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国家竞争力理论

2．2．1　早期的国家竞争力理论

在经济学中，竞争力理论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最早是从国家竞争力入手，其理论开始于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学说为一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思想基础；古典经济学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找到了进行国际竞争力比较的科学基础；以资源禀赋学说为核心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把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建立在更为直观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增长理论、人力资源理论等对国际竞争力来源的认识更为深入；贸易环境的变化，新贸易理论的提出为竞争力的获得提出新的解释体系。

重商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只有能实现并且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财富的直接源泉在于流通领域。但并不是一切流通都是财富的源泉，国内贸易虽然有用处，但不能增加国内的货币量，只有通过将本国商品输出国外，换回金银的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量。其中，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著名代表托马斯·孟提出的“少买多卖”原则最为典型，为扩大本国商品出口，减少外国货物进口，他提出12条纲领，着重指出要努力提高本国生产商品的质量并尽量降低价格，使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获胜，以保证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畅销。

重商主义的学说促使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封闭经济观念的束缚，开始用开放式经济观审视一国财富增长，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竞争开辟思想道路。但是，其局限于流通领域并奉行“贱买贵卖”的价值观并不能真正解释国际竞争力的来源。

在《国富论》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要有竞争力，它必须有相对最低的生产成本⁽²⁵⁾。他认为，各国贸易分工的基础是绝对成本差异，不同国家以其拥有的绝对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进行贸易，双方都能得到益处。他强调劳动分工的作用，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而分工的基本原则是人们专门生产各自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结果大家在分工和交换中都能获得比自己生产一切产品多得多的利益。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的理论存在一定的问题，它无法解释当一国在所有产品上都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而另一国在所有的产品上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其他国家时国际贸易情况。

英国古典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发展了他的观点，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只要出口那些它在生产率上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服务，进口那些它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服务，它就会从贸易中获益。”这里的关键词是“比较”二字，它意味着市场力量会引导国家资源应用在比较有生产率的产业，即使该国能以低成本生产某些产品，但它仍可能决定进口该项产品，而将产能用在生产更高优势的产品上面。同时贸易是因为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差异而产生的，而这种差异是由各国无法操控的环境或气候不同，导致偏好某些产业的发展⁽²⁶⁾。

在李嘉图和斯密的理论中，贸易是建立在不同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之上的。指出商品成本的比较主要依靠各国内的劳动成本，也就是单位产品包含的劳动量，所不同的是，亚当·斯密比较的是劳动成本的绝对差，而大卫·李嘉图比较的是劳动成本的相对差，这样古典经济学从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进行国际竞争力比较的正确方向；其次，他们的理论摆脱了重商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中心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再次，他们的理论第一次系统地从比较成本的角度论证了进行合理的国际分工的必要性，把国际竞争力比较建立在从理论上可以量化比较的基础上。但他们的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很多，仅从劳动成本差异的角度出发衡量国际竞争力的高低有失偏颇。

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他们认为，假设在各国的技术相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会决定于土地、劳动力、天然资源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差异。每个国家比较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上的差异后，选择发展条件最佳的产业，出口比较优势高的产品，进口比较优势低的产品。例如：美国拥有相对充裕的可耕地资源，因而是温带农产品——诸如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出口国。由此可见，产业竞争力是来源于生产要素的禀赋。

该理论对国际竞争力理论的贡献在于，把比较成本的差异同各国之间的土地、劳动、资本为核心的禀赋资源的差异联系在一起，为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比较找到一种新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中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但是，由于该理论将国际竞争力高低看成是先天的，由地理条件决定的东西，与实际情况有差异。

随后很多学者的研究不断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如：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并在这一概念基础上建立了“人的时间价值增加”的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能克服资本和劳动边际收益下降的倾向，进而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杰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保尔·罗默（Paul Romer）等学者提出的“内生人力资本增长”理论；波斯纳（P．Psoner）的技术差距论认为，一个国家必须不停地进行技术创新，才能保持比较优势；索落（R．Solow）率先认识到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丹尼森（Edward F．benison）提出了“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雷蒙得·弗农（Raymond Vernom）的产品周期论则认为产业竞争力在产品研制开发、成长到成熟的不同阶段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发达国家间和相同产业间的贸易日益发展，导致传统的贸易理论发生了相应变化，用规模经济来说明国际贸易成为新贸易理论的一个特色。新贸易理论的代表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产业内贸易主要取决于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收入递增和产品差别化。当一个国家的某一种产业能够有效地发挥出规模经济效益时，就可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向外销售产品；而当一个国家的收入达到相当高水平时，消费者就会表现出多样化的选择，从而为其他国家提供同类但具有一定特色的商品，规模经济效益与产品多样化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竞争优势。新贸易理论吸纳了经济区位论的许多思想，认为生产要素可自由移动，但需运输费用；生产区位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产生规模经济，并能够带来经济效益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