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节　拉美经济发展模式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共有33个独立国家，12个未独立地区，拥有5亿人口，面积达2 070万平方公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曾经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之一。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地区普遍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在随后的90年代又先后遭受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致使该地区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进入新世纪，经过20世纪结构性经济改革，各国经济逐步走出困境，经济开始复苏，但不稳定性仍然存在。

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3个大国，在区域经济中占主导位置。从世界银行公布的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看，2004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GDP总量为20 219.95亿美元，这3个大国的GDP总量占地区经济总量的70.9%，其中墨西哥以6 764.97亿美元位居首位，列世界第12位。巴西和阿根廷分别以6 039.73亿美元、1 530.14亿美元排第二位和第三位。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二集团，四国经济总量也相当可观，它们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一起占据了拉美经济总量的90%左右，这7国的经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经济形势的变化。

然而从总体上看，2004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412 904.09亿美元)的5%左右，在对外贸易方面只占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2.8%左右，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还是太小。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拉美各国为发展本国经济，经历过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拉美国家大多采用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这主要与该地区受殖民主义统治有关。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拉美国家开始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40年代末该模式几乎在所有主要国家全面实施，50—6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一)保护国内市场，扶持幼稚工业

除英国以外，大部分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大都采取了保护本国市场的措施。因此，作为工业化道路的“后来者”，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时，对本国幼稚工业加以保护是必要的。

保护本国市场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对外高筑贸易壁垒。在关税壁垒方面，拉美国家一直把高关税作为限制进口的主要手段之一。各国关税水平虽高低不一，但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国家，如阿根廷20世纪60年代中期关税水平曾高达90%^[3]。在非关税壁垒中进口配额是最常用也最重要的手段，它涉及的范围广，主观随意性强，可以发挥关税难以发挥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本国市场，扶持幼稚工业。

在对外高筑贸易壁垒的同时，拉美国家对内则提供各种优惠措施，鼓励幼稚工业发展。为了使国内工业企业获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品，各国普遍高估本国货币，以降低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采用多种汇率制度，以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企业以最优惠的汇率获得所需的外汇。在资源配置方面，各国普遍向制造业倾斜，除了为其提供大量低息(甚至是无息)贷款外，农业出口收入也被制造业所占用。在税收等方面政府更是提供了大量的优惠。

(二)建立国有企业，完善基础设施

为了加快发展制造业，拉美国家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利用国家资本，在一些私人无力投资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设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成立，为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们本身又属于工业化部门，直接带动了全国工业化的水平。

工业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工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工业化之初就动用了大量国家资本，发展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如巴西在1956—1960年间，共铺设公路1.7万公里，铁路运营里程也达到历史最高纪录3.8万公里。

(三)积极利用外资

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拉美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大部分国家国内储蓄不足，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外部资金。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初级产品市场起伏不定的特点使得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也需要外资来平衡。为了吸引外资，许多拉美国家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外资政策，此时期墨西哥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控股比例约束放松。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等也纷纷取消了对外资的限制或给予外资更多的优惠。

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债务危机

(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30年里，拉美国家依靠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经济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这一经济发展战略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并逐渐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是其中最典型的问题，这种不平衡性既体现在该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又体现在各国内部经济发展上，而后一类型的不平衡性尤为突出。

1.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

拉美大部分国家是传统的农业出口国，不少国家还是世界上一种或数种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然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虽然使工业部门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农业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国家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相反，一些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措施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农业的发展。不但国内的大部分资源向工业部门倾斜，而且农产品的出口收入也被转移用于工业积累。长期下来就造成了工、农两大产业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的削弱又反过来影响了工业化的进程。

2.工农业内部的结构比例失调

不平衡性也体现在各部门内部。在工业内部，面向高收入阶层的高档耐用消费品生产行业迅速发展，而在某些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部门的投入明显不足，发展相对缓慢。由于各国普遍采取保护本国市场的政策，因此面向国内市场的制成品生产盈利就高，从而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增长较快，而出口制成品的生产相对较慢。农业内部的情况与此类似，面向外部市场的经济作物由于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其生产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面向国内市场的农作物生产，在国内工业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

3.进出口贸易的严重不平衡

在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拉美各国依靠农产品的出口基本能满足进口的需要。然而随着进口替代由简单过渡到高级阶段，进口替代品已从一般非耐用品向耐用品和中间产品、机器设备等转移，进口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口需求急剧膨胀。而与此同时，传统的农产品出口能力并未得到提高，对外贸易盈余逐年减少，逐渐转为逆差，并不断扩大。从图3－9可以看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除阿根廷个别年份以外，拉美主要国家的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拉美国家为了保持其发展的民族独立性，在利用外资上逐步采用国际信贷的形式，对外负债不断增加，对外贸易的不平衡性使得各国经济变得十分脆弱。

图3－9　拉美主要国家的贸易余额(1950—198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

(二)债务危机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弊端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系列不利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拉美地区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70年代后期，为解决资金的不足，不少拉美国家实行负债发展经济战略，过分依靠举借外债来发展经济。到1982年，拉美偿债率(债务偿付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1%，负债率(债务总额占同期出口总额的比率)高达331%。

在世界经济形势风云突变的影响下，拉美地区爆发了深刻的债务危机(见表3－1)。当年8月，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紧接着，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也相继

表3－1　拉美主要国家的偿债率和负债率(1974—1983年)单位:%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芝芸:《拉丁美洲对外经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页。

注:负债率指负债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率，偿债率指还本付息占当年出口收入的比率。

发生偿债困难，宣布无力偿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先后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债务清偿危机。墨西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外债的运用上还是比较有节制与稳妥的，但在70年代中期借债总量开始失控。在外债的使用上，也存在严重的倾斜，大部分债务集中使用于石油部门。到1981年，国际油价开始由涨转跌，初级产品价格猛跌，国际收支出现巨大贸易逆差，墨西哥政府大量举借短期债务企图以此渡过难关。1982年，各方面因素并未有好转，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危险线以下，墨政府已无力支付到期本息。此时，最大的债务国巴西也由于累积的外债规模过于庞大，在墨西哥政府无法偿付外债的影响下，新资金的吸收发生困难，被迫在1983年8月宣布中止对外支付。同时，墨西哥债务危机，无论是对经济本来就一直萎靡不振的阿根廷，还是对经济稍有起色的智利，都是巨大的打击。各国偿债困难增大，而新贷款又难以到手，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秘鲁与委内瑞拉的情况稍好一些。秘鲁本想在1982—1983年按期还债，但受危机影响，已是力不从心。委内瑞拉负债率和偿债率都比较低，但也未能幸免。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拉美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整个80年代以不变市场价格计算，拉美的GDP只增长了1.1%，而人均GDP则为－0.9%^[4]，通货膨胀长期居高不下，经济形势不稳，投资减少，失业率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异悬殊，社会更加动荡。无论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这样的拉美大国还是其他中小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均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倒退，如图3－10。像巴西在整个80年代，经济一直起伏不定，有三次经济增长为负值，最高是－4.39%^[5]。其他国家大致相同。从整个地区来看，从1985年开始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回升十分乏力。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衰退交织在一起，形势极其不稳定。

图3－10　拉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1980—1989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

注:以1990年不变价格。

三、经济结构调整与“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

经历了债务危机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拉美各国普遍实行了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认为，必须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国家干预过多，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一直以来实行的进口替代具有明显的内向性，它不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没有改变贸易单一化的局面。因此，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国家干预，强化市场机制；二是减少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扩大经济的外向性。

(一)国有企业私有化

在前进口替代阶段，拉美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干预。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大多数拉美国家试图改变这一模式，力图通过减少国家干预和扩大私人企业参与来摆脱当时经济困境。所谓国有企业私有化，主要是政府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转让给私人部门。当时拉美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有:国有企业的股票直接进入金融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公开出售国有企业的股权；以优惠的价格向本企业职工转让；无力还债的国营企业，实行债务与股权互换；向私人出租合约，将效益低的国营企业交给私人管理。随着拉美私有化的不断推进，私人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发挥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强化市场机制

在实施私有化的同时，拉美国家努力加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将市场机制直接引入经济领域，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使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公平竞争，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加快国内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速度；减少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取消价格控制，以便使价格成为反映市场信息的正确信号；放松对金融部门与外汇制度的管制，在法律体系上为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功能创造条件。

(三)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是拉美国家经济调整中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贸易开放，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经济深入发展。自由化的主要措施包括:降低国家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水平；贸易保护形式，逐步从以数量控制为主逐渐转变为关税调控为主，并逐步降低关税税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拉美国家在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达成一致主张。到1992年末，拉美大部分国家平均关税税率降到20%以下，如玻利维亚平均关税最低只有7%，巴西最高为21%(改革前巴西的平均关税税率为32%，最高关税达到105%)。

(四)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除贸易自由化外，放松外资的限制是拉美国家增强国民经济外向性的又一措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对外资的政策一直是比较宽松的，这次对外资政策的改革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外向性。这次改革使得投资领域更加开放，除一些国家安全敏感部门，几乎都对外资开放。外资申报和审批过程程序进一步简化，一些部门外资甚至可以不必获得政府许可便可经营。关于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在额度上更加灵活，如在阿根廷可以无限自由汇出，秘鲁也取消了利润汇出的限制。此外还实行了一系列对外资企业优惠的措施。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10多年中，新自由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以及拉美的经济改革，全盘否定了拉美国家以往实行的发展模式与经济政策。但其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导致政府在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难有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同时，由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拉美各国出现了收入不均、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

拉美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主要产生了五个方面结果:(1)20世纪90年代恢复了增长，但并没有出现普遍的高涨(或下降)，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低于50年代至80年代的水平。(2)出口大幅度增长，但进口增长更快，从而导致贸易赤字的扩大。(3)投资和生产率虽然“收复了在80年代失去的地盘”，但没有出现重大的成果。(4)就业滞后于不高的增长率，而且新就业的质量呈现出严重的问题。(5)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社会不公在恶化。

因此，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实现了可观的适度经济增长，但这一速度还是低于过去的速度，不足以弥补技术和社会发展落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专栏3－1　拉美和东亚发展业绩的差异

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原来较为贫穷落后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年时间内就跻身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行列。在50年代初，如果有人要预测此后30年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会取得迅速发展，“只有占卜者才会选择韩国、新加坡、台湾或香港。它们都缺乏自然资源。它们的可耕地与人口的比率如此低，以至于满足基本需求都成问题。”

相比之下，在大洋彼岸，拉美国家的经济虽也曾取得较快的发展，但总的说来显然是不及东亚。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因债务危机而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而东亚则因经济快速增长而愈益令人瞩目，甚至被认为是创造了“奇迹”的地区。

除了经济发展以外，拉美和东亚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也比较明显。例如，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东亚的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因此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能使较多的人受益。相比之下，一些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之不公则是尽人皆知，在世界上可谓名列前茅。

此外，东亚的贫困问题不及拉美那样严重。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以每天收入1美元为贫困线(按1985年购买力平均计算)，那么，在1975—1995年，东亚的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一下降速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近20年来也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增长，但在减轻贫困方面却几乎毫无进步。

必须指出，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拉美似乎是“失败”的，东亚似乎是“成功”的，但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东亚发展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拉美模式亦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实施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人开始要求东亚在防范和对付金融危机方面向拉美学习。例如，格拉汉姆和拉斯蒂格等人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许多拉美国家仿效东亚的做法，实施了深远的宏观经济改革和结构性改革。在这一进程中，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复苏。通过改革，拉美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尤其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后，拉美国家更加注重对金融部门的监督，因而能够将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江时学:《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有改动，具体的数据及引文出处，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