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在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5．资产阶级革命在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以上所说的暴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乃至发展无疑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要政权仍然掌握在封建主手中，由于政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受到限制。一般说来，新兴的资产阶级是通过暴力才取得政权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暴力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农民为基本群众的。其成败与资产阶级的主观和客观力量，有重大的关系。这就是说，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本身并不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以发动农民而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使农民为之奋斗的目标走向反面，即从取得土地到丧失土地，从成为自耕农到沦为无产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恩格斯指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伟大斗争，在三次巨大的决战中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所有这三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大军都是农民。其典型形态是农民战争。但不能反过来说，凡农民战争，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已萌芽条件下的农民战争，提出分掉封建地主的土地的纲领，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第一次决战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反对教会的号召，唤起两次政治起义：起初是1523年下层贵族在西肯领导下的起义，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农民战争。这两次起义都遭到了失败，主要是由于最有切身利益的集团即城市资产阶级态度不坚决。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城市资产阶级给了它第一个推动力，而乡间的中农则使它获得胜利。这就是1640年开始的英国革命。它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就是新兴起的资产阶级同以前的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实行妥协。后者在当时虽然也像现在一样被认为是贵族，其实早已转变为资产者了。这是英国历史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化。这是因为，对英国来说，最可庆幸的，是旧的封建贵族诸侯已经在互相作战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者虽然也是这些旧世家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关系已经非常遥远，因而构成一个完全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意向，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认识金钱的价值，立即着手增加地租，把成千上万的小佃户从田里赶走，而代之以绵羊。这种妥协，导致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使封建贵族长期把持议会。这就使资产阶级化的封建特权所有者，仍然能从把持议会中得到好处。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有利于封建土地所有者的谷物条例，抬高谷物价格，以便提高地租，而由此提高工人的货币工资，降低利润，损害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直到1832年改革议会选举法，资产阶级在下议院的席位才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但上议院的席位仍由封建贵族所占据，资产阶级并没有全部掌握政权。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第三次资产阶级起义。这是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至交战的一方即贵族完全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的起义。法国大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特权的平民，包括农民、未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亦即封建社会的第三等级，反对拥有特权的僧侣和贵族，亦即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革命。

从阶级关系方面比较英国和法国取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时，马克思指出：“在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占统治的教会。在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贵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7]因阶级关系不同而结成的力量对比不同，使革命的结果同中有异：马克思的这种分析，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东方封建社会，农奴或农民的起义，真是此起彼伏，不绝于史，但是，始终未能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就中国而言，从秦末陈胜、吴广到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一类农民起义，不能有助于资本主义产生是不用说的了，因为这时还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我个人认为，迟至明代，中国尚未有资本主义萌芽，下面说明）。即使是鸦片战争以后，1851年，洪秀全以上帝会的名义，秘密串联农民，领导农民起义，并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这时中国尽管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下面说明），而且西方已进行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者太幼稚了，力量太单薄了，对这次农民战争没有影响，就是说，与16世纪德国失败了的农民战争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不同，太平军虽是农民战争，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的经济纲领就清楚了。有些历史学家只看它反对封建土地制度，按产量将田地分为九等，最优的1亩等于最劣的3亩，16岁以上的男女分一份，16岁以下的半之，并据此就认为是反封建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认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纲领，而没有看到，它规定每家耕种所得，连同副业及货币收入，除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外，剩余部分归公。这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

不错，太平天国后期还有一个经济纲领，就是洪仁玕执笔、洪秀全钦定的《资政新篇》，其中提出要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即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技术，准许有百万家财者办银行，发纸币，准富者请人雇工，这被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孤立地看是这样。但是，洪仁玕还有《天朝则例》，其中重申《田亩制度》中的规定：男子16岁以上，每丁耕田10亩。这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耕者有其田，而是同《田亩制度》一样，是每家都要耕田，都要种桑、养蚕、织布、养鸡、养猪等，即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这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全国都是个体农民，主要经营自然经济，发展资本主义何来市场？第二，全国都是自耕农，何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需的劳动力？因此，这是经济纲领中自相矛盾的条文，正如一些不中不西的方案一样，是学习西方时囫囵吞枣的产物。

这里顺便谈谈，有不少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纲领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不能实现，这当然对。但是，认为它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对概念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中相同的地方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从16世纪的《乌托邦》开始，直到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前，即欧文一系列试验和著作，都是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太低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性的东西，尚未充分显示出来，受此限制，就只能从理性出发，提出种种不能实现的解决矛盾的方案。这种方案越是详尽，就越是空想。

《田亩制度》不是这样。它不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纲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很少有人从洪秀全的生活经验来看《田亩制度》的由来。只有王振忠不是这样。他的《从客家的文化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的由来》^[8]对《田亩制度》的来源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出独到见解。这篇文章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后，我对《田亩制度》的初步看法如下：洪是客家人；在闽、粤、赣一带的客家人聚居地，有很多土楼或称围屋；其特点是数十或数百户同一血缘关系的人（偶尔也有两种血缘）同住在一间圆形或方形的土楼或围屋里，每家的住宅面积和规格相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住宅都是分等级的，唯独它们例外。再根据王对其农耕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我认为这简直是还留在农村公社组织内的人，从中原南迁后，适应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曾经重组的农村公社的残余。王振忠的文章还提到，客家人聚居地还存在公有制的残余，这就是蒸尝田。洪仁玕提到洪秀全之父就是管蒸尝田的。我是客家人的邻居，先祖是从中原南移的。在闽、粤、赣从中原移来的非客家人，多半是同姓聚居，凡是这样的都有一些公有制的残余，如蒸尝田和学田等，这同样是农村公社的残余。这就是说，洪秀全不能不受到农村公社残余这一社会条件的影响。《田亩制度》中规定25家为社会单位组织，设一国库，上述每家的剩余是国库的收入，婚嫁、生育、死亡、养孤、抚残、宗教活动等所费，由国库支出。如果说，上述的农工结合的经营是耕私田，那么，上交国库就是耕公田了。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井田制的翻版吗？总之，根据农村公社的残余这种生活经验而提出来的方案，是脱离西方和我们已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尤其是大生产的，也就是往后看，应该说是没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这同以后谈论的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在俄国存在的农村公社以及集体劳动的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取得新的技术，不经资本主义，就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有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