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成员战略的政治经济分析

二、APEC拉美成员FTA战略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APEC的众多成员中，墨西哥和智利是在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方面最积极、最富有成效的两个成员。近几年来，秘鲁也明显加快了参与自由贸易安排的步伐，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总体而言，APEC拉美成员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很多共性，即他们都成功地将国家自身的特点和自由贸易区的优势紧密结合在一起，实施了多元化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一)以自由贸易安排促进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等拉美国家长期坚持的以“进口替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很大困难，财政和金融危机频发。在这种情况下，APEC拉美成员开始接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陆续开展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从而为APEC拉美成员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了最直接的内部动力。

在APEC 3个拉美成员中，智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率先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力图通过贸易自由化、价格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国企私有化等措施来建立起外向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智利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措施来简化税则、降低关税和消除关税壁垒。其中，智利政府采用非歧视性单方面降低关税的做法，不仅在拉美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很罕见。在实施改革前的1973年，智利的平均关税为94%，最高关税达500%，进口中的50%须由智利中央银行授权。从1974年开始，秘鲁政府放弃了实行长达40余年的进口高保护政策，开始实施关税改革。到1977年8月，智利的最高关税已降至35%，最低关税降为10%。改革后智利的外贸体制基本上适应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智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再次启动降税计划，到20世纪90年代初，关税水平降至11%。1994年加入APEC后，智利的降税进程进一步加快。在1996年向APEC提交的单边行动计划中，智利宣布从1999年开始的5年内，将关税从11%降至6%，到2010年前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到2020年实现商品、劳务和投资领域的全面自由化。在降低关税的同时，智利政府还基本取消了所有的非关税壁垒，实行了货币自由兑换，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墨西哥经济改革的直接动因是1982年爆发的债务危机。这次危机几乎动摇了墨西哥经济的根基，也使墨西哥对其长期坚持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产生了质疑。由于与美国毗邻的关系，墨西哥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危机面前，墨西哥开始按照美国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要求和建议，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以推行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外贸体制改革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关税削减方面，墨西哥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982年的27%降低到1986年的22.6%。在非关税壁垒削减方面，从1984年起，墨西哥政府在短短3年内先后取消了7512种商品的进口许可证，使需要进口许可证的商品比重从1984年的83%锐减到1987年的26.8%。1986年7月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墨西哥对进口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将平均关税税率从1986年的22.6%降到1989年的13.1%。到1993年加入APEC时，墨西哥征收进口关税的商品只有101种，仅占进口商品总数的5%。除了上述内部改革措施之外，1992年签署并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是让墨西哥迈出了外向经济发展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秘鲁的经济改革稍晚于智利和墨西哥，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重点是推进贸易自由化，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国家的贸易垄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简化税率、取消汇兑控制、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等。1990年，秘鲁的最高税率为84%，简单平均关税为25%。到1999年，最高税率降至18%，简单平均关税降至13.5%。各种非关税壁垒也基本取消。与此同时，根据本国生产结构的特点，秘鲁积极实行贸易关系多边化政策，努力加强与美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扩大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经贸往来。上述改革措施有效促进了秘鲁的对外贸易，刺激了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在APEC拉美成员实施的经济改革中，对外贸易自由化都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而与其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可以被视作改革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有效手段。具体而言，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一国“锁定”其经济制度改革的既有成果，并为实现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注入活力。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往往面临着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使改革进程出现反复。而一旦该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或者类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按照协定内容推进贸易自由化就成为该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加入自由贸易区或类似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是向外部世界发出的清晰而有力的信号，表明其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市场开放是受到一体化协定约束的，因而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从实际效果看，APEC拉美成员通过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成功实现了巩固和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充分发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

20世纪末期，APEC拉美成员都已陆续完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从而为APEC拉美成员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外部动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占据了绝大多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代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体现出了多成员区域贸易安排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例如: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周期短，协定双方处理敏感问题的实效性和灵活性更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摆脱地理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制约，使协定伙伴国的选择范围更加广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成为协定双方在贸易互惠基础上加强政治联系的工具，在外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浪潮刚刚兴起时，APEC拉美成员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战略经济意义，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总体而言，APEC拉美成员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共性。

首先，APEC拉美成员在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时，始终以自由贸易协定的福利效果为中心，力求使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短期内为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不同，APEC拉美成员既没有能力、也不奢望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或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因此，他们在选择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时主要考虑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及经贸合作的前景，并不过多地涉及政治因素。

其次，在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APEC拉美成员都力争实现大国地区战略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平衡。虽然APEC拉美成员不想赋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更多的政治色彩，但他们都被美国、日本等大国当作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推进地区战略的重要伙伴。面对这一现实，APEC拉美成员的策略是在大国地区战略与自身利益之间找到结合点，利用大国急于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其地区战略寻找突破口的心理，在与大国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享受更加优惠的条件，获得较多的经济收益。

再次，APEC拉美成员都是在积极参与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以双边FTA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在APEC拉美成员中，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智利和秘鲁则参与了安第斯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框架下的南美经济一体化进程。多年来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历不仅使这3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还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经验。因此，与众多贸易伙伴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APEC拉美成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以更积极、更主动的方式谋求经济利益的体现。

(三)在网络化的自由贸易安排中充当轮轴

经过多年的努力，APEC拉美成员，尤其是墨西哥和智利，陆续和众多经济体建立了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以本国为轮轴的、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助于实现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减少对大国的依赖，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通过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区网络，APEC拉美成员还可以充分发挥桥梁和枢纽的作用，促进拉美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并从中获益。以墨西哥和智利为例，这两个APEC拉美成员已经与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从而确立了轮轴国度地位。其中，利用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经济组织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和智利分别成为了连接北美和中南美洲、美洲和欧洲，以及美洲和亚洲的重要桥梁。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希望以墨西哥和智利为“跳板”，更好地开发拉美市场，因此竞相与他们商签自由贸易协定，从而使墨西哥和智利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进一步扩大。近几年来，以墨西哥和智利的成功经验为借鉴，秘鲁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构建本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