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演化理论的简要回顾

2.1　企业演化理论的简要回顾^[1]

企业演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它将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运用于企业组织发展和行为演变规律的研究。其理论来源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

1898年，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Veblen）最早将达尔文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他指出，“问题不是事物如何在静态中自我稳定，而是它们如何不断地生长和变化”（凡勃伦，1898）。之后，马歇尔（A.Marshall）也比较早地用进化论的思想解释了企业存在问题。他提出：“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关于这方面，他有着非常拟物化的论述。“我们可从森林中新生的树林，从老树在浓荫中用力向上挣扎的情况得到教训。许多新生的树林中途夭折了，只有少数得以生存；这些少数生存的树木一年比一年壮大，它们的高度每有增加，就会多得一些阳光和空气，终能耸然高出邻近的树木之上，似乎它们会永远这样生长下去，随着它们这样生长，似乎永远壮大下去。但是，它们却不是这样。一种树比另一种树能维持活力较久和较为茂盛，但是，迟早年龄对它们会有影响的。较高的树木比它的竞争者，虽然得到较多的阳光和空气，但它也逐渐失去生命力，相续地让位于物质力量最小但青春活力却较强的其他树木”^[2]。马歇尔认为，技能、知识和协调的增加推动了企业演化。在凡勃伦和马歇尔之后，许多西方经济学流派对企业演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关于企业演化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演化的过程研究和演化的因素研究。前者主要研究企业演化过程机理，而后者主要讨论影响企业演化的主要因素。

2.1.1　关于企业演化的过程研究

目前，国外对于企业演化的过程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基于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是环境推动企业的演化过程，企业演化是环境对企业的自然选择。其研究的主体是这一自然选择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二是基于拉马克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企业演进取决于自身适应能力，强调的是企业拉动自身演化的过程，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企业能动地适应环境的行为、步伐和路径是如何影响选择过程的。根据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可以划分为具有较大影响的两大学派：组织生态学和演化经济学。

2.1.1.1　基于组织生态学的企业演化理论

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Hannan　M.T.和John Freeman（1977）发表了《组织的人口生态学》一文，对于“为什么会存在众多不同类型的组织”进行了新的解释。1989年，他们又发表了《组织生态学》，从而创立了组织种群生态学。组织种群生态学认为，环境与组织是相互关联的，环境对企业的自然选择过程，主要通过四个基本规则得以实现：（1）变异，企业在适应度和能力方面存在差异；（2）选择，环境对于某些企业的变异有利，而对于有些企业则不利；（3）保留与传衍，有利的变异在企业种群中保留并遗传下来；（4）为生存而斗争，在资源争夺中，那些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企业种群，能够取得胜利得以生存。

Singh（1990）在《组织演化：新方向》一书中，提出组织生态学的中心任务是“对社会环境如何决定（企业）组织形态的产生与消亡率、组织的创建与死亡率以及组织形态的变化率进行调查”，将组织转换看作是组织生态学的分析结果。此外，Baum和Singh（1994）在《组织演化动力学》中，将组织演化分为四个层次，即组织内演化（Intra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组织演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种群演化（Population Evolution）和群落演化（Community Evolution）。

关于企业演化的生态过程，Hannan和Carroll（1992），以及Olav Sorenson（2000）都进行了讨论。其中，Hannan和Carroll（1992）提出合法化（Legitimation）和竞争（Competition）两个生态过程，并建立种群密度依赖公式，研究这两个生态过程对不同阶段的种群密度（Density）的影响。Olav Sorenson（2000）则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选择（Slection）和组织学习（Learning）这两个生态过程，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企业种群的演化过程。

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关于企业演化过程的实证研究。如Geroski（2001）针对美国企业产业种群演化问题，分别对市场依赖模型、密度依赖模型、负反馈模型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决策者非理性行为对于企业种群的进化动力产生影响。Hannan（1997）则对欧洲汽车种群的进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理环境能够影响种群合法性和竞争关系，从而解释了产业发展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性。

2.1.1.2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演化理论

自科斯开启企业研究的“黑箱”以来，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人对以交易成本为核心的企业契约理论进行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但契约理论将个人和技术视为不变，只关注交易成本和组织的激励协调，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过程仍处于“黑箱”之中。为此，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演化理论重新回归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动态生产的思想中，较系统地研究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动态演化过程。

最早运用演化经济学对企业演化问题进行研究的，要数熊彼特（Joheph Schumpette）和阿尔钦（Alchain A.）。

1950年，阿尔钦发表了《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一文，指出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不应被看作是传统理论中的“完全的理性决策者”，利润最大化不再是企业行动的指导，而进化机制有助于实现企业种群对改变的外部环境做出反应。阿尔钦（1950）认为，“尽管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分析框架里——非常接近生物演化的理论。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经济对应概念分别是模仿、创新和正利润”。其中，模仿是成功因素的遗传，即“成功企业的成功因素一旦发现，将被追求利润和成功的其他企业所复制”；而试错是企业的突变；正利润则是企业成功和生存的选择标准，通过这个标准，能够获取正利润的企业存活下来，而受损失的企业将消亡。

熊彼特的演化思想是建立在对产业和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础上，并强调变异的动力。他指出，“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的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熊彼特，1992/1999）。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1982年纳尔逊（Nelson）和温特（Winter）发表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把演化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的研究中。他们在借鉴生物进化论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的思想的基础上，把创新（多元化、变异）作为知识载体的企业（遗传）和市场选择融入演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围绕惯例——搜索——选择这个三个基本概念展开。

第一，惯例。惯例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企业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惯例性行为（Routine Firm Behavior）。温特（1986）说“惯例趋于持续当然是演化理论的一个根本约定”。“对于一切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的行为方式，我们一般使用的名词是‘惯例’。这些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演化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是有机体的持久的特点，并决定它可能有的行为”。“我们的理论毫不羞愧地是拉马克主义的；它既考虑到获得特性的‘继承’，也考虑到在逆境刺激下变异的及时出现”^[3]。惯例是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企业能力、程序和规则。企业惯例可以分为三类：即标准操作程序、投资惯例、搜索惯例。这样惯例就类似于生物的基因。但企业与生物体的差异在于，企业不一定会死亡，且企业具有改变惯例的机制，因此不像生物体一样受制于基因。他们认为，改变企业的惯例、培养强势的动态能力有两个途径：“搜寻”和“创新”。

第二，搜寻。搜寻就是企业在已知技术和惯例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与自身资源、能力相匹配的技术和惯例，是企业的适应性学习过程。“搜寻”可能导致修改惯例或导致用新惯例取代旧惯例。它具有不确定性，即可能存在非效率，并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

第三，选择。选择意味着在群体中存在着挑选机制。纳尔逊和温特（1982）认为，一个企业的“选择环境”是影响企业扩张或收缩的程度。选择的环境部分地取决于企业的外部情况（需求、要素供给），也取决于其他企业的特点和行为。企业的选择就是在这个选择环境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适应性安排，选择的过程可能形成也可能淘汰多样化。

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奠定了企业演化理论的基础，对企业演化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他们对企业演化的认识还是较为肤浅的^[4]。他们对于惯例的定义太过笼统，也不清晰。

2.1.1.3　其他学派对企业演化理论的研究和贡献

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生命周期理论为企业演化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该理论直接提出新企业的增长问题，准确地反映了企业发展的渐进性质，但是它假设企业会遵循统一的成长路径，因而忽略了企业家的角色。

美国学者爱迪思（Adizes，1989/1997）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只要是生物就遵从着被称之为‘生命周期’的现象。生物体都会经历一个从出生、成长到老化、死亡的生命历程……生命周期的概念不只适用于生命体，而且也适用于企业这样的组织……企业实际上就像生物体一样，都有生命周期”。他进而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企业婴儿”、“夭折”、“青春期”、“未老先衰”等拟人化的词语生动地勾勒出企业是一生命体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5]。

Bhide提出了与生命周期理论不同的看法。在其书《The Origin Evolution of New Businesses》中，他指出“据我观察，新企业的演进方式是不可预测的、各不相同的，并不符合统一的发展模式。生命周期模型没有充分解释企业增长方式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他认为企业的增长方式之所以存在差异性，是因为企业家个人品质不同。特别是在企业发展阶段，承担个人风险的意愿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具备这些更广泛的品质以及承担不同任务的愿望的企业家的数量很少，这就限制了能进化成大公司的新企业的数量”。

美国著名学者塞思·戈丁（Seth Godin）对企业演化也进行了论述^[6]。他将企业制胜战略和策略的基本构件、概念传递的基本功能单元称为企业的记因（Meme），类似于生物进化中基因的概念。记因式演化（Memetic Evolution）就是指创意或概念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传播过程和与其他记因结合的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的变化，最后导致适应的记因得以生存并与其他记因相结合，而不适应的则消亡。戈丁认为，与生物演化相比，企业演化的速度会很快。因为生物演化只能将生物基因的重组和变异传给下一代身上，而且受到生物个体成熟期（代长）的限制，而企业演化则可以随时发生。戈丁指出，企业通过录用新员工（新员工拥有和本企业员工不同的个人记因）、向其他企业学习或与外界交流等方式，实现企业记因的重组与变异，由于这个过程处于频繁进行的状态，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上述方式达到重组记因、加速演化的目的。

2.1.2　关于企业演化的因素研究

除了对企业演化过程进行研究之外，国内外学者还将视角定位于影响企业演化的关键因素上，从而提出不同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对演化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可以见表2－1的归纳。

表2－1　关于企业演化因素的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