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层建筑对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维系作用

4．政治上层建筑对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维系作用

自秦汉至清，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都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这和西欧在领主经济动摇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才建立起这样的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主要的不同是：西欧的资本主义是在领主经济阶段的末期自发地产生的，它产生时这种政治制度如下面将分析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其后当这种制度说到底已妨碍其发展时，资本主义经济已逐渐壮大，羽毛已丰的资产者作为市民的代表，团结要求人身自由的农奴，为争取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政权，并利用它来发展资本主义，这当中涉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问题，留在下面谈；中国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下，就过渡到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并相应地产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这样，它就会起妨碍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上支持这一政治制度的，除了征收的赋税外，还有以财政为目的（因而具有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的国营事业，这包括生产的和销售（专卖）的，如盐、铁、茶、米、纸等，这些与民生密切相联的，也是最盈利的。但都被官家垄断了，百姓不能染指，这当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因为在高利贷资本的作用下，不买地收租、不放债取息、不经商牟利，而想办实业牟利，最理想的就是经营这些行业了。此外，官办实业，贪污浪费，对提高生产力毫无裨益，不能为新经济的产生准备条件。

其次，与地主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官僚政治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取代贵族政治的官僚政治，起初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因为根据才能选拔的官僚，比起那些凭血统为官的贵族来，理应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选拔的方法，经过实践，从隋唐到清末是科举制，即通过考试，择优任官。这里，我们撇开其后流于形式、贪污作弊，其结果往往是买官、捐官不谈，就其理想状态而言，就是使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本人或其子弟，有可能经过十年寒窗，再通过考试，变为官僚。这就是说，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公式：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演化为政治上的四位一体公式：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僚。这四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一来，被扰乱的阶级关系就不利于将农民起义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和西欧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科举制度又使某些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优秀人物，以为可以通过科举为官，然后国治而天下平———变革社会制度，以实现其抱负。中国的章回小说和传统戏曲，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很大部分的内容，就是歪曲地反映科举制度的改革社会的职能的；西欧的戏剧和小说绝无此等事。因为西欧没有科举制度。在中国，科举制度起了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作用：“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6]

再次，行会力量依赖专制制度，致使城市不能取得政治独立，从而削弱了市民革命的力量。王亚南说：“中国中世的这种组合或基尔特的发生，与欧洲中世的基尔特的发生，有其不同的特质。欧洲都市的商人基尔特，是在与当时封建组织对立的基础上发达起来的，而中国中世的基尔特，则是由商人与封建官僚的协力所形成。因欧洲都市是有独立性的，把握着都市商业特权的商人基尔特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要对一切外部的暴力的（封建势力的）干涉，而保护市场。然而中国的商人，或中国的都市商业，其本身就与封建势力结了休戚相关的不解之缘。从而中国的商人组合或商人基尔特，就是在封建官僚卵育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商人的利益由此得到保障，而带着极浓厚的‘商业精神’的官僚封建利益，自然也得到保障。在这形势下，中国的商人组合或基尔特的权力，乃不得不从属于最高的地方官长。”^[7]这样，中国中世纪的城市就不像西欧的那样，即不能取得政治独立，市民的力量就不构成对封建地主的威胁。

我们知道，马克思很同意黑格尔将中世纪的城市，即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社会称为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对封建主取得城市的政治独立，从而由市民领导农奴或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促使封建主义灭亡、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力量。这样的市民社会不仅突破了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的政治束缚，而且突破了它的思想束缚，后者主要是指，宗教的禁欲和禁利，在这里，赚钱被认为是合法的追求。正是这样，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8]恩格斯也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被黑格尔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中国就缺少这种和封建主义对立的市民社会，从而使农民起义不能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