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社的氏族习惯使日耳曼封建社会充满生机

3．农村公社的氏族习惯使日耳曼封建社会充满生机

奴隶制社会由于必然发生的矛盾而衰落了。对生产毫无兴趣的奴隶必然要释放。但是奴隶社会的意识却认为，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只是奴隶的事情；而现在奴隶自由了，因而社会也就没有人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了。这就是说，奴隶制社会自己是没有出路的。恩格斯认为，解决这个危机的是处于氏族或农村公社阶段野蛮人的入侵；在罗马奴隶制社会荒芜的城乡中产生的新社会之所以充满生机，是由于征服罗马的日耳曼人的野蛮性。这就是氏族或农村公社中的自由、民主原则以及妇女仍然保有的崇高地位和人们的血缘关系，总之，是野蛮人的精神，在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时，给封建社会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鉴于有些历史著作对灭亡罗马的日耳曼人社会组织的分析颇为混乱，这里有必要谈谈恩格斯的看法。恩格斯认为，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渗入罗马时，是处于氏族制度阶段。氏族的迁移过程长达数百年，因而其组织就逐渐松懈，不同血缘的氏族就成为邻居，就是说组成地域性的公社。恩格斯说，日耳曼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渗入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落组成，而是由包括许多世代的大家庭公社所组成，这种大家庭公社耕种着相当大的地带，又和他们的邻居一起，使用四边的荒地，像一个共同的公社。^[7]5世纪日耳曼灭罗马，将罗马2／3的土地，拿来自己分配，作为奖赏。分配是依照氏族制度的秩序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比较少，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部分地归全体人所有，部分地归各个部落和氏族所有。各个民族用抽签方法，将耕地和草地平均分配给各户。个别份地变为可以出让的私有财产。森林及牧场未被分配，而归公共使用；它们的使用，以及所分得的耕地的耕种方式，是由古代的习惯及全体公社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越久，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就越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在马尔克公社消失了，但其成员间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是很显著的。^[8]很清楚，这样的社会组织，不管名称有无变换，已经是农村公社了。恩格斯还指出：日耳曼人曾按氏族（genealoglae）住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这里使用的genealoglae一词，与后来的马尔克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由于这样，我们就应将恩格斯关于日耳曼氏族制度对欧洲历史促进作用的论述，看成是关于农村公社即马尔克之作用的论述。

恩格斯指出：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日耳曼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性，他们的氏族制度。这有以下几方面：他们个人的才能、勇武、爱好自由，将一切公共事务看成是自己的事务的民主主义，以及将生产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本能，这从在氏族内部并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接受赎罪，吃饭、睡觉和打猎，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类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荒诞的。正是这种意识，使日耳曼人取代罗马奴隶社会而建立的封建社会，充满了生机；他们的氏族习惯，他们的母权制时代的残余，革新了古罗马的一夫一妻制，缓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权，给予妇女比古代世界任何时期所能有的更高的地位^[9]；他们以马尔克形式保存了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将它带进封建社会，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阶级，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度的最残酷的条件下，具有能够形成地方性的团结及进行抵抗的手段，就是说，农奴虽然是个体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互不联系，但是氏族制度血缘关系的残余，使他们自然地按地区团结起来，对领主进行抵抗。从这方面看，无论是古代的奴隶阶级还是现代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这种武器。

最后这一点，我认为十分重要。过去，我们研究中世纪的农民战争，显然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与奴隶和工人从事的是大生产，在生产中自然就发生联系，生产条件本身就将他们团结起来不同，农奴和农民是个体生产者，彼此在生产中不发生联系，他们怎么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呢？恩格斯这里论述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即血缘关系对他们起了团结的作用。中国的太平军就是这样。他们的重要将领和大多士兵，都是从中原南迁到两广的客家人，多半按同姓关系，数十乃至百余户住在一座庞大的土楼或称围屋里，每家住房结构和面积都相同。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住宅都是分等级的，唯独它们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农村公社的残余。现在，闽西、赣南、粤东一带，仍存在着这种建筑，仍住着同族的居民。

我们不要以为，封建主义是由于罗马奴隶社会灭亡于日耳曼这一外因产生的。不是的。马克思说过：日耳曼封建的生产方式，是日耳曼这个征服民族和罗马这个被征服民族，发生一种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10]具体地说就是：“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了，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11]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是受其正在瓦解的原始公社所制约的。日耳曼人作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就是说，采取封建主义这种形式的社会制度，是接轨于奴隶制的，换言之，“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12]

恩格斯又从农村公社的家庭个体经济，和奴隶制末期产生的隶农制的个体经济是相同的这一角度，来论述封建主义的产生。恩格斯说：“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小块土地……这种小块土地主要地却是租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附着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他们不能和自由人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作是简单的同居。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13]

我国由周武王灭殷纣王开始建立的封建主义，情况和日耳曼灭罗马开始的封建主义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