，是为了供应生活和战争的需要。但是，发展着的历史却通过这一点，作为当事者的他们无从意识到这一点，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多少为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所意识不到的力量。

吴于廑论述了两大民族的冲击对彼此和世界文明的影响。总的说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水平较高的农耕民族，虽然在受到冲击时军事上处于劣势，暂时被征服，但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却显示出吸收、融化打进来的游牧、半游牧、趋向于农耕的各部族的能力，其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扩大，游牧世界的日渐收缩。其具体表现是：在三次冲击中，部族构成的变化包含着游牧部族的农耕化这样的内容。在三次冲击中，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有匈奴、鲜卑、拓跋各部族、突厥人、闪米特人、白匈奴、阿尔瓦人、西部印欧种人的日耳曼各支、斯拉夫各支、闪米特族的阿拉伯人等；第三次则大大减少，主要是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了。其可能原因是：每一次冲击的结果，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部族等，已经融入了农耕世界，虽然在这里、那里还有游牧部族存在，但再也发动不了向南冲击的浪潮了。

吴于廑强调说，在冲击中占优势的游牧部族，是以征服者的地位定居下来的，其上层统治者成为被征服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其一般士卒则成为某些特权阶层。开头，他们都鄙视农耕，认为游牧高于农耕，挽弓优于扶犁。但是，相对于游牧而言，农耕这一先进经济的吸引力是抗拒不了的。进入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到头来很少例外，大多走上农耕化的道路，从以游牧为本的经济走向以农耕为本的经济，并按照他们进入农耕世界时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逐步采取和适应定居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制度、道德规范、思想、学术和文艺等等。他们还会利用被征服地区原有的统治阶级，沿袭原有的制度，把农民的生产作为他们的租税俸禄之源。他们有的建立了大帝国。强大的王朝越能够适应农耕世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就越能维持他们的统治，这和农耕世界在不同阶段自身崛起的强大国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陆上交通。阿拉伯人的帝国除了发展欧亚两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而外，还发展了连接红海、印度洋、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