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获成功及各自特点

4．法国和德国：都获成功及各自特点

（1）法国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强调建立大农生产

在西欧，法国是仅次于英国很快就进行产业革命的。从某一点看，它是在对前此实行的重商主义加以否定的基础上，是在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

原来经济落后的法国，在实行重商主义时期，由科尔柏主其事，他整理财政、振兴工业、压制僧侣阶级、没收寺院领地为国有、减小贵族阶级的权力、努力使资产阶级向上发展；废除内地关税、开设运河、引进各国最优秀的劳动者和技师、设置补助金和奖励金、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设立技艺学校和工科大学；牺牲农业的利益、要工业服从商业，以便从对外贸易中取得顺差。由于这样，法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几乎赶上英国。

但是，如所有的重商主义一样，法国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侧重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它奖励和保护的是罗纱、毛毡、丝、布和皮鞋一类产品，其生产有极其严格的质量规定；为执行规定的条例，就设置监察官，并实行严酷的惩罚；由于奖励这些工业部门，就增加财政支出，增加农民的负担。执行这样的政策，其结果则是限制了制造业者的企业精神，妨碍技术进步，农业凋敝，经济情况恶化。这样就导致资产阶级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作舆论准备的，最主要的是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其中以“百科全书派”最为重要。但他们主张的大多是政治思想，这里就不加论述了。经济思想最重要并具有法国特色的，则是重农学派诸子的著作；其鼻祖是魁奈。其实，他也可算作百科全书派中的一员，因为他是《百科全书》的撰稿者。

重农学派（physiocratie）意即自然统治，是重商主义对农业和工业统制过死的产物，也就是物极必反的产物，并具有法国特色。其方法论特点是：将使用价值看成是价值；由此产生的理论是：在农业生产中，投下的种子、肥料，以及消耗的生活资料（包括劳动者和经营者消费的，这时的经营者还没有脱离劳动，利润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而被认为和工资一样，是用于个人消费的），都可折合为农产品，它和产出的农产品相比是更小的，其差额就是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纯产品，也就是地租，它来自自然的赐予。由此，这个学派就认为农业部门是生产的；其余的工商部门，由于只能改变使用价值的形态和性能，使其更适合人的需要，而不能增加其数量，也就是不能提供纯产品，就被认为是不生产的。重农主义认为，农业中的纯产品是在生产中生产出来的，这是正确的。但它不是自然的赐予，它也不是全部成为地租。认为工业生产不生产纯产品，这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重农主义将使用价值看成是价值，从使用价值即物的观点出发研究问题。其实，即使从物的观点看，严格地说，农业也并不生产纯产品。因为物质不灭，也不增加，农业生产中投入的物质和产出的物质，从化学的观点看是相等的。

重农学派的看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它认为剩余价值即纯产品，不是在流通中而是在生产中产生的；农业中的纯产品确实是剩余价值，但它不是全部成为地租。此外，工业中也有纯产品，即剩余价值。

由此就产生其政策主张。第一，应实行大农业生产，因为它比小农能提供更多的纯产品，这就是经济学上大生产优越性原理的运用，但它有更深的含义，即以资本主义的大农生产代替封建主义的小农生产；具体地说，当时法国的小农，由于负担沉重，无钱改进耕种，所以土地每三年要休耕一年。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应实行单一土地税的政策；既然只有农业是生产的，那就应由土地所有者纳税，因为如果由农业经营者纳税，它最终还是转移到纯产品上；工商部门是不生产的，如果纳税，商品价格就要提高，农业部门的支出就要增加，最终也使纯产品减少，即所有税收最终都由纯产品承担，亦即由地租承担；当时法国尚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僧侣和贵族还存在，如人们所说的，僧侣是以祈祷报国，贵族是以血统报国，而平民则以纳税报国；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单一的土地税政策，要所有税收由土地所有者缴纳，矛头就是对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了。第三，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是重农学派遵循自然主义或自然秩序的政治结论，就是自由放任。

这理论显然是具有法国特色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将使用价值看成是价值，并且将投入的和产出的都从实物的角度加以观察，亦即只有物质的观点，缺乏正确的价值理论，而大体上又能说明纯产品即农业中的剩余价值的产生，这种理论只能产生在法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航海和贸易都不发达的国家。这就是说，小农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如肥料和种子都是自己生产的，所消费的口粮亦然，都不须经过流通或贸易，这样，即使没有价值和价格概念，也可以大体上说明纯产品的产生。如果是英国，一个商业、工业和航海都发达的国家，生产资料都是买来的，并且工业生产的投入和产出，其物质形态不相同，没有正确的价值概念，就不可能理解纯产品或剩余价值的产生。还有一点，如斯密所说，反对在法国为害最深的重商主义，必然是矫枉过正的：重商主义既然从流通出发观察问题，就来一个相反的极端———从一个完全离开流通也能进行生产的部门去分析问题，这样的部门就只能是农业部门。

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按照重农学派的主张，就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法国在实现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实行的却是保护主义。因为法国大革命后不久，就是拿破仑统治时期，他发动战争，几乎席卷欧洲大陆，并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正处于产业革命中的英国也对法国实行反封锁。其后法国的复辟王朝实行的也是保护主义。

法国尽管在大革命前已受到英国产业革命的影响，但是其产业革命的真正开始，则是在1830年的七月王政建立后。这是因为，大革命开始不久，在政权上，就有吉龙特派和雅各宾派的斗争，在斗争中，雅各宾政权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才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推翻，其后又是拿破仑统治时期及其进行的战争，然后又是封建王朝复辟：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很难进行工业建设的。从1830年开始，尤其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产业革命就迅速展开了。

这里要提一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法国流行的是萨伊的经济学，按照其中的所谓萨伊定律，即产品会自行为自己开拓市场，他是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原因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尤其是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使资产阶级预感到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于是英国的马尔萨斯（他一方面代表地主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为谷物条例辩护；另一方面又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提出为贫困辩护的人口理论）的经济理论和萨伊的经济理论，就承担了反对这一敌人的任务。按照萨伊定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是违反拿破仑的保护政策的。萨伊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原因在于：他代表法国名贵葡萄酒生产者和出口商的利益，要求自由贸易。不过，这只是在保护政策大潮中一小点不起眼的浪花而已。

（2）德国在国内实行自由主义，在国门实行保护政策

这时，在西欧各国中，德国的经济是较为落后的，因为海道大通使其从中世纪末期具有的优越经济地位逐渐丧失，盛极一时的汉撒同盟瓦解后，德国即为不断的战乱和国内各小邦国的分崩离析所折磨，而眼看着荷、英、法等国走上资本主义世界舞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的封建制度才逐渐解体，近代市民社会产生的因素才在崩溃的旧社会中发育成长。在对拿破仑法国作战过程中，德国诸邦有些已在19世纪初十数年内，实施农奴解放法令，规定了营业自由和废除妨碍国内商品流通的保护关税和财政关税。1834年，德国有三分之二的邦国，共同成立了划时期的关税同盟，工商业上各种限制废除了。在这十数年前即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其后就允许机械及熟练工人输出，德国利用此机会将其输入，奠定了初期产业革命的物质基础。

但是，与此同时，英国的工业产品也大量进入德国。在此条件下，德国在国内雷厉风行实行自由主义，以便有一个统一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在国门则要对本国工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切实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在国内实行自由主义，在国门实行保护政策，两者不可偏废。如果仅在国门实行保护政策，不在国内同时实行自由主义，没有自由竞争，或企业因特殊原因被保护起来，那么，本国的工业是不能成长起来的；反之，仅在国内实行自由主义，不在国门同时实行保护政策，先进工业国的商品自由涌进，幼小的本国工业也不能成长。因此，德国的经济理论必须同英国的相反，不能无条件地强调自由主义，而认为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并不是适合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是不适合于德国的。德国的历史条件使它有自己的“经济学”；换言之，经济学有其国民性。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就是这样产生的。其先驱是李斯特。李斯特的先驱是巴达。我们将其学说简述如下：

巴达极力攻击斯密，认为后者倡导自由主义是企图建立新的奴隶制，其实质是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奴役落后的国家。但巴达的思想只是消极的攻击，并没有对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提出理论依据。

李斯特不是这样。他极力对国家主义的政策提出理论依据。他在1841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序言中指出：“流行学派告诉我们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考虑到三个王国处于大不列颠一个政府之下的情况，这个原则显得是与常识相调和一致的，也是被经验证明了的。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这一制度取消以后的危害现象都是近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这一切都不容忽视；这些与我以前凭观察所得的认识都好像是直接矛盾的。……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像在上述各州各省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这使我要考虑到国家的性质。我所发现的是流行学派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采用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由此来努力达到别的国家凭了它们的商业在工商业发展上所达到的标准。”^[8]

为此，他就要说明德国的经济水平和英国等不相同。他将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狩猎时代、牧畜时代、农业时代、农工业时代和农工商业时代。德国处于农工业时代，落后于英国。因此，它不能采用英国那种自由贸易政策，而要实行保护政策。

为了赶上英国，他认为就不能堕入英国学派。因此，他提出和斯密物质生产力相对立的生产力学说：除物质生产力外，教育、宗教、家庭和行政管理等，都是生产力的因素；企图由国家利用和发挥这些因素的作用，以赶上英国。

在这里我要指出：这时德国的“经济学”与其说是理论经济学，不如说是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在德国的难产，使它缺乏产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经济学的生存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9]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理论经济学是不可能产生的。

很清楚，李斯特这些思想和主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一科学是要研究和揭示经济规律的，这样做时，是要将非经济因素予以舍象的，他没有遵守这一方法，就不能揭示经济规律。他提出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论，不是建立在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上，而是从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出发得出的结论；他的生产力理论，是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混在一起的大杂拌：这些方法成为其后的历史学派，即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相对立的庸俗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基础。尽管如此，他强调落后的国家不能无条件地采用先进国家的经济政策，他提出的政策主张，即德国要在国内实行自由主义、在国门实行保护政策，以实现产业革命，则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和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