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利息率和资本主义利润率的高低问题

3．封建主义利息率和资本主义利润率的高低问题

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特别是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要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和封建主义的利息率孰高孰低问题。因为，假如后者高于前者，那么握有货币的人，就会用它来放债取息，或买地收取由利息率调节的地租，而不将它用来办资本主义的企业以牟取利润。事实上，封建主义的利息率是高于当封建主义还存在时，如果办资本主义企业可能产生的利润率的。这道理只要我们观察一下现在的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资本，以取得较高的利润和利息，便可理解。那么，西欧的资本主义为何能产生呢？

让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前面已涉及封建主义的利息率是高利贷利率，其高度只取决于供求关系^[4]，商业利润率和地租率都由其调节的问题。这是因为，借高利贷的人有两种：过奢侈生活的权贵和没落地主，他们借钱是为了挥霍，他们具有特权和地权以保证其收入；小生产者，他们借钱是为了生产，而他们生产也是为了生活；马克思说，一个小农只要死了一头牛，就不得不落入高利贷的摆布。由于借高利贷是为了挥霍和生活，其利率就要取决于需求，小农荒年为了活命，借活命钱付的利息就可以高到吞噬一家几代人的劳动的程度。正是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利润率之所以低于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的原因：前者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或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全部垫支资本之比，后者是农奴或农民的剩余劳动再加上部分必要劳动和全部垫支资本之比，而这部分必要劳动的大小，则取决于需要借高利贷的人的需要程度。

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提出的和解决的。他指出，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教会本来就禁止任何放债取息的行为。法律和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会更高。由于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钱，而票据业越是不发达，情况就越是这样。那时利息率相差很大，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时，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43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66%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43．33%为法定利息。早在13世纪，10%已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了。正是由于高利贷利息高于经营资本主义企业可能得到的利润，所以马克思指出：整个18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

那么，荷兰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马克思先一般地论述新兴的资产者对待高利贷的态度和方法。他说，现代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的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在这里，我们不谈论那种企图使贫民摆脱高利贷的措施，如公立的当铺。这种当铺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表示了一种历史的讽刺：虔诚的愿望在实现时正好走向它的反面。这里也不谈例如那位张伯伦医师或布里斯科的信用幻想，他们在17世纪的最后10年，曾企图设立农业银行，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发行一种纸币，使英国贵族摆脱高利贷盘剥。

值得注意的是：12和14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设立的信用组合，是由于海外贸易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发商业，需要摆脱旧式高利贷的统治和货币管理的垄断而产生的。如果说，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么，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从而更牢固地控制着国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反对高利贷而成立的新式银行，是在城市共和国里，首先是由从事对外贸易，因而获得巨额利润并控制城市政治权利的商人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那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计划设立英格兰银行时，代表地主阶级的英国托利党就抗议说：银行是共和国制度。在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银行很繁荣。但是，谁听说过有什么法兰西或西班牙银行呢？

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和汉堡银行（1601年）一样，并不是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银行发行的本票，事实上只是存入的贵金属铸币和贵金属条块的收据，要有它们的持票人的背书才能流通。但是，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管理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表现在利息的低微上。和当时的英国一样，17世纪的荷兰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以贫困为基础的旧式高利贷的垄断，在那里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

新式的生息资本或借贷资本取代高利贷资本的经济规律是：由新兴的资产者掌握政权的城市共和国，其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时，在资本循环中固定资本的折旧部分和流动资本的闲置部分，分别成为长期和短期贷款资本的来源，并由此产生现代银行制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逐渐壮大，于是就取代高利贷资本。马克思说：“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5]由此可见，城市共和国的产生和发展，即资产者的壮大和发展，对促使新式借贷资本的产生，从而压低高利贷资本有着重大的作用。

由上述还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也不论是从生产者中产生资本家，还是从商人中产生资本家（这一问题，下面还要谈），资本主义的产生都要以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城市共和国的产生也是这样。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西欧产生资本主义要比中国早些。因为它不存在农村公社，自然经济破坏得早，商品生产较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