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世博会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五章　日本的世博会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五石敬路

东京市政调查会主任研究员

一、导　言

根据国际博览会条约，经国际展览局的认定并登记在册，日本至今为止共举办了五届国际博览会（通称“世博会”）：大阪两届（1970年和1990年）、冲绳一届（1975年）、筑波一届（1985年）、爱知一届（2005年）。历届世博会的召开都伴随着日本社会环境的激烈变化，以及世博会内涵本身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内涵”是指：世博会的主题和理念、效果、政策上的定位，以及人们对世博会的意识等。本文将对世博会的内涵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政策体系的变化展开分析和研究。

的确，世博会内涵的变化和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对应性，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例如，200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俗称“爱·地球博”）召开（3月25日）前，日本的中部国际机场先于2月17日开业，但其是否就是一项配合“爱·地球博”的召开而建造的工程呢？答案并不那么肯定。如果作肯定回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世博会催生了一项耗资8000亿日元的巨大工程。通过计算这项工程的经济、社会效益，我们可以得知世博会的效益有多大。

但是，如果我们查阅2002年4月24日国土交通省（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200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相关工程计划》，其列举的“爱·地球博”相关公共工程名单中并没有中部国际机场一项。另外，不知为何，磁悬浮线路并不是作为“铁路工程”分类的，而是放在了“道路工程”中的“地方道路”以及“街道”中。也就是说，哪些公共工程的哪些部分和世博会直接相关，标准并不明确。

就像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的那样，在当今日本社会中，人们已经对公共工程抱有很强的怀疑态度。让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10月10日）前夕，东海道新干线先于10月1日正式开通。那么，同样的疑问是：东海道新干线真的是为配合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建造的吗？中部国际机场和东海道新干线都分别先于世博会和奥林匹克这两大盛事举办之前兴建完工，让我们很容易推测两者之间有某种因果关联性（另外，东京奥林匹克的召开还带动了地铁、道路、下水道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改观）。

但是我们要问：如果没有世博会和奥林匹克，难道这些公共工程就不会进行了吗？这样的疑问值得思考。必须指出，兴建这些公共工程的背后，既存在世博会和奥林匹克这样一时性的需求，还存在更广范围的社会需求。若是缺少后者的话，可以预见，这些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兴建将造成巨大的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

回顾历史，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和1964年的东京奥林匹克确实具有更广的象征意义。即它们都是日本经济高度增长过程中发生的象征性事件。在此以后，日本开始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东京和大阪这两大城市的国际化新纪元也从此开始了。但是要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并不能确证这一点，即大阪世博会和东京奥林匹克是否真的促进了日本迈向发达国家行列的进程，以及东京和大阪的国际化进程。

基于以上视角，本文将分析内涵不断变化的世博会到底是如何和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关联的。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概述世博会本身发生的变化（从大阪世博会到“爱·地球博”），并描述人们对世博会意识的变化；其次阐述世博会理念的变化；最后分析与世博会内涵的变化相对应而存在的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

二、世博会的变化和相关公共工程

从1970年大阪的世博会到2005年的“爱·地球博”，日本的世博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现象和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世博会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的缩影。如盛大举行的大阪世博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象征，而围绕公共工程建设备受人们批评的“爱·地球博”则象征着在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日本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地进行各种大规模的工程开发。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举办过的历次世博会的概况。从表5－1显示的“总入场人数”来看，大阪世博会以6422万人的绝对值稳居首位，这一数字占日本当时总人口数（10372万人）的61.9%，即相当于当时国民的六成以上参观了大阪世博会。从观众来源地说，来自世博会召开城市附近地区的参观者一般相对较多，因此像冲绳这样人口较少的举办地，其入场人数就会相对较少。表5－1还表示出了“总入场人数”相对于召开地都道府县总人口的倍率。其中，大阪世博会以8.8倍位居首位。从会场面积上来说，大阪世博会约为350公顷，是其他世博会的2—3倍。

人们意识到，盛大举行的世博会能加深国民对海外的了解和认识，推动国际化进程。从海外参展国数目看，大阪世博会达到76国，占了当时联合国加盟国总数的59.8%。当时很多日本人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有些观众怀着兴奋的心情要求会场内及其各展馆中的外国人签名留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世博会确实对日本国民的意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1975年至1976年间召开的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俗称“冲绳海洋博”）、1985年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俗称“筑波博”）的海外参展国分别是36个和47个，和大阪世博会相比就少很多了。“爱·地球博”达到120个国家，是至今为止参展国最多的一次。在1970年，日本国民1000人中大约只有6人去过海外旅行，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32人^[1]。这一巨大变化显示，大阪世博会确实对推动国际化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表5－2是历次世博会相关公共工程的统计数据。“相关工程费”是指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兴建世博会相关工程而花费的资金。大阪世博会还是以6502亿日元位居首位，这一金额占了当时政府一般会计收入预算的8.2%。在“冲绳海洋博”之后，这一比例都小于1%，而且年年在下降。但是，“爱·地球博”的会场建设费达到大阪世博会的两倍以上。由于数据还没有正式发表，相关工程费的确切数字还不得而知，但是参照国会的答辩记录，“爱·地球博”的相关工程费至少达到1兆日元以上，是至今为止最巨额的一次^[2]。

和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一样，从大阪世博会开始的历次世博会的大型公共工程在短期内迅速改变了城市景观，其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

从工程内容来看，历届世博会都把重点放在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召开“冲绳海洋博”的时候，由于会场选址在（相对于南部）开发较晚的冲绳北部地区，为此建造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高速公路，此外，也有不少资金投入到了自来水管道和通讯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上。

另外，历届世博会都关注到了世博会结束以后的场馆再利用问题。其中，“冲绳海洋博”和“筑波博”原本就有比较实在的打算：在冲绳（1970年回归日本）进行观光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筑波工业园地展开宣传，推进其建设速度。这两地事先就已经明确：世博会会场将分别转用作观光开发据点以及工业园区用地。另外，大阪世博会以及“国际鲜花和绿色博览会”（俗称“大阪花博”）决定把会场恢复成为公园，并将保留若干场馆。到了“爱·地球博”时，围绕场馆的后续利用产生了不少纷争，凸现出像世博会这样的大型开发项目现在所遭遇的困难性。本来，爱知世博会的构想和“爱知学术研究园地”构想是在同一年（1988年）发表的，世博会会场也和爱知县的城市开发项目（新住宅地开发工程）预定地重合。根据原定计划，将在世博会场地上建造能容纳6000人、2000户居民的住宅区，同时推进新兴产业的集聚。但是，由于会场预定地选在了被称为“海上森林”的珍贵自然保护区内，从而引发了环境保护团体的激烈批评，主办者爱知县最终不得不大幅度修改原先的会场方案。

三、人们的意识变化：关心度日渐降低

日本的国民对举办世博会的态度，经历了从热忱期待到日渐淡薄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政府的问卷调查的结果了解一二（图5－1至图5－6）。

图5－1显示了历届世博会召开前夕国民对世博会的了解程度（“冲绳海洋博”的时候也进行了问卷调查，但是由于资料没有到手，在这里只能将其排除）。另外，本来如果能随着世博会的临近，在时间序列上采集到更多的调查资料，就可以更明确地了解人们的意识变化，但由于资料不全，这里只对大阪世博会提供了两次问卷调查结果。

图5－1　博览会的了解程度调查

资料出处：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1968年、1989年）、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1967年、1984年）、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2004年）。

图5－2　世博会参观意向调查

资料出处：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1968年、1989年）、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1967年、1984年）、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2004年）。

每次世博会共同点是：随着世博会的临近，人们对世博会的了解程度也在相应提高。大阪世博会也不例外。1968年的调查表明，对世博会的召开回答“知道”的人占了总人数的九成以上（91.7%）。而以后的“筑波博”、“大阪花博”、“爱·地球博”的了解程度分别只有60.2%、58%和56%，显然，国民的关心度在逐渐下降。

表5－2询问了人们对世博会的参观意向。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从大阪世博会到“筑波博”、“大阪花卉博”、“爱·地球博”，回答“肯定想去”的人依次从21.9%下滑到8.5%、8.4%和9.2%，下降幅度很大。而回答“不想去”（不关心）的人依次为27.1%、39.9%、43.7%和43.7%，呈现增加趋势。和大阪世博会时相比，对世博会的关心度以及参观意向都在大大降低。不过，“爱·地球博”的时候，回答“肯定想去”以及“可能的话尽量想去”的人加在一起，比率依然高达50.5%。

图5－3　不同学历人士的世博会参观意向调查日本万国博览会（1968年6—7月调查）

资料出处：总理府大臣官房广报室（1968年）。

图5－4　不同学历人士的世博会参观意向调查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1984年3月调查）

资料出处：内阁府大臣官房广报室（1984年）。

图5－3和图5－4显示了不同学历的人对参观大阪世博会和“筑波博”的意向调查结果。两者相通的一点是，越是高学历的人对世博会的关心度就越高。这里没有按不同学历分别列出对世博会的关心度，但事实上关心度的高低同学历程度成正比关系。从“大阪世博”到“筑波博”，回答“肯定想去”的比率在所有学历层次上都普遍降低。

图5－5　不同收入阶层人士的参观意向调查日本万国博览会（1968年6—7月调查）

资料出处：总理府大臣官房广报室（1968年）。

图5－6　不同收入阶层人士的参观意向调查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1984年3月调查）

资料出处：内阁府大臣官房广报室（1984年）。

图5－5和图5－6则显示了不同收入阶层人士的参观意向调查结果。无论是大阪世博还是“筑波博”都显示：收入层次越高，关心度也越高；但回答“一定想去”的比率在所有收入层次上都呈现普遍减少趋势。

事实上，世博会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追求公共工程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如说是为了传播先进的科学知识、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和习俗。从这些调查结果看，人们对世博会带来的以上各类信息的需求在明显减少。

就像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的那样，“大阪世博会”不论是在规模还是资金投入量方面都比以后的世博会突出，人们的关心度也非常高涨。而“爱·地球博”召开之时，由于带有“开发主义”倾向的开发计划有可能破坏环境，因此遭受到来自政府、BIE、环境保护团体、媒体等的各种严厉批评。从中可见，在日本举办世博会走过的35年间，日本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四、世博会理念的变化：从“进步”走向“协调”

大阪世博会召开之时，对一味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利益的“开发主义”倾向表示批评。大阪世博会的理念透过其主题得到了明确表现，那就是：“人类的进步和协调。”对这一基本理念的阐释如下。

“自1851年在伦敦首次召开世界博览会以来，每一届世博会都集中展示了世界各国生产活动的优秀成果，勾画出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前来会场的参观者惊异于会场展示的各种新产品和新发明，人们由衷地感谢和祝福人类取得的这些巨大进步。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面貌的变化正在改变世博会的意义。科学技术呈现加速度发展趋势，交通手段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现在已经可以很方便地游览世界各地……所以，仅凭展出新奇物品，世界博览会已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感动和震撼观众的心灵。

于是，世博会迎来了转换期。那就是，不仅要展示各种最新的珍奇物品，还需要基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念（即‘统一的主题’）来勾画展览会的整体计划。”（通产省1971，13页）

也就是说，世博会以“科学技术成果和人类进步”为理念而进行的展示已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发展状况不完全相符合了，现在的世博会需要全新的理念。于是，大阪世博会将统一主题定位为“人类的进步和协调”。

“诞生于19世纪的世博会曾一直以‘进步’为指导思想。……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世博会把这些变化看成‘进步’，采取了大力赞美的立场。我们不否认这一传统，希望通过本次世博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人类的技术进步。

但是，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我们不能不同时认识到，技术文明的进步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扭曲。……作为人类理想的进步必须是摒除了这些弊害和不协调音的‘协调性进步’。我们希望在世博会会场充分展现尊重人性的、协调的进步精神。”（通产省1971，13—14页）

在这一指导精神下，大阪世博会展示了不少强调“协调性进步”的作品。比如，北欧各国展馆强调的环境问题、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图片展示、处在冷战格局中的美苏两国的共同参展等。但是，大阪世博会中最受关注的还是展示有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的“月球之石”的美国展馆。因此也有人提出：从整体上看，大阪世博会与以“展示新奇物品”为主要内容的19世纪的世博会并没有本质性区别。

确实，我们发现，在大阪世博会闭幕后编纂的正式记录中，较之“协调”，大阪世博会的意义和成果还是被集中在了促进开发和经济效益上了。例如，关于大阪世博会的“意义”，通产省认为“相关设施建设对区域开发的扩散效应很大”（通产省1971，11页）（如前所述，世博会的召开带动了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另外，“冲绳海洋博”在设定主题的阶段也围绕“开发和环境保护”引发了广泛讨论（电通1976，38页）。政府原本认为：“海洋博览会的基本构想应该作为冲绳振兴开发事业的一环。”（电通1976，357页）。再者，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主题的“筑波博”原本也是为了促进“研究学院开发型工业园地”建设的一个构想。日本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协会的正式记录对“筑波博”的成果做了以下描述：“提高了筑波研究学院都市的知名度”，“促进了茨城县的开发和建设”等（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协会1986，426—427页）。

然而，这一倾向到了“大阪花卉博”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变化。引用政府正式记录的表述：大阪花卉博“与以技术进步为背景召开的其他国际博览会完全不同，它聚焦鲜花和绿色，是亚洲历史上首次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园艺博览会”。（建设省1991，152页）日本在此后兴起了一股园艺热，“大阪花卉博”可以看成是催化剂。

“爱·地球博”给人的印象与以前的历次世博会很不一样。如前所述，爱知世博会原本与“筑波博”一样，也是作为振兴“学术研究型都市”的一环而被构想的。1994年发表的《爱知二十一世纪世博基本构想》将世博会的主题确定为“技术、文化、交流——创造新地球”（町田2005，26页）。但是，可能引起环境破坏的开发模式招致了不少反对意见，世博会的主题不得不从重视技术开发转向重视环境保护。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世博会举办者首次认识到“市民参加”的重要性及其威力，世博会的理念和现实环境的整合性课题正在全面凸现。

五、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发主义的终结

以上我们观察到，世博会内涵变化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存在着对应性。大阪世博会召开于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最盛时期，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这一经济结构的转换表现为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等。在这里，我们将讨论世博会相关公共工程的命运和走向。

图5－7　人均实际GDP和公共投资比重（1998年）

资料出处：OECD，National Accounts of OECD Countries：Detailed Tables 1991－2002，2004；World Bank：Penn World Tables：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各年版。

从国际视角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公共工程所占的份额一般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降低趋势。图5－7显示了各国人均实际GDP和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1998年）。数据并不呈现时间序列的排列，但是通过横向比较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公共投资的比率越低。图5－7还显示了日本在1963年、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等时间序列上的数据。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投资的比率在逐渐下降。另外，1963年和1970年日本公共投资的比率似乎和国际水平相一致，但是1980年以后显然较高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的高度成长期中，日本的公共投资比率与其他处在发展中的国家相类似，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虽然日本已经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其公共投资比率显然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等基础性社会资本还不够充分，并且由于在发展早期阶段，民间资本也没有充分成熟，所以需要积极的政府公共投资。但随着经济的成熟化，公共投资将被效率更高的民间投资所取代。事实上，有关“日本的公共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度调查报告”指出，60年代之前，公共投资的贡献度为正，而70年代以后，这一点无法得到确证（中里1999、2003；吉野、中东2003）^[3]。另外，也有一些报告指出，城市中心部的公共投资效益较高，周边地区相对较低，因此日本的公共投资具有纠正地区间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岩本等1996；三井等1995）。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90年代，遵从这一想法的做法非常盛行。日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进行了巨额财政投资，试图振兴地方经济。结果怎样呢？根据财务省的统计，到2005年度末为止，中央和地方总的长期债务余额高达774兆日元，相当于日本全国GDP的151.2%。图5－8显示了OECD各国中央政府累计债务占GDP的比率。进入90年代以后，大多数OECD国家不断削减债务比率，只有日本的债务呈现增加趋势。“爱·地球博”遭受很大批判声浪的背后，存在着上述背景。

另一方面，为了发挥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手段的公共工程的作用，在世博会之外，日本还积极推动国内“区域性博览会”的召开。图5－9显示了各年份中区域性博览会召开的次数。可以看到，在泡沫经济期的80年代末，区域性博览会召开的密度很大。当时的通商产业省还制定了“特定博览会（Japan Expo）制度”（参照表5－3），只要符合一定条件^[4]，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定，国家将提供补助金。获得“特定博览会”资格认定的博览会必须符合以下宗旨：“宣传区域特色、促进交流、提高居民意识、振兴产业、获得经济效益等”，因此，区域性博览会事实上被看作振兴地方经济的再分配手段（大石2005）。

图5－8　OECD各国中央政府累计债务占GDP比率

资料出处：OECD

图5－9　地区性博览会召开次数

（注）“地区性博览会”的定义如下：①能够在振兴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中担当重要角色的计划案，由地方政府、经济团体、新闻出版机构、电视台等公共机构主持召开的博览会；②能增强国内和国际的交流；③会期在两周以上；④入场人数在20万以上。

资料出处：日本会展产业振兴协会编《会展业白皮书2000》，193页。

尽管有政府的强力推动，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90年代以后，区域性博览会的召开次数大为减少。其背景是，地方经济的停滞，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其中，遭遇反对声浪最激烈的一次是原定于1996年召开的“东京世界都市博览会”。在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把终止世界都市博览会的召开作为选举公约的候选人获得了大多数市民的支持，该博览会最终被取消。

就这样，世博会在日本事实上被当成了一项通过公共投资来振兴经济或者振兴区域的手段。世博会不但和日本经济以及公共财政工程有着密切关系，也和人们对世博会以及公共工程的理解和认识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阪世博会召开之时，人们普遍认可公共投资的必要性，公共工程投资得到了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但到了“爱·地球博”召开之时，人们较之世博会的所谓经济效益，更意识到了其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主办者爱知县还是试图用过去的方式来推进这次博览会，不可避免地招致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

不过，这一事态的出现并不表明日本从此不再需要世博会，或者说世博会将再也得不到国民的支持。事实上，“爱·地球博”的召开虽然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过程，但结果总入场人数还是大大超过了原定目标的1500万人，达到2205万人。另外，如表5－3所示，除了2001年召开的“美丽福岛未来博览会”，其他所有区域性博览会的实际入场人数都超过了预定目标。

“爱·地球博”的主题是“创造新地球：自然的睿智”。在这一主题指引下，会场开展了垃圾分类回收、市民参与等一系列新尝试。摆脱了过去惯性思维的“爱·地球博”受到了国民的好评，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公共工程的建设也确实进行了。爱知世博会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如博览会的理念是否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示，市民参与是否充分，等等。（吉见2005a、吉见2005b）。“爱·地球博”从某一侧面反映出了正处在巨大社会结构变革时期的现代日本的种种矛盾和困惑。

参考文献

1.IMF 2004，Public Investment and Fiscal Policy.

2.岩本康志他　1996.“社会资本の生产性と公共投资の地域间分配”《フィ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第41号。

3.大石邦弘　2005.“国内博览会の展开と经济·社会效果”（名古屋学院大学总合研究所编《国际博览会を考える—メガ·イベントの政策学—》晃洋书房、所收。）

4.串间努　1998.《まぼろし万国博览会》小学馆。

5.建设省　1991.《国际花と绿の博览会　政府公式记录》。

6.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协会　1986.《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　公式记录》。

7.总理府大臣官房广报室　1968.《日本万国博览会に关する世论调査》。

8.总理府大臣官房广报室　1989.《国际花と绿の博览会に关する世论调査》。

9.多田治　2004.《冲绳イメージの诞生　青い海のカルチュラル·スタディーズ》东洋经济新报社。

10.通商产业省　1971.《日本万国博览会　日本政府公式记录》。

11.电通　1976.《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　公式记录》。

12.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　1967.《日本万国博览会に关する世论调査》。

13.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　1984.《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に关する世论调査》。

14.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　2004.《爱·地球博（爱知万博）に关する世论调査》。

15.中里透　1999.“社会资本整备と经济成长”《ファイ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12月号。

16.中里透　2003.“社会资本整备と经济成长—道路投资を对象とした实证分析―”ESRI Discussion Paper No.51。

17.町村敬志　2005.“メガ·イベントのグローバル·ローカル政治—国际机关·グローバル企业·地域社会”（町村敬志、吉见俊哉编著《市民参加型社会とは》有斐阁、所收）。

18.三井清他　1995.“社会资本の地域间配分”《邮政研究レビュー》第6号。

19.吉野直行、中东真树　2000.“社会资本の经济效果—战后の日本の经验—”《开发金融研究所报》11月号。

20.吉见俊哉　2005a.“谁が计画を变えたのか—爱知万博の历史を语ることの困难について”（町村敬志、吉见俊哉编著《市民参加型社会とは》有斐阁、所收）。

21.吉见俊哉　2005b.《万博幻想—战后政治の呪缚》ちくま新书。

（陈云译）

【注释】

[1]根据法务省、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计算（日本国民海外旅行人数/日本总人口）。

[2]一般往往通过“相关工程费”来推算世博会的经济效益，但是对该类数据的处理需要谨慎，因为虽说“相关工程”的内容、费用总额等需要事先以《相关工程计划》的形式得到内阁会议的同意，但是在世博会会场附近建造的公共工程中，具体哪些工程能被认定为“相关工程”，这一点常常不太明确。

[3]对世界各国公共投资的效果进行分析的现有研究中，结论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是正的；有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的贡献是正的，而在发达国家却不能肯定等。Cf.IMF（2004），APPENDIX。

[4]对规模的要求如下：入场人数100万人以上或者高于所在都道府县的总人口数、会场的规模在10公顷以上、会期在60天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