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第四节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

一、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及其根源

(一)金融风险的全球化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扩展与加深，一国与他国的金融联系日趋紧密。第一，金融自由化改革促进了各国资本项目纷纷开放，极大地消除了资金跨国流动的种种障碍，各国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地跨越国界进行金融交易，从而使原本独立的一国金融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之中。各国金融制度的改革，也使得各国金融运行规则日趋一致，各国金融市场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第二，金融创新的发展为各国金融活动提供了新的交易工具，跨国资金以此为载体，越境流动更加自由，规模也越来越大，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加强了市场的竞争，提高了金融业的效率。但是这也带来了很大的危险。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使得无论是一国金融市场还是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都会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连锁反应。此时，一国政府尤其是某个大国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的溢出效应也比以前来得更大，一国政策的变化常常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为各国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带来了新的困难。因此，金融全球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全球金融活动的融合，也表现出金融风险的发生机制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金融风险的根源

1.汇率利率波动

汇率与利率是国际金融活动重要的传导机制，两者的波动可以对一国的汇市、股市、债市、物价等等带来影响，当这种波动对一国造成负面影响且达到一定程度时，便有可能为该国带来金融危机。

汇率的波动会对一国进出口和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当汇率波动使本币被高估时，将会削弱该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造成经常项目失衡。逆差的不断扩大，会影响到该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并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对于那些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的国家，尤其如此。汇率的高估将会使直接投资流入减少，汇率的频繁波动也会使对外直接投资望而却步。

汇率的波动会对一国股市、债市造成影响。汇率波动时，将造成按不同货币定价的股票和债券资产的升值与缩水。如当一国的汇率对另一国的汇率上升时，按升值国货币定价的贷款或债券所要求的还本付息的金额相对于贬值国货币来说就大大增加了，这加剧了贬值国的债务负担，容易引发贬值国的债务金融危机。

主要国际货币的利率波动也是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资本的本性是追逐高利率，特别是短期性投机资本，哪个国家的利率高国际金融资本就流向哪里，这将增加对高利率国家的货币需求，导致该国汇率上升，而资本的过快与过多流动则会给一国汇市、股市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带来巨大的冲击。

2.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

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不断膨胀、金融工具的日新月异以及跨国金融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金融交易与实体经济逐步脱离。巨量国际资本已脱离实际经济交易的需要，游走于全球金融市场，寻找着利润机会，伺机而动。国际游资的存在，对一国金融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对一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是造成金融市场泡沫现象的重要原因。在股票、外汇、期货、房地产等容易引发投机的市场上，巨量资金的入市、出市，将造成市场的暴涨暴跌。如果投机仅仅局限于小范围内，一般还不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投机往往形成一种气候，一种心理，会导致成千上万亿美元金融资本的集体行动，这是任何国家或组织所难以控制的。当金融泡沫破裂以后，投机资本往往已获取暴利抽身事外，而留给当事国的便是金融体系的崩溃与经济倒退。

3.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

金融衍生工具是伴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起来的，其初衷是交易者为了规避金融风险而发明的。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逐渐被国际游资所利用，从避险工具变为投机工具，衍生工具这种角色的转变为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金融衍生交易相关的风险可以总结为企业特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两类^[10]。企业特定风险包括五种: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与法律风险。系统性风险则是由涉及整个金融活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它指的是金融体系抵御动荡的脆弱性。由于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它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与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通过这种联系传递到金融体系的各个角落，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在本质上是跨越国界的，系统性风险也更多地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这也为风险的防范带来了困难。

4.金融监管不力

监管不力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严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监管不力的主要表现是，金融当局缺乏及时全面掌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展动向与真实信息的有效制度安排及措施手段，对金融机构内部来说，缺乏对有关从业人员行为的有效约束，对一些关键岗位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此外，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一些国家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盲目开放，金融监管的不力使这些国家更易于遭受金融危机的侵袭。

二、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揭开了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序幕。拉美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后，迫切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国内建设，但国内资金匮乏，使得他们不得不依赖国际金融市场来融通资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的对外债务迅速增长。然而，国内政策的失误以及对外资利用的不当，使这些国家并未从对外借贷中获得好处，相反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在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此后，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纷纷跟进。一场席卷整个拉美乃至全球的国际债务危机爆发了。

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得更加频繁。1992年爆发了涉及10个欧洲国家的欧洲货币危机，受国际资本的攻击，芬兰马克首先与德国马克脱钩，实行自由浮动，英镑、意大利里拉、瑞典克朗以及挪威克朗也紧随其后，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其中英国和意大利由于经济不景气，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也重新调整了其汇率。到1993年9月，欧洲汇率机制中汇率波动的上下限不得不由±2.25%放宽至±15%，从而使欧洲汇率机制的稳定性名存实亡。

1994年3月，墨西哥革命组织党的总统候选人遇刺，使人们对墨西哥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怀疑，外资流入开始减少，外国投资者纷纷抽走其资本。墨西哥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到1994年12月底，外汇储备几近枯竭，政府不得不宣布比索与美元脱钩，实行贬值。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阿根廷、巴西、秘鲁等国的汇率也出现了大幅度下跌，这些国家的证券市场、银行体系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政府在救助过程中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96年，受美元升值和美国利率上调的影响，泰国经济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贸易萎缩和外资流入减速，再加上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迭起和政治动荡不断加剧，市场信心下挫，外资开始大量撤离，股市连续下滑。在此形势下国际对冲基金组织了一场对泰铢的大规模攻击。泰国中央银行为维持泰铢汇率几乎耗尽外汇储备，最后不得不宣布放弃钉住汇率制，一时间泰国掀起抛售泰铢抢购美元的狂潮，泰铢急剧贬值，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迅速蔓延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造成这些国家的汇市和股市连续下挫，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中国台湾、香港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承受着巨大的金融市场压力。此后危机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

受东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先后两次爆发金融危机，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上，占俄罗斯国债总额约三分之一的外国资本大规模外逃，引起汇率下跌和股市大幅下挫，再贷款利率一度攀升到150%，股市、债市和汇市基本陷入停盘状态，银行无力应付居民提款，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瘫痪。1998年8月，政府决定让卢布自由浮动，宣布单方面延期偿付以卢布计价的内债和部分外债，并禁止银行兑付外汇，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俄罗斯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延续，进一步表现出了当今金融危机全球化的特征。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

(一)国际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货币与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保护贷款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以及建立高效率、竞争性的金融体制。在当今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各国合作，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迄今为止，比较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一直是由国际清算银行领导进行，其制定的一系列《巴塞尔协议》也就成为国际社会金融监管的规范化、指导性文件。

1975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第一个对银行业实施国际监管的条例，即《对银行的外国机构的监督》(Supervision of Banks’Foreign Establishments)。该条例被国际社会称为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其主要意义在于它首次用国际协议的方式确定了国际监管合作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1)按照股权原则，将跨国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进行划分。(2)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银行的流动性、清偿力和外汇头寸。(3)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和东道国应共负责任。(4)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责任的分担。(5)各国监管机构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合作。此后，巴塞尔委员会又在该协议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并受到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与部分国际组织或国家的认可。

然而，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存在着一些缺陷，如没有对合资银行和外汇头寸的监管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协议提到了母国与东道国责任分担问题，但分工不明确，造成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因此，在1983年5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对银行国外机构监管的原则》(The Revised Basle Concordat，Principle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Banks’Foreign Establishments)，习称第二个《巴塞尔协议》。新协议与旧协议相比，主要区别在于采取了综合监管法；对迅速发展的银行持股公司作出了说明；将监管责任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进行了重新划分等。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统一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也就是第三个《巴塞尔协议》，就衡量和确定国际银行资本的内容及监管的标准达成了一致意见。该协议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关于银行合格资本的统一定义，把银行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其中核心资本是银行资本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关于资本充足标准的统一的衡量架构。该协议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第三个《巴塞尔协议》突出了风险防范在金融业运作中的核心地位，用资本充足率等一系列以防范风险为核心的指标取代了传统的各种指标，为衡量现代金融业的运行状况提供了新的尺度，从而推动了金融业的管理模式从传统的资产负债管理走向现代的风险资产管理。

1999年6月，针对国际金融领域的变化，巴塞尔委员会决定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协议被称为《新巴塞尔协议》。与旧协议相比，新协议最明显的变化有三个。(1)由原协议仅有的最低资本要求扩展为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共同构成的三大支柱。(2)在考虑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又引入了对操作风险所需的资本要求，使得监管资本能够更全面地覆盖银行面对的风险。(3)在信用风险的计算中提出了内部评级法，使得覆盖信用风险的资本金对风险的变化更加敏感。

除了以上协议以外，国际清算银行就金融监管还制定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协议文件，如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导原则》；1996年《资本协议修正案》；1997年《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等等。这些协议与《巴塞尔协议》一起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防范金融风险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日益受到重视，除了国际清算银行以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也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加强了合作。国际金融监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逐渐从银行业扩展到包括银行、证券、金融衍生产品、外汇及保险等在内的整个金融业。

(二)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不断爆发金融危机，在东亚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学家普遍承认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内在的固有缺陷:如缺乏行之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对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背景下的游资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传统的以IMF为主角的“一揽子”救助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国际社会提出应对IMF等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改革，加强国际货币合作。

(1)增加透明度。即国际组织采取措施鼓励成员国将有关经济政策、金融政策、操作行为、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可靠数据及信息及时提供给市场及公众。

(2)确立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标准和行为准则，如向IMF提供的特定数据的公布标准，财政透明度的行为规则，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规则，金融部门合理行为的指导原则等等，通过这些普遍被接受的标准以确保在各个国家层面上形成合适的经济运作体系。

(3)强化并改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体制，包括风险评价及管理体制。各国政府部门要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不断更新对金融部门的监管规则。

(4)吸收私人部门参与危机的防范和解救，以减少道德风险，强调市场约束，改善债权所有者结构。如允许私人部门共同推行危机发生国的债务重组计划，可以使得金融调整有序进行，而不至于出现金融腐败或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5)系统性风险的改善。

专栏8-2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

在讨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这一问题时，人们经常提到IMF的作用。事实上，自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IMF的作用和地位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受到严厉的批评。

对IMF的第一个批评是它经常在援助上附加条件。例如，它在援助陷入金融危机的一些东亚国家时，要求受援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以消除“裙带资本主义”，必须为吸引外资而保持高利率，必须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等等。

受援国为了得到IMF的资金而被迫接受这些条件，但受援国人民心中的怨恨却此伏彼起。在他们看来，IMF的援助是乘人之危，将援助作为“敲门砖”，迫使陷入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还有人认为，IMF的援助计划不仅无助于摆脱危机，反而使危机更为严重，因为在经济衰退时实施紧缩，无异于雪上加霜。无怪乎不少示威者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这样的标语:I.M.F.＝I’m fired，意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于‘我被解雇’”。

对IMF的另一个批评是它在危机面前反应迟钝，不能提供足够的援助。例如，1997年7月初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立即向IMF提出了要求援助的请求。但在最初几个星期中，IMF仅仅向泰国派遣了2个专家小组，协助泰国中央银行处理泰铢浮动等技术性问题。除此以外，IMF基本上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直到8月中旬，当泰国危机的“传染效应”业已扩展到其他东亚国家时，IMF才在日本主持召开了一个援助泰国的会议。

此外，许多人还指责IMF推行的一些具体政策。例如，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IMF没有要求东亚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其货币的价值，却鼓励这些国家提高利率，以阻止资金外流。然而，高利率使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因此，IMF使东亚“避免了一个恶性循环，却产生了另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也有人对IMF的业绩持肯定的态度。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知道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

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也有人对IMF的处境表示理解。例如，1996年7月，即在泰国危机爆发前一年，IMF官员在与泰国政府官员进行的年度磋商中曾指出了泰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如经常项目赤字过大，短期外债负担太重，对银行部门的监管不力，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等等。但这些忠告并没有引起泰国政府的重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IMF的权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受援国提出具体要求时，IMF才能在援助上附加一定的条件。

对于IMF的这种权限上的制约因素，有人提出了“萝卜加大棒”的方案。一方面，IMF应该满足前来求助的国家提出的要求，但同时也要规劝它深化改革，消除导致金融危机的种种隐患。另一方面，如果前来求助的国家不能答应IMF的要求，或在改革道路上半途而废，IMF就应该停止援助，并采取其他一些惩罚手段，其中包括禁止这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发行债券。此外，IMF还应该不公开地向这个国家的政府发出金融危机即将爆发的严重警告。如果这一警告仍然得不到重视，IMF应该公开这一警告，尽管这一公开或许会诱发危机的爆发。

资料来源:江学时:“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2期，第37—38页。

总的来说，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是大势所趋，每一个国家已不可能独立于全球金融市场之外，在享受全球化利益之时，也必然面临着全球金融风险的冲击。随着国际金融组织、运作和工具的复杂化，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破坏力也越来越大。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以及国际金融合作，可以降低金融风险，但在目前仍然难以完全消除。

本章小结

综观金融业发展的历史，经历了“综合化”、“自由化”到“专业化”、“限制化”再到“综合化”、“自由化”的一个循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自由化浪潮几乎席卷了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然而各国自由化的动因却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主要是受“脱媒”危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影响，主动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状况的落后，在独立之初大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逐渐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不得不进行以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

虽然各国改革的原因与改革的初始条件有所不同，但改革的内容几乎都包括利率自由化、放松资本流动控制、改革金融体制等内容。自由化改革为金融全球化奠定了全球基础，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在金融自由化基础上，全球资本流动限制越来越少，各国资本项目纷纷开放，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全球金融资产规模不断膨胀，已远远超过全球GDP的总量。国际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快速发展，既为人们提供了规避风险的工具，但也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跨境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将全球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各国金融发展，并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各国经济的增长。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大实践来自20世纪最后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然而全球化与自由化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金融风险的全球化使风险在全球迅速传播，全球金融危机破坏力越来越大，涉及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要求各国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与金融协调合作。

关键词

金融全球化　金融自由化　“脱媒”危机　金融抑制　金融深化　金融发展　金融危机金融监管

复习思考题

1.简述金融体制发展的几个阶段。

2.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特征。

3.当今金融全球化的特征。

4.全球金融风险的根源。

5.金融危机的有关防范措施。

【注释】

[1]刘锐、阎晓田、赵连杰:《东西方的金融改革与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2]所谓“Q条例”，即第Q项条例。美联储按照字母顺序排出了一系列条例，如第一项为A项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规则正好是Q项。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

[3]“大爆炸”(Big Bang)，原系天文学术语，喻指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于1986年10月27日起厉行的一次全面革新。在这一天，伦敦证券交易所为开放市场而设计的一批新的规章制度生效，“屏基市场”(Screen－based Market)也于这同一天启动。

[4]曾万达、罗伯特·科克著，黄兴海等译:《亚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货币需求和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5]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6]主要是因为肖与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系统地阐述了金融自由化思想，标志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诞生，而他们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次，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是落后的，它们更易受到金融自由化改革所带来的冲击，因此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更具现实意义。最后，同样是金融自由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内外部环境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更加迫切。

[7]以上实证转引自Richard L.Kitchen:“Financ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1986，pp.89—94。

[8]增长率的下降，是由于受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

[9]以上实证转引自坎哈亚·L·古普塔、罗伯特·伦辛克著，沈志华译:《金融自由化与投资》，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也介绍了相反的例子，如Capoglu关于土耳其的研究，Schiantarelli et al.关于厄瓜多尔的研究，第72—76页。

[10]李扬、黄金老:《金融全球化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