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渔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浙江渔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开发利用进程加快与发展空间缩小的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水域滩涂被围垦、占用，养殖空间不断减少；捕捞强度过大、海上交通频繁和海底管线众多导致可捕水域不断缩小；陆源和面源污染排放依然严重，部分重要渔业水域丧失了渔业功能，渔业外延式发展的空间明显受阻。此外，由于陆源污染依然严重，一些鱼虾生长繁殖和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场所被严重破坏，部分水域渔场出现了“荒漠化”现象。

由第七章浙江渔业产业竞争力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到，浙江渔业的要素禀赋排在第五位，也说明了浙江渔业发展空间有限。

二、薄弱的产业基础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不断加剧

基础设施水平低、物质装备程度低、劳动力素质低的现状，导致产业基础不稳；渔业基础研究薄弱，科技应用水平不高，标准化覆盖率较低，支撑能力与产业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过度依赖于资源环境消耗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致使发展后劲不足。随着资源环境、生产成本、人民币升值、节能减排及产品安全等刚性约束的增强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薄弱的产业基础、粗放的生产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受新的海洋制度影响，海洋渔业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新海洋制度的实施，大批海洋捕捞渔船要撤出部分传统作业渔场，使近海渔场变得更为拥挤，海洋捕捞渔民面临转产转业的压力。但由于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渠道狭窄，资金缺乏，减船转业的难度大；加之资源衰退，渔业生产成本上升；渔民生产生活面临很大困难。同时由于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变化，渔民还难以完全适应，涉外渔业事件增多，渔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涉外渔业管理难度加大。

四、渔民持续增收需求与增收难度加大的矛盾逐步显现

现阶段渔民收入主要依赖于传统的捕捞及养殖业，受空间缩小、资源衰退、成本增加、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制约，渔民生计减少，效益空间缩小；渔民普遍存在的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偏少、保障不全等问题，渔民增收能力下降、渠道萎缩，增收难度不断加大与渔民增收愿望不断增强的矛盾日趋突显。

五、现行渔业体制机制与现代渔业发展要求的矛盾日趋尖锐

一是渔船股份合作制亟须完善。渔船股份合作制经过1994—1995年规范化工作后，基本形成“公司＋渔船”的经营模式，但随着时间推移，章程、合同和制度形同虚设，特别是资金股股东与纯劳力股股东及雇主的关系，易出现防汛成本计算差异和劳资纠纷。

二是股份合作制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缺陷。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合伙制，往往要承担无限责任，不符合现代企业要求。同时股份合作制停留在单船股份合作制上，逐步暴露出规模小、经营分散、抗风浪弱等弊端，很难抵御渔场和市场的双重风险。

三是渔业产业化程度低。渔业专业合作组织在浙江仍存在内部管理不健全等问题，渔业组织化程度不高、产业链不长等现状与现代渔业要求的标准化生产、专业化分工、产业化经营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渔业经营体制机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突出。渔业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机制尚未健全，安全生产和水产品质量监管压力加大，行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难以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已成为破解渔业发展“瓶颈”的关键环节。

此外，由于浙江水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不够健全，出口贸易壁垒增多，影响了水产品市场开拓。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了许多针对浙江水产品的贸易壁垒措施，贸易纠纷增多，由于浙江渔业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处理贸易纠纷的机制不成熟，使浙江水产品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加之浙江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管理体系尚不健全、质量安全监控手段薄弱制约了浙江水产品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开拓。

最后，浙江水产养殖水域规划和管理问题日渐突出，苗种引进和病害防治体系和手段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浙江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六、渔业发展后劲不足，社会化服务体系急待健全

一是渔民素质有待提高。浙江省渔民普遍存在着年龄结构偏大、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及技术岗位职务人员短缺等状况，面对渔业资源衰退、利润空间缩小等形势，继续沿袭传统生产作业方式，致使渔业经济效益不佳。二是渔业科技含量低。渔业科技基础薄弱，先进技术贮备不足，缺乏特色知名品牌，加上水产专业技术人员较少，渔技渔法相对落后，许多制约渔业发展的技术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三是渔业再生产资金紧缺。渔民前几年大量筹集资金投入渔业，至今尚未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自筹资金能力较弱，束缚了渔业生产再发展的能力。四是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渔业基础设施的落后、渔业村（公司）管理不规范等诸多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渔民投入生产再发展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