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大都市区治理
虽然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公共选择”学派的猛烈攻击下，关于大都市政府的讨论逐渐销声匿迹。但是，公共选择并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而且多中心的区域治理结构这一替代方案并没有缓解大都市区“碎化”等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有逐渐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区域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得到重新认识，不少学者主张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全球竞争之中。这样，区域政治“碎化”的顽疾也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批判的对象，于是以主张网络合作为特征的新区域主义得以兴起和不断发展壮大。
在新区域主义的文献中，广为人知的两本著作当属戴维·腊斯克（David Rusk）的《没有郊区的城市》[58]和尼尔·皮尔斯（Neal R．Pierce）等人的《城市区域：美国的城市如何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求得繁荣》了。
在新区域主义者当中，腊斯克可能算得上是最为关注市政边界问题的学者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他是新区域主义的学者，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传统区域主义的学者。[59]他认为，如果中心城的边界是弹性的，也就是允许中心城不断扩张，那么大都市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尽管曾有“公共选择”学派的非议，但腊斯克仍然认为，大都市区日见增多的经济、社会、种族隔离等问题日趋严重，并且成为美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进而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对策，就是重组大都市地区的政府结构。他说：“‘城市’必须重新定义为城市与郊区的再统一，这种重新统一是通过大都市政府取得的。”腊斯克强调真正的大都市政府必须是一个常规地方政府。他认为大都市区最直接、最有效的结构是撤市，给予县政府以充分的权力。但是他也强调，大都市政府并不排斥大量的专区政府同时存在。“一个大都市政府不必拥有所有的地方公共职能。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况，特殊政府和一般政府依然能够存在下去，但大都市政府必须控制不得被其他地方实体所否决的规划和分区的决策权。”从地域而言，一个大都市政府没有必要控制整个大都市地区，但是其所控制区域的人口必须占60%以上，而且大都市政府必须包含该地区的中心城市或众多中心城市当中的首位性城市。在现实中，腊斯克的大都市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能够控制郊区发展的城市政府，也就是他所说的“没有郊区的城市”。腊斯克主张的城市政策与大都市政府，对于大都市地区存在的经济与社会痼疾，无疑是一剂良方。但是多数白人中产阶级并没有实践这种模式的政治意愿，而且不少学者也质疑大都市政府能否真正代表居民特别是郊区居民的利益，因此以大都市政府完全取代郊区政府的建议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付诸实施的。
1993年尼尔·皮尔斯（Neal R．Pierce）、卡提斯·约翰逊（Curtis W．Johnson）和约翰·斯图尔特·霍尔（John Stuart Hall）出版了《城市区域：美国的城市如何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求得繁荣》[60]一书，进一步扩大了新区域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在书中，皮尔斯等人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城市区域（Citistates）的概念。所谓城市区域，简而言之，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即城市治理区域或城市主导区域。每一个城市区域都包括一个现有的中心城市及周边的城镇和居民区，并通过各种经济社会联系形成一个整体。此外，皮尔斯等人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角度推论大都市区管理的必要性，把对大都市区一体化的重视程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全球化经济已经并将继续被世界大都市区间的经济竞争所左右，而不是国家，这些大都市区可视为城市区域（Citistates）。根据他的看法，美国的城市区域在与世界同类城市竞争中有三个不利条件：中心城市和郊区以及郊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城市空间蔓延对环境及社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人对于构建有效管理城市国家的体系所持的怀疑态度。和腊斯克类似，皮尔斯也主张建立大都市政府的双层结构，而且上层结构必须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他认为政府联席会（Council of Governments COGs）模式暴露出来的缺点是他们的代表来自地方政府，而不是直接通过选举产生。这样一来，如果地方政府不赞同政府联席会的某些提议，他们可以通过代表轻而易举地破坏政府联席会通过这些提议。此外，皮尔斯还创建了一个“城市区域研究团队（the Citistates Group）”，大力推广城市区域的理念，并且运用城市区域的理念和方法，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区进行规划。[61]
身为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希斯诺里斯（Henry G．Cisneros）在其主编的《交织的命运：城市与国家》论文集中提出，目前的研究过于强调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区别，而较少注意两者在大都市区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事实上，中心城市和郊区在结构和经济功能上是大都市区“屋脊的两面”：如果中心城市衰退，整个大都市区和全国的健康发展就不可能持久，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减少城市和郊区的经济失衡现象。[62]1995年，希斯诺里斯主持的一项题为“授权：美国社区的新盟约”研究，再次确认这种观点，并建议联邦的城市政策应该“把穷人和贫困社区与区域经济机会联系起来”。
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区域主义研究逐渐从低谷中走向高潮，形成较大的声势，甚至还吸引了一些“公共选择”学派转而投入到新区域主义研究的洪流之中。例如，“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安东尼·唐斯在“新区域主义”运动中也颇为活跃。他撰写的《美国大都市区的新视角》，通过对菲尼克斯、西雅图、巴尔的摩、欧文斯波罗、达拉斯、圣保罗等6个城市的个案研究，发现美国社会普遍看重短期效益，而忽视了长期问题，如果仍沉溺于地方自治，置大都市区分割的现实于不顾，必将在全球竞争中丧失优势，因此他主张必须从更广泛的大都市区范围出发，在程序上更强有力，以便保证大都市区理性发展和缓解社会经济问题。但他也坦承，大都市政府改革的可行性不大，因此，务实的办法是区域性合作，强化管理。[63]从这一意义上说，唐斯也称得上是“新区域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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