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进程中上海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商务环境

第十一章　国际化进程中上海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商务环境^[1]

陈　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起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上海的发展面临着以下两个产业发展困境或曰课题：其一是都市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其二是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之间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课题。关于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关系，在最近的大讨论中，有一个问题经常被人提到，那就是：长三角如何形成以上海为顶点的垂直型产业分工格局？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江浙模式”和90年代以来的“上海模式”各有千秋，曾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探讨它们如何寻求共同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其中，区域一体化成为一个关注热点。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这个主题需要我们重构以下课题：城市与高科技之间的关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问题、多元文化的交流问题、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连动关系等等。

上海世博会选址在黄浦江边，具体位于卢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之间的滨水地区，地处上海城市中心区的边缘，规划陆地面积540公顷，展览场地分设浦江两岸。为了展示上海作为“世界性城市”的设计理念，会场的设计要素中将包括“城市的源泉——江河”、“生态的项链——运河”以及“天然的逻辑——植物走廊”等。

与此同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就已经将城市功能重新定位为了“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一个蓬勃发展中的新的大都会在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另外，随着上海申博的成功，长三角各大城市掀起了“接轨上海”的热潮，这对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似乎是一大契机，因为国际贸易中心当然首先应该是区域经济的中心。目前，苏浙沪三地的城市间交流频繁，长三角城市一体化合作已经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各项合作协议、政策、法规、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统一的政策平台已初露端倪。江浙沪三地共同发布的《以承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动发展的意见》（俗称“南京宣言”）表示，将积极筹建“世博会”长江三角洲工作机构，大力加强城市间发展规划的衔接，共同构建现代化区域交通网络，全面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深入开展专题合作，努力提高市民素质。

距离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已经过去了十年以上，那么，上海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现状到底如何评价？上海城市发展的这一现状是否契合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本文将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对上海的商务环境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出梳理和评析。

（一）经济全球化浪潮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

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它最有力的载体就是跨国企业。而跨国企业又往往以世界各地的重要城市为据点展开经营活动。

资本活动聚集在都市中是因为可以享受到种种“集聚利益”。集聚利益包括同类资本空间聚集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由内部经济而生的集聚效益），以及享受其他资本、公共设施和服务而产生的效益（由外部经济而生的集聚效益）。

在都市中，后者的效益特别明显。各类资本在空间（都市）的聚集缩短了资本间的物理性距离，高密度的各种交通手段的发达使运输费用的节约成为可能。电力、上下水道等公共服务由于需求的大量存在而能实现低价供给。基础设施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消费资料，它的建设规模大，场所固定，并且只有实现全面配套才能正常运作，因此，只有像都市这样拥有旺盛需求的地方，才能集中建设大量基础设施，从而也形成了都市独特的景观。

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进程中，资本一般会先向一国最具代表性的大都市集中，以此为桥头堡，把周边地区的商品、资金、信息、劳动力等经济性要素编入到资本的全球经营网络中去。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下，某一国具有代表性的大都市既在本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位于金字塔上端），也当然地会成为资本全球运行网络中的一个环节。

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为对这一世界性网络的形态定格。在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中，追求费用最小化是一个基本原则。为了实现整个生产—流通—销售过程的费用最小化，跨国公司往往会对该流程实施空间上的有效分割，以实现资本的最优化配置。于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都市都根据自身的条件，合作分担了跨国公司资本网络中的特定部分。

二战后，随着企业的巨型化、跨国化，生产环节和管理机构的拆分现象日益明显，一般说来，管理机能日益向中枢管理城市集中，而生产功能则日益向工业性城市集中。

运输、通信技术的发达大幅度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在劳动集约型产业中的优势而在世界生产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出口加工区的设置便是其中的典型措施）。同时，后发国家之间通过优惠政策（如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减免关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吸引外资的竞争也日益加剧（图11-1）。

图11-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竞争关系的形成

（二）亚洲城市的崛起：功能定位和竞争关系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中欧洲、美洲、亚洲三足鼎立局面的出现，在亚洲地区，除东京外，新加坡、香港、首尔等也相继加入世界大都市的行列。其背景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亚洲区域内经济关系的紧密化，对整个分工体系进行细致周密的统筹安排的重要性大大提升。由此，在新加坡、香港等地设立区域性总部（OHQ）和国际采购据点（IPO）的跨国公司数量大为增加。90年代以后，这一浪潮袭向上海，上海成为跨国公司新的区域总部的热门候选地。

上海所在的亚洲（东亚）地区是一片新兴的经济产业带，在东亚“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的带动下，亚洲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投资规模等呈现经久不衰的上升趋势，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亮点。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亚洲区域内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加强，东亚的区域一体性日益凸现。东亚的世界城市、准世界城市——如日本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涌现的。

上海作为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龙头，拥有广大的腹地。上海位于全国最有经济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另一方面，以加入WTO为契机，上海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快。那么，上海作为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到底如何？它的商务环境又怎样？上海能不能在和同类国际城市（首先是位于东亚的国际城市）的竞争中取胜？本文对“国际化进程中上海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商务环境”展开实证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想尝试回答以上这些疑问。

二、围绕上海的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构筑上海模式：上海城市功能目标的再设定及其政策手段

20世纪80年代，华南、江浙等地依靠发展非国有经济迅速追赶上海，相比之下，上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显得举步维艰。再加上道路、住宅建设、电力、上下水道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整个80年代，上海的工业增长率甚至滑落到低于全国平均的水平。

80年代中国的开发战略被称为“沿海开放战略”。在该战略的指引下，与海外经济联系紧密的沿海地区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轻工业，形成了两大成长性地域：“广东模式”地区和“江浙模式”地区。

进入90年代后，上海的地理优越性、历史积淀等重新受到重视。1992年以后，以浦东开放和开发为契机，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以及长江流域各省共同拥有了一个新的开发战略，这就是“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城市，并带动长江三角洲以及长江流域实现新的飞跃”。“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是90年代以后上海重新设定的城市功能目标，为此，上海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首先，强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在长江三角洲，上海的国有企业改革课题最为沉重。1990年上海非国有工业的比重只有36.4%，到了2003年，这一比重已经提升到了91.01%，高于1949年建国之初的84.7%的水平。90年代以后上海市场经济化改革一边和半殖民地时代形成的“冒险家的乐园”、“东方的纽约”的历史原点遥相呼应，一边需要尽快清算三十年计划经济留下的负的遗产。与此同时，9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融入国际化的步伐也在加快。

其次，塑造上海成为国际中心城市的一系列努力。在中国，把上海塑造成为经济、金融中心的呼声一直很高。到了90年代末，在上海设立经营性总部、投资公司或研发中心，展开各种市场信息收集和分析活动的企业日益增多，上海“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逐渐得到显现。据统计，2004年新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30家、15家和34家；至2004年年末，在上海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86家，投资性公司有105家，外资研发中心有140家。同时，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的形象也在不断提升，海外媒体驻上海办事机构也在不断增加。

最后，由于在地政学上的优势地位，上海作为物流中枢城市的条件也很充分，90年代末，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中追加了“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

2004年，上海加快了推进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步伐。建成中环线浦西北段主线高架、A30郊环北段、A2沪芦等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485公里。年内轨道交通1号线北延伸段投入试运营，复兴东路隧道建成启用。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加快推进，东海大桥陆上段与海上段成功合拢。浦东国际机场二期、浦东铁路、崇明越江通道、石洞口电厂三期等一批重大项目年内已开工建设。

建设中的洋山深水港是“十五计划”期间上海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位于上海市南汇区芦湖港西北约30公里处，距离国际航路约45公里。2002年4月动工，一期工程预计在2005年年底完成，整体计划在2020年前建成长达18公里的码头岸线，集装箱船泊位50处，每年的吞吐量将达到1500万TEU。

上海距离江苏省省会南京292公里（以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连接），距离浙江省省会杭州195公里（以沪甬铁路、沪甬高速公路连接），距离安徽省省会合肥452公里。上海拥有国内航班专用的虹桥机场和主要用于国际航线的浦东国际机场。港湾有黄浦江区域和外高桥两处。2003年，上海集装箱吞吐量达1128万TEU，居世界第三位。据上海海关统计，2004年上海进出口总额达到2825.75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0.4%）。其中进口额达到1213.07亿美元（同比增加36.5%），出口额达到1612.6亿美元（同比增加43.6%）。

上海正在利用地理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巩固它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最近推进的措施是“区港联动”试点。主要是通过通关手续的电子化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便利性，增强上海口岸的贸易功能。进而，上海也在致力于加强和长江三角洲周边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普及电子通关以提高长三角区域物流一体化的进程。

2004年上海各项指标占全国的比重见表11-1。上海的人口占全国的1%，面积仅占0.06%，而GDP占5.5%，财政收入占到13.7%，集装箱吞吐量占9.5%。

表11-1　2004年上海各项指标占全国的比重

出处：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5年版

（二）上海经济的概况：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课题

上海市南北分别和江苏省、浙江省相邻，并被北边的长江口和南边的杭州湾所围绕，位于长三角冲积平原，面向东海。上海的东西最大距离约100公里，南北最大距离约120公里，面积6340.5平方公里，分为18区1县。

包括没有上海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内，2003年上海市的总人口达到1716.9万（其中户籍人口1341.8万）。从1993年起，上海的人口自然增加率已经转为负值，但户籍人口在1979年以后以每年0.8%（1979—2001年）的年率增加，这是由于其他地区人口的流入所致。2002年末，上海市的非农业人口数为1018.81万，占总人口的76.4%。上海人的平均寿命为79.52岁。

上海市的经济增长率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7年的12.7%下降为1998年的10%，但是1991年至2003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依然达到11.9%，2004年实现GDP产值7450.27亿元，增长13.6%，达到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连续13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超过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人均GDP为46582元（约5628美元，同比增加11.2%）。

从产业类别来看（2003年），第一产业附加值为92.98亿美元（1.5%）、第二产业附加值为3130.72亿美元（50.1%）、第三产业附加值为3027.11亿美元（48.4%）。在第二产业中，按产值高低依次是电子设备、通讯机械、电气机械、金属化工、化学制品，按企业数多少依次是金属、机械、服饰、纺织等。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餐饮、金融、房地产的比重较高。2004年，金融、批发零售、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通信以及住宿、餐饮等六大行业占了上海GDP的40%。其中金融业的增加值为741.68亿元（同比增长13.7%），占GDP的10%；而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0.5%上升为2004年的8.4%。

1990—2004年间第二产业年均增长率为12.3%，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为12.7%。上海市三类产业的产值比从1990年的4.3∶63.8∶31.9变为2004年的1.3∶50.8∶47.9；就业结构也相应从11.1∶59.3∶29.6变为了8∶37.8∶54.2。第三产业就业吸收能力的提高特别显著，表现出了某种“经济软性化”的趋势。

（三）长江三角洲的经济集中度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而90年代以后长江三角洲（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尤其表现不俗。

表11-2显示了1995—2004年间，长三角地区各项指标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率。GDP、进出口额、直接投资等各项指标的增长速度明显。到2004年，长三角地区以全国约10%的人口，实现了全国GDP的24.9%、贸易的36%、直接投资（实行额）的34.6%。进入2005年后，长三角经济依然高速增长，不断扩大的FDI投资和外贸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助推力。

值得关注的是，长三角各省、直辖市的发展各有特点。即上海通过吸引外资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造进程，笔者称之为“嫁接式体制转型和开发模式”；江苏省2003年实际接受外资总额达到158亿美元（同比增加52.4%），超过之前一直领先的广东省（2003年广东吸收的FDI为156亿美元，同比增加18.8%），名列全国第一；而浙江省成为全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地区，2003年外贸盈余额达到217.8亿美元，名列全国第一。

三、上海国际化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和商务环境：企业的视点（问卷调查结果和分析）

本问卷主要涉及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总部经济）地位（企业所看到的优势和劣势）、公司各部分的区域性分布现状、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之间的功能分担现状等。

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一）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总部经济）地位分析

1.企业总部功能在上海集聚的优势

第一，根据调查结果，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总部功能向上海集聚最看重的要素见表11-3。

考察：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产业集聚度和市场规模受到中外企业的普遍好评，“容易获得优秀人才”也在两者都获得了综合评价第一位；另外，外资企业对上海“国际化程度高，对新事业的参入、经营多元化有利”这一点的评价尤其高——外资企业首先是国际化的企业，对外资企业来说，一个都市的国际化程度高意味着它在各方面的开放程度高，市场准入的可能性大，这些都是外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表11-3　企业总部功能在上海集聚的优势

注：数字是原来问卷调查时的选择项编号。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第二，问及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总公司设在上海最近1—2年特别明显的好处”，结果归纳为表11-4。

表11-4　总公司设在上海最近1—2年特别明显的好处

（续表）

注：数字是原来问卷调查时的选择项编号。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考察：内外企业普遍评价的因素是，“国际化程度高，对新事业的参入、经营多元化有利”和“交通、信息等基础建设较完善”，说明在企业的眼中，上海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善。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对“中央政府的扶持下，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前景光明”这一点普遍受到好评。这一点和下文把“上海不是首都（政治中心）”当作上海的劣势形成呼应——说明中国当前的开发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集权”体制，权力中心对经济的影响力不容小视。

关于这一点可以做一些补充说明。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一直伴随着“分权”——如“地方分权”、“政企分开”等等，最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人民公社制度也是“分权”或曰“农民的经营自主权的回归”，但是，这种分权模式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最明显的例证是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大大提高了中央财政的比率。中国的分权改革至今并没有走出中央集权体制的范畴。

第三，外资企业认为“与其他亚洲城市相比，总公司设在上海的好处”，以及“总公司设在上海最近1—2年增大的好处”归纳为表11-5。

表11-5　与其他亚洲城市相比，总公司设在上海的好处（外资企业所进行的国际比较）

注：数字是原来问卷调查时的选择项编号。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考察：无论从第一位重要性评价，还是从前三位合计值看，对“中央政府的扶持下，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前景光明”这一点的评价最为突出。外资企业方面，“优惠的税收政策”、“良好的社会治安、政治稳定”也受到积极评价。

总体看来，中央政府的扶持政策、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集聚度、市场规模的前景得到最集中的评价。这说明，在21世纪初，政策因素和长三角的市场发育程度同时成为上海经济成长的优势条件。

第四，外资企业总公司设在上海的战略目的主要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成长性”、“中国市场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日增”、“上海作为国际（亚太）金融中心的地位日增”。其中，第一点“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成长性”尤其突出。

考察：对整个中国市场的规模和经济成长性的预期（作为“中国的上海”的重要性）是上海魅力增加的原因所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外资企业最重视的与其说是中国以及上海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性，不如说是中国（以及上海）作为市场的重要地位，即在现在的成长性带动下，中国——首先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无疑将成为各种产品的巨大消费地（关于这一点参见后文“日本企业在中国”的事例分析）。

2.企业总部功能在上海集聚的劣势

第一，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认为总部设在上海的劣势见表11-6。

表11-6　总部设在上海的劣势

（续表）

注：数字是原来问卷调查时的选择项编号。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考察：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相比，以下特点比较明显：即外资企业关注上海的员工工资等的“高成本”。

以2003年为例，上海的年均工资为27304元（约月平均收入2275.3元），在全国各省、直辖市中名列最高。在GDP和工资同步上升的同时，上海的失业人数和失业都有微幅上升趋势（1995年失业率为2.7%，到2003年上升为4.9%）。主要原因有：上海的劳动力预计在2034年前一直会增加，而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处在换代加快阶段，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会排挤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另外，90年代以后，上海改造传统产业造成了众多的下岗人员，他们需要重新安置。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值得关注。

同时，特别是外资企业对上海的“绿化、空气等都市自然环境不佳”感受深切。尽管上海也在展开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但是外资企业从横向比较的视角，依然能感觉到明显的差距。

最后，外资企业把上海“不是首都（政治中心）”这一点列为主要劣势之一也值得玩味。由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贯彻了“（中央）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因此，资源分配权和各种政策的发布（信息来源）集中在首都，这些权力和信息对外来投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这一评价也反证了中国当前走的是一条“（中央）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路线”。

第二，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认为“总公司设在上海最近1—2年特别明显的劣势”的调查结果参见表11－7。

表11-7　总公司设在上海最近1—2年特别明显的劣势

注：数字是原来问卷调查时的选择项编号。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考察：国内外企业所指示的问题点具有一致性：即高成本问题和交通问题。这说明上海的城市在集聚中已经开始凸现大都市病的征兆，长远来看，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商务成本，降低上海作为经济贸易中心的吸引力。

当然，一般说来，商务成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上海如果能提供巨大的“收益性”，在高成本的前提下企业依然会优先向上海集中。但是事实上，上海如果不努力在降低企业商务成本、构建一个人性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方面主动出击，一时的收益性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第三，对于“与其他亚洲城市相比，总部设在上海的劣势”，以及“与其他亚洲城市相比，总部设在上海最近1—2年劣势增强的项目”参见表11-8。

表11-8　与其他亚洲城市相比，总部设在上海的劣势（外资企业）

注：数字是原来问卷调查时的选择项编号。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考察：外资企业在国际比较中所指出的上海的弱项值得深思，“绿化、空气等都市自然环境不佳”暴露出上海在性急的工业化赶超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在整个国际社会已经迈入后工业化社会的今天，吸引优秀的企业和人才靠的将不只是利润，还需要靠良好的人居和工作环境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法规不够健全”这一点的批评也切中要害。中国以及上海处在发展中阶段（同时也是一个转型体制社会），“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法规不够健全”从长远来看不但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和低效率。中国的魅力会在无形中被这些软肋所抵消（关于这一点也请参见后文“日本制造业在中国”的事例分析）。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长三角城市“接轨上海”的过程中，江浙沪三地都有决心发挥“制度接轨效应”。江浙沪三地工商部门联合宣布，将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体系上实现“无缝接轨”，出台了联合保护著名商标，联合打假等政策，并签署了合作会议纪要。其内容包括：实现市场准入一视同仁；帮助民营跨区发展；支持三地企业市场强强联合对策拓展；共享三省市著名商标一切优惠政策；建立市场平等竞争机制；建立打假维权合作机制，实行企业黑名单警示制度等等。这些政策性举措如果真的能够有效实施，将有利于长三角上万家跨地区发展的企业的正常运作与发展。

第四，问及“如果劣势加剧，公司可能采取的对策”，65%的外资企业表示没有考虑过对策；另有13%的企业表示可能“把在上海的业务缩小”，10%的企业表示可能“把事务所搬迁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考察：这说明以上列举的上海的种种劣势还没有严重到逼迫企业开始思考要搬迁的程度；同时，把业务搬迁到其他亚洲城市的企业只有6%，说明在目前，中国以及上海作为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的魅力在外资企业心目中依然很高。

（二）总公司以及分公司、工厂、研究机构、子公司的所在地：区域性分布现状

表11-9显示了内外企业的总公司、分公司、工厂、研究机构、子公司的区域分布现状。

表11-9　企业各组成部分的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1.总公司以及分公司、工厂、研究机构、子公司的所在地

第一，接受调查的国内企业的总公司所在地，有55%分布在“1.上海市中心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浦东区的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其次是“2.上海市区（1除外）”（29%），这两项合计占了84%；外资企业的这两项合计也占了79%。

考察：上海的中心市区已经成为企业总部的集聚地。

第二，接受调查的国内企业的分公司、分店、营业所所在地中，“上海市中心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浦东区的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占21%，其次是“上海市区（1除外）”占25%，“上海周边江浙两省的14市（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扬州、常州、南通、嘉兴、绍兴、镇江、舟山、湖州、泰州）”占21%，这三项合计占了67%。

外资企业方面，分布更加分散化，这可能说明外资企业的经营视线更加广泛，企业规模、资金实力、营销手段等实力更加强大，因此反映在区域分布上比较多样化、分散化。

第三，接受调查的国内企业的工厂主要分布在狭义的长三角范围内，其中，“上海市区（1除外）”比重相对较大（29%）。外资企业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但其中“上海市中心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浦东区的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的比重相对较大（21%）。

考察：根据上海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主要的提法有“1＋3＋9”工业布局和环状布局），实施工业布局“由内转外”：内环线以内以第三产业、都市型工业为主，内外环线之间以都市型工业、高科技工业及配套产业为主，外环线以外以装备类工业和基础原材料工业（重工业）为主——根据“1＋3＋9”工业布局中的9大开发区分别确定的工业集聚特色进行产业集中；同时建设新型卫星城市（“一城九镇”）。其远期目标是形成“东西南北中，三环五条龙”的产业集聚格局：东为上海浦东微电子产业带（张江），南为上海石油化工生产基地（上海化学工业园区），西为上海汽车生产基地（上海通用）和建设中的上海汽车城（嘉定安亭），北为上海精品钢材生产基地（宝钢），中为上海市都市型工业基地。

由此可以推测，外资企业较多从事的是都市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因此其工厂布局才能留在市区。

第四，接受调查的国内企业的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市区，合计占66%，外资企业的布局状态相似，上海市区合计占72%。

考察：研究机构对人才的需求大、要求高，集中在上海市区应该有利于企业获得优秀人才。但越是高层次的人才对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要求也越高。在市区的开发过程中营造这样的氛围是上海成为研发中心（留住人才）的重要条件。

第五，接受调查的国内企业的子公司主要分布在狭义的长江三角洲，特别是集中在市中心区；外资企业显得相对分散。这一结果和上文对“分公司、分店、营业所所在地”的调查结构一致。原因也基本相似。

2.总公司的搬迁情况：区域特征、时间、原因

第一，接受调查的国内企业搬迁过总公司的约占1/3，外资企业只约占1/8。

第二，在有过搬迁经历的企业中，总公司原所在地和搬入地都集中在上海市域内，特别是市中心区内的搬迁占了绝大多数。

具体看，国内企业方面，从迁出地来看，绝大多数是市中心区，迁出地中市中心区占了一半多，其次是除中心区外的其他市区。外资企业方面，迁出地只要是除中心区外的其他市区，迁入地主要是市中心区，其次是上海郊县。外资企业总公司呈现出向市中心集中和向郊外分散的二极化趋势。

第三，有过总公司搬迁经历的企业中，其搬迁时间的特点是：最集中的时期是1996—2000年，其次是2001年以后。

考察：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开始，1997年，朱镕基总理推动的三大改革（国有企业、金融、行政改革）启动，给原本是国有企业重镇的上海注入了新的活力。应该说，90年代上海魅力的显现不但取决于中央的扶持政策，更为核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效应的发挥。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

第四，问及“总公司搬迁原因”，国内企业列举的原因比较多元化，由于原来的所在地“周边缺乏广大市场（人口方面）”（15%）、“不容易获得优秀的人才”（12%）、“不能提升企业形象”（12%）而决定搬迁的企业相对较多；外资企业列举的原因中，“产业聚集不够，对零部件调集、产品销售不利”（17%）、“周边缺乏广大市场（人口方面）”（17%）这两项原因相对集中。

考察：谋求和大市场以及产业集群的接近，是内外企业看中的主要布局要素。

3.员工数变化以及稳定人才的对策

第一，接受调查的企业中，问及“与两年前相比，总公司员工人数变化”，有47%的国内企业回答“增加”，34%的企业回答“减少”；与此相比，72%的外资企业回答“增加”。可见，外资企业在中国（特别是在长三角）的扩张速度超过国内企业。

第二，“稳定优秀人才的对策”方面，国内企业重视“充实福利待遇”（19%）、“高工资”（18%）、“调动工作尽量符合本人的意愿”（15%）；外资企业重视“尽快地升职加薪”（20%）、“充实福利待遇”（17%）、“高工资”（16%）。内外企业的基本做法一致。

考察：作为大环境，为了更好地“接轨上海”，苏浙沪三地的人事局联合宣布，将通过政策协调统一，降低区域内人才流动和开发的成本，实现人才跨区域资源共享。但与此同时，2003年以后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显性化却成为企业确保人才的一大瓶颈，高昂的成本使得不少企业不得不忍痛割爱。

（三）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之间的功能分担：企业的视点

1.各区域的功能定位

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调查结果，可以归纳为表11-10。

表11-10　各区域的功能分担情况

注：数字是原来问卷调查时的选择项编号。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资料整理。

考察：上海中心区、核心区以“统括管理”、“信息发布”等总部功能为主，同时兼有“营业、销售据点”功能；向外依次分布的是营业、销售、物流功能（上海其他市区），生产、物流（上海郊区县），生产、营业、销售（长三角城市群、华东地区其他城市）。

2.各区域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功能和条件

对各个区域的具体期待参见表11-11。

表11-11　 各区域需要完善的功能和条件

（续表）

注：数字是原来问卷调查时的选择项编号。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资料整理。

考察：尽管近年来上海的交通运输能力在不断扩张，另外，为配合世博会的召开，上海连接周边的道路正在进一步扩充：以浦东为基点，向南北两翼辐射。而在整个长三角，“大交通”的框架也已初步搭定——包括已建成的沪宁高速公路、沪杭甬高速公路，在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宁杭高速公路，规划中的崇明越江通道、沪宁高速铁路等。根据规划，未来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间的陆上交通往来都将在3小时之内。

但是这次接受调查的国内企业、外资企业最期待的都还是集中在“交通网（机场、高速公路等）的完善”和“信息通讯网的完善”这两方面的强化上。在“除核心区以外的市区”，企业对“住宅、事业所、用地等以合适价格供应”提出了要求。

（四）国内企业的国际化进展

1.国际化的形态

在国内企业的国际化进展中，“开展进出口业务”（25%）、“和海外企业进行业务合作”（18%）是主要方式（图11-2）。

图11-2　企业的国际化进展（国内企业）

考察：中国国内企业的国际化形态处在初级阶段。“开展进出口业务”的比重最高，这和目前中国经济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有一致之处。

2.企业海外据点的设置现状

第一，接受调查的国内企业中，总公司功能（或一部分）已经在海外的有8%，有计划或可能搬迁的占33%，没有计划或没有可能的占59%。

考察：说明中国国内企业目前处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但是进一步走向国际的愿望和前景预期强烈——这也是某种经济经营上的自信心的体现。

第二，总公司（或一部分）在海外的国内企业中，其在海外的部门最多的是“调查”（28%），其次是“宣传”（18%）、“规划、经营计划”（18%）和“财务、管理”（18%）。

考察：与前一个问题的结论有相似之处。以“调查”（包括“宣传”）为主的业务活动说明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还处在起步阶段。

四、结语：上海模式的未来——走出“开发区模式”，构筑“高度化要素的集聚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发区方式一直是中国各地发展经济的主要模式。90年代以来的上海事实上也传承了这一方式，设立了名目众多的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的设立在促进90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有必要充分认清楚开发区方式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究其根本，开发区方式依赖中央或者各级政府的优惠政策而成立，事实上是一种排他性的“不公平竞争”秩序。从长远的培养自律性机制的角度看，这种方式总会有历史使命终结的时候。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这种开发区方式已经相当普及，它的“竞争优势”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显现。例如，上海目前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和邻近地区的开发区相互争夺项目的现象屡见不鲜。

上海今后新的增长方式和竞争优势应该从哪里来？笔者认为，应该从培养上海成为“高度化要素的集聚地”这一点入手。这些“高度化要素”包括高学历的人才、研发基地、信息化社会、由中产阶级支撑的成熟的市场、鼓励竞争和创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等。

限于篇幅，下面主要分析“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课题”和“完善中国＆上海市场经济体制的课题”这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课题：长三角金融功能的阶层结构分析

上海试图构筑的四个中心中，金融中心是最早被聚焦的一个。1992年浦东开放后，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例如，规定只有设在浦东的金融机构才能从事人民币业务）下，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向上海集聚。但是，21世纪初，正如我们在本次调查中看到的那样，上海金融服务功能中存在的问题受到企业的关注。

最近，关于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日本综合研究所（上海）的首席经济学家吴军华最近在凤凰电视台的财经专访中认为，中国目前严重依赖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已经遭遇瓶颈，需要转向去积极发展第三产业，而发展高层次的第三产业（金融业、资本市场等）的必要保障是监管的透明化，她呼吁通过增加政治自由度（言论自由度），改变以往“政经分离”的改革路线，以促进和保障这一开发模式的转型。

笔者曾经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建设金融中心做过分析，即强化上海的金融服务功能所需要的网络布局。这一点在目前的长三角地区存在不小的问题。

总体看来，90年代以来长三角经济圈初显雏形，但还很不完善。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的阶层构造，笔者看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长三角的垂直型分工没有形成（表现在上海还在和周边城市拼命争项目）；另一方面，从长三角地区（包括狭义的15个城市和广义的25个城市）的金融功能阶层构造来看，上海的金融功能的集中度（占区域整体的比重）比东京还大。东京与周边城市之间绝对是垂直型分工关系，而上海与周边城市在二产上仍然是水平分工，但金融功能却又高度集中，这实际上是体制市场和发育的问题，银行的服务功能受体制和市场发育的限制，不能很好地辐射。这不能不让我们担忧，因为像金融这样的高层次服务功能的渗透必须要有好的阶梯，正如主动脉要向许多次动脉分流，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环流体系，而现在的长三角城市群之间这个阶梯是断层式的，落差很大，一头是庞大的脑袋，一头是纤细的四肢，中间没有强劲的主副动脉连通，很容易造成血管堵塞。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上海建设金融中心中遭遇的瓶颈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瓶颈。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后发优势”一说。后发优势是指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由于可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者的技术，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者低得多；同时，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成本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等各种比较优势，因此可以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这一点在日本，在东亚四小龙和中国身上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发展中国家除了可以享受后发优势之外，也存在“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后发劣势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并不明显，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影响力将与日俱增。反过来说，越早认识到后发劣势的存在，及早进行预防性准备——或者说与时俱进地进行制度变革，很有必要。

（二）完善中国＆上海市场经济体制的课题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推进的时期，特别是1994年以后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形成了“改革呼唤改革”的新一轮改革浪潮，涉及财税、金融、行政等体制的深度层面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在快速迈向国际化。在这个进程中，内外经济迅速交汇，中国经济被装上了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必须迅速协调起来，否则中国经济这辆车将无法平稳快速地运行。其中的不协调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中国国内旧体制惯性的掣肘。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法规不健全”的评论特别引人关注。中国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已经不是一个“今胜于昔”这样程度的要求，迅速和国际体制接轨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要求。

下文以“日本制造业在中国”为例来分析这一课题。对日本的制造业来说，中国作为市场的魅力日益增加；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度不透明、不完善等是企业担心的重要问题。

1.日本制造业：对中国定位的变化

日本制造业对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的兴趣正在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在2003年实现了9.1%的增长率，其中电子类产品、汽车等机械产业和钢铁、化学等原材料产业的生产扩大显著，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了牵引车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的良好成长态势下，世界的对华投资和贸易也迅速扩大。

日本企业在扩大对华投资的同时，积极向中国出口生产资料类产品和基础原材料类产品，力图把工序间分工体系扩展到中国，重构日本制造业的优势。

一个明显的动向是，日本制造业对在中国的定位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原来的“生产据点”的基础上，又被加上了“销售市场”的定位，并且，随着中国作为市场的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中国作为“研发基地”的地位也在明显提高。如日立制作所2001年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白色家电研发机构，索尼公司2002年春在上海设立AV机器用软件研发机构等。

这一动向的背景是，继东南亚各国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并且，中国正在诞生一个具有较高购买力水平的中产阶层。据估计，中国城市地区的中产家庭约为1550万户，占总家庭数的10%；按人口换算为4090万人（家庭成员中的上班族人均月薪在2100元以上）（日本JETRO《贸易投资白皮书2003年版》）。

2.日本在华制造业遭遇的经营问题

但同时，日本企业的在华经营也遇到不少问题。例如，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风险管理问题、中国频频发生的电力等能源供应不足问题、国际性原材料价格高涨问题、税收制度和政策上不完善和不透明问题、知识产权侵害问题、技术流失问题等。日本2004年2月进行的企业调查显示，对“知识产权侵害问题”表示担心的回答率为46.7%，比一年前调查的40.1%上升6.6个百分点，对“技术流失”担心的回答达到49.3%，同比42.9%上升6.4个百分点，最严重的则是对“税收等制度不透明问题”的担心，回答率为61.4%，同比45.1%上升16.3个百分点。

为此，日本产业界和政府采取的对策包括：派遣代表团，参加由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和日本政府联合举办的会议（2004年5月）；应机械轴承、数码相机等具体行业的要求采取措施配合；应中日行业性团体的要求设立关于摩托车等知识产权纷争调解机构；设立原材料供应问题等的联络会议（经济产业省，2004年3月）；制定《技术流失防止指针》（2003年）等。

企业是用脚投票者，因此，对上海的国际化进展和商务环境的评价不能只停留在政府自己的评估报告，而必须关注这些商务环境的实际用户——企业的感受。本次“从企业的视角看上海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商务环境”的问卷调查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指明了上海下一步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我们分析的那样，上海发展为“高度化要素的集聚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正在临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如果能成为现实，那么，那时的上海将会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骄傲的国际化大都市。

【注释】

[1]本文是在笔者进行的一个企业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调查的主题是：“上海国际化进程中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商务环境”，问卷概要：
调查目的：把握企业（以及各组成部分）向上海集聚的现状；企业认为上海集聚的优势和劣势；企业应对上海大都市问题的对策；上海的国际化进展现状等
　　调查对象：在上海设有总部或办事机构（事务所）的企业
　　实施时期：2003年10月—2004年3月
　　回收数量：国内企业158家；外资企业98家
　　注：在该问卷的设计过程中，参考了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附属研究会主持的一个类似的调查问卷设计——该调查的成果以书的形式在80年代末出版：《东京的世界都市化和地域的活性化》（大藏省印刷局1989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