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企业文化

9.5　案例分析——北京同仁堂的长寿分析^[4]

一部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把一个优秀的长寿企业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剧中的原型就是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鉴于其浓厚的中国风味，又是在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碰撞当中诞生、成长、兴盛、延续下来的一家长寿企业。我们感到研究它的长寿之路比研究纯粹的传统老字号或是现代企业更有启示意义。乐氏家族的乐显扬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始创同仁堂药室，之后历经数百年，其间既有供奉御药、盛名海内外的辉煌，也有经营不善、外股典让的窘境，更有社会大动荡时期的内外交困，难以为继的困境。北京同仁堂在大浪淘沙之后生存下来，并在解放后获得新生，尤其是改革开放为北京同仁堂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同仁堂这棵三百多年的老树发出了新芽。在这数百年风风雨雨中，同仁堂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企业基因，可以说整个同仁堂的发展历史就是同仁堂企业基因不断演化的历史。

9.5.1　北京同仁堂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北京同仁堂335年漫长的发展史，正是同仁堂企业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积累和丰富的过程。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说是同仁堂企业核心价值观从初创到形成，再到发展的一个扬弃的辩证过程，折射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耀眼光辉。北京同仁堂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集中反映在五个方面。

9.5.1.1　起于“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立业之本

北京同仁堂的肇始之祖乐显扬自幼精研医药之术，造诣很深，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清太医院的吏目，掌管御医，从此结束了乐家祖传的铃医生涯。职务上的便利，使乐显扬能够收集大量的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加上家中的祖传秘方，这就奠定了他在康熙八年创办同仁堂药室的坚实基础。乐显扬尊崇“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并有言曰：“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他毕生精研方药，所制售的丸散，必求地道药材，谨遵炮制之规，取效颇佳。并于康熙八年（1669年）创办同仁堂药室。堂名“同仁”，是乐显扬亲自拟定，其言：“‘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后世存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同仁堂的一块老匾，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故立匾时的康熙八年，应为同仁堂肇始之时，乐显扬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这就为同仁堂的日后声名鹊起奠定了基础。

9.5.1.2　行于“方簿配本、传世堂训”的价值规则

同仁堂文化，是在专有技术的积累和严格的标准化进程中，体现其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同仁堂药典、目录，实现专有技术积累和标准化进程，是同仁堂企业价值观日益走向成熟的基本保障。根据同仁堂的历史文献记载，清代初年北京乐氏的四世祖乐显扬“喜阅方书，辨药味地道疑似”，“凡所有丸散，无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对古方进行重点研究和临床实践，为同仁堂立配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康熙四十一年，乐氏五世祖乐凤鸣创立同仁堂，更是“博览群”，“自国初诸名医循流溯源，上逮岐伯黄帝之属，凡古方之适用者，无不细心考究，炮制必依古法，购料不惜重赀，五易寒暑，而丸散膏丹厘然各备，遂别类分门，汇为一书”。“一书”指的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该书收载宫廷秘方、古方、传秘方、历代验方362首，序言中提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为同仁堂制作药品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和工艺规范。为了方便医家和仕商选购药品，乐凤鸣还印制了《同仁堂药目》，是公开发行的同仁堂成药目录，附有简要说明和价目。同仁堂也必然有一部相应的秘不示人的配本，就是现存最古老的康熙年间配本。至道光年间，乐平泉更“广求活人之方，愈加精炼，所增药目，殆不下数十百种”，其中有许多同仁堂流传后世的传统名药。

同仁堂公私合营后，曾几次整修配本，如当时实用的油印本、传统名牌产品配本等。1962年5月，同仁堂对所藏全部配本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这次较大规模的整理的做法是，以当时实用的配方对照各类配本的配方，再结合全厂多年的实际经验，从配方组合、药物用量直到生产工艺进行全面检查、核对。经过这次整理，发现和纠正错误62处。经过整理后的配本，增添了配方的来源、全部制作工艺、原辅料规格标准以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等项目。按照当时生产实际需要，原料、辅料投料以万丸为生产单位计量的配方，共整理出457个，打印分装为4册，命名为《同仁堂万丸配本》，这套配本按门类分类计67万余字，是同仁堂有史以来内容比较完整丰富的一部极有价值的技术资料。

9.5.1.3　处于供奉御药和同业竞争的环境压力

同仁堂因其制售药品疗效显著，名声远扬，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从此取得了官商一体、财势两旺的垄断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预领官银和增调药价。同时，同仁堂借承办官药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资本雄厚，名望卓著，执成药业的牛耳，垄断了当时“南有樟州，北有祁州”中国两大传统药市之一的祁州药市和其他中药市场二百余年。以进货数量最大、出价最高、品质最好在市成交。并且每年“春五秋七”两季交易市场都要恭候同仁堂大驾光临才能正式开盘（即同仁堂通过通济元货栈经手，根据本期药物来货数量，估出庙会可能销售量，与通济元共同确定价格，予以公布，谓之开盘）。所制售中药也必是高价售出，在进出两个方面，都能获取厚利。这些都为同仁堂供奉品佳效优的御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有利条件。

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同仁堂对太医院、御药房的任何药物需求必得做到“有传必回”，而且还得做到随传随回，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品质之高、期限之严，绝无通融商讨余地。倘若一旦出现半点差错，即大祸临头，简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仁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以宫廷所要求的药物品质标准为自己的制作标准，数百年如一日，时时处处谨慎小心，刻意经营，以质地优良的中成药供奉朝廷。同仁堂在悉心供奉御药的同时所获取的皇权支持和独特权利，在同业激烈竞争中也获取了绝对的优势，特别是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同仁堂屡遭迭变的情况下，清廷始终不丢弃同仁堂供药，同仁堂属于乐氏也始终不变。同仁堂二百多年特殊的发展环境，在清代中国中医药行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就为同仁堂形成鲜明而特有的企业价值观，营造了一个长期的独特的发展环境。

9.5.1.4　成于领导人物的个人贡献

一个企业的创建，即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关键在企业的领导人物。特别是企业初创者的价值观念，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未来演变与发展确立了一个持久的基础。同仁堂企业价值观悠久而丰富多彩，与乐氏家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价值取向和卓越才华难以分开。上可以溯至铃医先人、起于创建药室、成于药铺、兴于重振、立于乱世、转于国营，下可以诉至今日新人能人辈出，无不循“同仁”、古训，却顺应时代的变化，丰富和发展着“同修仁德，共济养生”的价值哲学。四代铃医，以其独特的行医经验和理论研习，完成了同仁堂初始价值观的基础准备。北京同仁堂乐氏祖先乐良才摇铃行医街巷，自成体系，针药独特，治病有速效，有验、便、廉的特点。其子乐廷松一面行铃医，一面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方药著作。经两代努力至第四代乐显扬，因其精研医药之术，造诣很深，升至清朝太医院吏目，完成了由铃医向正统中医药转变的使命，为同仁堂的兴旺发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仁堂从创建药室开始，明确提出了“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价值观精髓。清康熙八年（1669年），四世乐显扬创立药室，这个药室成为乐氏家族药业的发祥地。他以养生、济世，唯医药为最精辟看法，确立了同仁堂主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把同仁堂药室当成济世养生的大事，由此定下保药品品质，替百姓除病解忧的宗旨。他取于《易经》，亲定“同仁”堂名，意为和同于人，宽广无私，应天时行，是以大有，并有无论亲疏远近均一视同仁。推崇“同仁”的“公而雅”，体现了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成于药铺，严格定下“尊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百年堂训。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五世乐凤鸣将药室移为前店后作坊，开创了医药合一的先河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医药商店。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成书《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簿》，序言提出流传至今的百年堂训，后印制《同仁堂药目》，两书为同仁堂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立下卓著功勋。

同仁堂“兴于重振，创新经营思想、方式和手段，贯用于晚清数十年，影响至新中国”，成为中国药业史佳话。自设立药室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这84年由乐氏家族独资经营，其后危机四伏，以典让形式与他姓合股经营。十世乐平泉以创新经营的才干，重振祖业，并为日后同仁堂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积极寻求官府支持，广结官府，并以一个商民的身份捐官至二品，成为罕见的“红顶商人”。广泛筹措资金，兼理钱庄，联合药行，以信融资，精于经营。同时，他还精研新药，研制新药百种，在古方中从未有过，其秘方秘授而不公开，成为乐家的珍宝，大大丰富了同仁堂的传统药目，其中有些药目至今仍是同仁堂的传统名牌产品。

在动乱期间，同仁堂改革工薪制度，坚持品质第一，使同仁堂继续巩固和发展。乐平泉后，其继配夫人许氏执掌27年，于动荡时期确保了同仁堂的持续发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铺面前庭、家宅医书被烧，同仁堂在乱世中持续发展实属奇迹。许氏续办官药，坚持制售工艺品质，奖赏共难职工。最具功勋的是她大胆地为同仁堂创立了低工资加售药提成的工资制度，成为振兴同仁堂，注入经营活力的创新之举。成为同仁堂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同仁堂在新的发展时期，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十三世传人乐松生也继承和发扬了同仁堂的优良传统，并在经营管理上表现出优秀的才能。由于他经历的是解放前后的特殊年代，使他成为乐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解放后，他不仅处理好了劳资关系，而且在1954年带头申请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走上社会主义企业发展道路。从此，同仁堂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始了其企业重大历史性转折，同仁堂的领袖人物风范，丰富和发展着同仁堂核心价值观内涵，鼓舞和激励着同仁堂人一代代以强烈的共同价值取向，延续和发展着同仁堂企业的哲学思想。

9.5.2　北京同仁堂的长寿原因考证

我们通过对北京同仁堂的长寿原因考证，发现同仁堂企业之所以能成为长寿企业，与它的核心价值观、对环境的敏感、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及具有宽容的特质和保守的财政政策密切相关。从而验证了企业实现长寿所必须满足的几个条件。

9.5.2.1　同仁堂的核心价值观

被同仁堂视为立业之本的理念是“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在这里“仁德”是自我的道德追求，而“同修”是希望将个人仁德的道德追求转化为企业的共同追求。不仅如此，同仁堂在处理与它的顾客、与它的供货商的关系时，也将同修仁德作为一种追求的境界。显然，这样的认识和处理方法相较于“亨得利”、“亨达利”等要高明了很多。同样“济世养生”的观念也有同样的意义。所谓“济世”指的是治病救人，而“养生”的目的却是让人不要生病。一个以治病卖药获取利润的企业，将养生让人不要生病作为它的宗旨之一，这确实体现了“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道德追求。

“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作为同仁堂的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同仁堂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意愿，在这样的价值观下面，同仁堂兴粥厂、办义学，严格产品的制作程序和质量标准，最大程度地适应环境的要求，这正好体现了同仁堂繁衍生息的境界。在繁衍生息的企业价值观指导下，同仁堂形成了各项的长寿特质。

作为企业基因的同仁堂的核心价值观，自同仁堂成立以来，始终没有改变，至今仍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为核心理念。这进一步印证了，同仁堂这一核心价值观在企业300多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正如前文所述，企业长寿基因的形成过程中，基因的复制、变异、重组和诊断并非缺一不可。在同仁堂300多年演化过程中，企业的外部环境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同仁堂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抵抗环境的干扰，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并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与企业经营相融合，使企业这一核心价值观代代相传，不断复制，并在复制过程中，注入新的理解和精髓，从而保证同仁堂核心价值观的活力和长寿特性。

9.5.2.2　对环境敏感的同仁堂

长寿的公司对自己周围的环境都非常敏感。不论它们是通过新技术，还是通过自然资源来获得财富，它们与周围的世界都是非常和谐的。虽然战争、大萧条、技术与政治的变迁在它们周围显得变幻莫测，它们似乎总是善于调整自己，永远能因时制宜。无论是在过去信息匮乏的时代，还是当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它们具有全球眼光的时代，它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有已经习惯了新陈代谢的公司，才可能生存和发展。而新陈代谢对于组织而言就是变异，对于环境而言就是适应，就是通过不断地创新去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

综观漫长的三百多年同仁堂发展史，厚重的企业积淀中无不折射出“适者生存”的耀眼光辉。同仁堂正是通过不断地创新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保持企业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同仁堂悠久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其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适应环境企业结构反复改变

同仁堂创始人乐显扬祖籍是浙江宁波慈水镇，明永乐年间其曾祖乐良才举家迁往北京，靠走街串巷摇铃行医卖药为生。铃医乐良才为北京乐氏宗族始祖。铃医是旧社会的一种民间医生。铃医手摇串铃，周游四方，负笈行医卖药，故又称串铃医、走方郎中、草泽医等等。铃医治病与正统坐堂中医不同，它自成体系，针、药独特，治病取其速效，不计万全，有验、便、廉的特点，医疗上往往能见奇效。可以说铃医掌握了一定的医药知识，也具有相当的医疗经验。乐廷松继承其父乐良才的铃医衣钵，为适应城市发展对医药的需求，开始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方药著作，朝着正统中医药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历经乐怀育，铃医生涯直传至乐显扬。乐显扬自幼精研医药之术，造诣很深，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清太医院的吏目，掌管御医，从此结束了乐家祖传的铃医生涯。乐显扬以“‘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而立“同仁堂”，使他成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北京同仁堂开始由铃医向堂医过渡转变。乐显扬去世后，乐凤鸣继承父业，并于1702年将药室移出家门，在前门外大栅栏正式开办了同仁堂乐家老药铺。至此，完成了同仁堂铃医变堂医、胡同上大街的转变过程，坐堂售药、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得到确立，实现了同仁堂在封建时代对市场的最大限度的对接。这种经营形式一直保持到1966年同仁堂完成由解放后公私合营企业向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转变。1996年同仁堂创办了“同仁堂医馆”，首创名店＋名药＋名医的“三名”经营方式。随着事业的发展，同仁堂在连锁药店的基础上还将创办同仁堂中医院。同仁堂由过去的前店后厂的作坊店，已发展到今天产供销一体、科工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1997年6月，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交所上市。2000年10月，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分拆上市公司，被媒体誉为“同仁堂模式”。

（2）专有技术积累和创新

四世祖乐显扬所著《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收载宫廷秘方、古方、传秘方、历代验方362首。他还在该书序言中提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为同仁堂制做药品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和工艺规范。其后，公开发行的乐凤鸣的《同仁堂药目》，是同仁堂的成药目录，并附有简要说明和价目。同仁堂也必然有一部相应的秘不示人的配本，就是现存最古老的康熙年间配本。乐平泉更“广求活人之方”，愈加精炼，所增药目，有许多是同仁堂流传后世的传统名药。后曾几次整修配本，尤以1962年5月，同仁堂对所藏全部配本进行的全面整理。经过这次整理，发现和纠正错误62处，并增添了配方的来源、全部制作工艺、原辅料规格标准以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等项目，整理后打印分装为4册，命名为《同仁堂万丸配本》，是同仁堂有史以来内容比较完整丰富的一部极有价值的配本资料。1982年同仁堂制药厂建立技术科，主管全厂制药工艺技术。技术科结合新形势下的生产要求，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配本的整理。例如以制药厂经常生产的105种产品为重点，每个中成药品种通过这次整理，内容更加完备，包括有全套工艺操作规程、统一批准文号、注册商标、处方来源、药味数量、药材炮制标准、药材使用标准、药粉细度标准、用蜜标准、剂型品质标准、重量差异标准、含水分标准以及功效、主治、服法用量、禁忌等。1983年，结合执行《北京市药品标准》，对重新整理的这105种配本，再度进行严格的审核，已实用于生产实际。多年来，同仁堂在几次整修配本的同时，也相应地逐步制定了蜜丸、水丸、膏药、散剂、酒剂、片剂等剂型通则及工艺技术管理办法、品质管理办法、金银牌产品生产保障体系，建立工艺技术标准档案、同仁堂药材炮制品质标准、包装辅料规格标准，健全了每个职工的岗位操作法。至此，同仁堂由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经过多年的技术发展和改造，现已完全纳入现代化中药生产的科学轨道和管理体制。

（3）作业流程创新和产品换代

中药制作流传已久的是“眼看、手摸、鼻闻、口尝”的检测方式，留下了缺少客观、准确的品质标准的弊端。在今天，如果沿用这种传统方法，即使“不省人工”也未必能达到最高的品质境界。同仁堂先后从德国、日本、意大利引进了真空吸塑包装机、胶囊机、口服液罐装线、药酒罐装线等，目前已有多条机械化生产线。蜜丸自动包装生产线使同仁堂的蜜丸生产摆脱了人员密集型生产状态的困扰；膜过滤设备解决了药酒生产中的沉淀问题，提高了成品的品质；计算机程控已经用于药酒生产的全过程。同仁堂还引进了仪器66台套，三维高压液相仪、紫外分光光度计、生物显微镜、薄层扫描仪、气象色谱仪等，均已用于中成药的常规检验及分析中。传统中药的丸散膏丹多为原粉制剂，服用量大，起效慢，技术含量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同仁堂开始了科技创新，片剂、颗粒剂、滴丸剂、软胶囊剂、气雾剂等给同仁堂的制剂工艺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科技手段结束了同仁堂中药生产“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的历史，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品质，同时催生了同仁堂人对“不敢省人工”这句古训的新的理解，“炮制虽繁”的传统工艺下恪守的药德也晋升到了以科技兴堂的新境界。日水清心丸是同仁堂出口日本的一个强项产品，日本对清心丸的微量重金属含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1992年，同仁堂的课题组在国内率先解决了“牛黄清心丸8种重金属检测方法研究”的课题，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中药的生产规范，建立了一整套防止重金属污染的管理制度，严格监控生产全过程。目前，同仁堂集团年生产中成药材1万多吨，畅销全国，并出口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极大地弘扬了同仁堂的堂誉。

（4）管理创新，重整供应链

同仁堂在注重发展自己的过程中，保证了对药品生产全过程的大投入，把同仁堂的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物质力量。中药材源于天然作物、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目前，在种植药材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滥用农药造成了中药材农药残留量过多及重金属含量超标，影响到中药安全性。为了从源头上保证药材品质，实现无污染、无农药残留及重金属在安全范围内，使中成药、保健品的药效含量稳定，同仁堂迈出了从买药材到种药材的一大步，投资上千万元，在安徽亳州、山西陵州建立了中药材种植基地，实行标准化种植，从选种、种植、管理到收集都采用一整套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太行山深处的陵州县是山西省中药材种植面积最大的县之一，尤其以五药芯党参闻名全国。这种党参只产于陵州县一片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该药材因横断面成五个花瓣状而得名，具有油性大，粉性足，含糖量多，有效成分高等特点，被誉为“药中一绝”。

9.5.2.3　具有企业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同仁堂

长寿的公司要有凝聚力，员工要有较强的认同感。无论它们如何分化，职工们（有时甚至包括供应商）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个案史研究不断证明，职工间有力的联系对于在变迁之中生存是很关键的。围绕组织“社区”观念的这种凝聚力意味着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从内部选出，要对企业的发展负责；他们要从公司的代代相传链条中来看待自己，要把自己看成长盛不衰的公司的服务员。管理人员的每一代都是这一链条上的一环。除非在危机时期，管理者首要关心的还是组织整体的健康发展。

和一般企业一样，同仁堂也有着一套既定的典礼和仪式，这些典礼和仪式起到了增强企业凝聚力以及显示同仁堂企业价值观的作用。在此，我们将重点考察和分析同仁堂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是企业内部的沟通方式，它能有效地传递企业的价值观和英雄意识。与其他企业不同，同仁堂的文化网络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承的形式形成的。师徒相承是中国手工业的惯例，由于同仁堂所在行业的特点和历史发展沿革，师徒相承的用工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就形成了同仁堂的文化网络。通过师徒相承，同仁堂的价值观和英雄人物被有效的向下传递。价值观传递往往不是不能简单的由制度和规定来完成，而是要通过言传身教，人物示范等形式完成，甚至还要经过“当头棒喝”、“豁然开朗”等阶段。师徒相承形成了同仁堂最重要的企业文化网络，也是企业最重要的内部沟通方式。师徒相承的文化网络是得到中国文化传统支持的。“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传道，是教授做人的道理，实质上就是传递价值观；其次才是授业与解惑。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这样的价值观保障了同仁堂文化网络的健壮和有效。

师徒相承构成的同仁堂文化网络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不同于其他的任何规模企业，我们将看到，其对同仁堂的企业竞争能力形成重大的影响，同时也造成同仁堂文化当中一些特有的弱项。由于师徒相承的作用，从古至今，同仁堂都保持着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这就是讲礼仪与重人和。在同仁堂内部，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浓郁的“人情味”，无论是上下级之间，还是同事与同事之间，处处体现着一种亲善仁爱、团结和睦的融洽氛围。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倡导“和为贵”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伦理道德，古老的同仁堂明显地突出了“人和”与“亲善”色彩，在这里，“和气生财”早已成为众口一词的行为准则。从历史上看，同仁堂内部历来不论师徒，皆称伙计。乐家“大爷”到店堂理事，对众伙计皆点头招呼，和和气气；店堂的查柜、领班到乐家内宅办事，乐家人迎进送出，谦和温良，沏茶备饭，热情款待。众伙计之间，也相互敬重，和睦相处，形成了融洽和谐的浓郁氛围。尽管这些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却不能否认其间充满着人情味，使人彼此尊重，心情舒畅。正是这种亲善人爱，构筑着同仁堂和谐的融洽氛围和亲如一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到处烧杀抢掠，百姓深受其害，同仁堂也面临灾难。八国联军在大栅栏又点起一把火，直烧到前门西大街附近20余条街巷，大小商号300多家无一幸免。当火烧到同仁堂铺面的前庭挂匾时，留守店堂的职工张诩亭不顾一切冲进火海，救匾于火海。事后堂匾得以重挂，成为同仁堂人的骄傲。北京同仁堂对自家牌匾极为重视，将牌匾视为经营者及其店铺的生命。一个普通职工，不惜牺牲生命，冒险抢救牌匾，为什么？因为“同仁堂”牌匾是同仁堂人生命和价值的归宿，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9.5.2.4　宽容的同仁堂

长寿的公司是宽容的。这些公司对于边缘化的行为总是宽宏大量的：公司本身是有凝聚力的，而在公司边缘化上的擦边行为、大胆尝试，以及一些古怪的想法对于公司多思考一些可行性是有好处的。同仁堂发展的漫长史河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仁堂在每一次危机中能力挽狂澜，必然会出现一位大胆创新的人物，伴随这个人物的必然是一系列的尝试性或绝无仅有的新的措施的出现。这些不多的留史人物及其措施，都突破了乐家以往的常规祖训的教条。但是他们却都是在乐家史记中名声远赫。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同仁堂得以长寿，正是在严训祖训的有力保障的基础上充分地表现出了其自我完善、自我调整、自我创新的灵活性。乐氏第十代乐平泉重振祖业的三条措施：寻求官府支持；广泛筹措资金；精研新药等，其中的方式方法无不是尽显奇效。寻求官府支持，采用捐官入纳二品，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都是十分罕见的。筹措资金，却兼营两个钱庄，赊融资数目在乐家史上也是最多。精研新药，竟达数百种，创下历史性贡献。正是大胆而独到的尝试，将濒危的同仁堂起死回生，并直至推向封建时代商业经营的高峰。

许氏在变乱中整治同仁堂，更是乐家史上的两个奇事。一是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许氏作为女性，且是外姓，执掌同仁堂更是有违旧同仁堂的家规祖训。但正是她在战乱中重整的同仁堂，并执掌长达27年。二是她整治方法中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低工资加售药提成的工资制度，改变了当时中国计工计件的制度，成功推行了新的工资管理制度。

我们在以同仁堂为蓝本的电视剧《大宅门》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作为“宅门逆子”的同仁堂后辈，实际上是得到了企业的宽容，最后成为同仁堂的传人，并且实现了企业的重新振兴。同仁堂从创业之初的小作坊发展成为现代化企业集团，始终与发挥人才的作用密不可分。无论在历史，还是在今天，同仁堂都出现过许多既精通医药理论，又善于经营的专家型人才。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作为清初太医吏目，一生研究医理和药术，特别是在制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并且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制药理论。乐显扬之子乐凤鸣，幼承家学，精通医药，不惜五易寒暑之功，刻意精求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的配方，著有“一书”，收载了宫廷各方362首。并为同仁堂制作药品建立了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工艺规范。自此以后，同仁堂制售的各种药物，对症服用无不验证，在社会各阶层迅速树立起良好的信誉。乐氏第十世传人乐平泉是同仁堂历史上重振祖业的一位中兴人物。他不但对外广交官府，广筹资金，拓宽影响，对内实行自东自掌的理家治店的新制度，而且还精研新药，广求治病之方。在乐平泉主持同仁堂期间，所增药目不下百十种，其中，就有著名的虎骨酒、安坤赞育丸、益仙救苦金丹、八宝药墨、如意长生酒等。这些新药大大丰富了同仁堂的传统药目，其中有些产品至今仍是同仁堂的名牌产品。乐平泉有4子，但在乐平泉去世后，接管堂务的却是其夫人许氏，这也反映出同仁堂在用人方面的宽容和不拘一格。许氏夫人出身名门，善于管理，知人善任，在她主持同仁堂期间，内外相安无事，并得到巩固和发展。第十三世传人乐松生经历了解放前后的特殊年代。解放后，他在劳资关系上做出了妥善处理，并带头申请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揭开了北京同仁堂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9.5.2.5　财政保守的同仁堂

长寿的公司在财政上是比较保守的。这些公司很节俭，不随便装大方，同时极端重视稳定的现金流，并以一种很古老的方式思考资金的意义，知道在资产中保持一定的节余的重要性。由于拥有适当数目的资金储备，这些公司在企业遇到新的机遇或选择时就有一定的灵活性，容易把握机遇的优先权和主动性。而且在选择新的业务方向或方式的同时，可以独立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具体范畴而另辟新的空间，为企业长寿不断地选择了新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或方式。而这个优势突出地表现在这些公司可以有能力主动寻求竞争对手不可能奢想的选择。

同仁堂332年间，在财务上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勤俭”、“自立”思想，始终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同仁堂的命运兴衰也始终与这一原则紧密地相连在一起。同仁堂保守经营的原则，从其发展的历史记载中能得以见证。同仁堂史志中清楚地记载：同仁堂自清康熙八年（1669年）创建以来，迄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这八十四年间一直由乐氏家族独资经营。后除自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整整90年中经外股、典让外，同仁堂又恢复了由乐氏家族独资执掌的历史，直至解放后国营。同仁堂在供奉御药的前期，并未从“预领官银”中积累起自己的大规模资金，更无“增调药价”的可能。有记佐证：道光十六年（1836年），同仁堂恳请预借官银，量为调剂，最初答复“碍难准行”，后准，但规定“预领官银，必须专办，交官味药，不准归入同仁堂私行动用，致误官差”。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道光帝才准增调药价，并免除了过去预领官银所欠赔累，至此同仁堂开始发家致富，进而成为中医药的大家。只有到咸丰八年（1858年）左右，也就是乐氏十世乐平泉重振祖业的时候，为缓解同仁堂外债之累，周转资金，才出现借钱周转的状况，且所借数目为乐氏经营史上之最。但即便如此，由乐平泉出名的借据最多，但有借有还，笔笔有着落。这更是说明了同仁堂在财务上的谨慎操作的原则。许氏在战乱期间为加工紫雪需黄金百两，筹各房金饰一例，也可以看出，在同仁堂极度贫困时候，也是自筹自家力量而无外借之事，可见是严守自办的财务准则。同仁堂国营后，仍保持了财务保守的经营理念，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