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分配失衡

第四章　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国民收入分配失衡

一、问题背景

（一）历史比较：中国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

最近20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¹⁾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下降尤其厉害，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从图4-1可以看到，“十五”时期中国最终消费率急剧下降，2005年降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最低点。

图4-1　1984—2005年中国最终消费率

（数据来源：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

（二）国际比较：中国消费严重不足，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

过去1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这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0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7%—79%，而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低于70%。以2002年为例，当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2002年，中国当年的消费率仅为58．2%，而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 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当年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

图4-2　2002年最终消费率国别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消费率的逐年下降，投资率连年走高。2000—2004年，中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42．3%和43．9%。与此对应，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在20%—30%。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数据，1970—2002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由25．6%下降到19．9%；消费率由74．2%上升到79．6%。由图4-3所示，2001—200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达22．5%，而消费平均增长10．7%；从1998—2004年，消费平均增长率为9．7%。虽然中国出口稳定增长，但真正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是净出口而非出口，并且中国的净出口增长极不稳定，很难保证持续增长⁽²⁾。关于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33．3%，投资是48．8%，进出口是17．9%，这还是经济普查调整之后的数据。总之，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分依赖的事实毋庸置疑。

图4-3　1999—2004年中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

总之，中国消费率明显偏低，并且其中五分之一左右是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异常低下。中国的消费与储蓄（以及投资）比例明显失衡。消费率过低（与此相对应的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银行存贷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储蓄率使得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在净出口不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投资增长最终会受消费增长制约。此外，投资受到企业对消费增长的预期的影响而极易波动，由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容易大起大落，机会成本高昂。毫无疑问，消费率过低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高速发展。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寻找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真正主因。

二、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无论是家庭还是整个社会，其收入除极少量用于捐赠之外，要么用于储蓄要么用于消费，消费与储蓄是此消彼涨的互补关系，消费的另一面就是储蓄，因此，研究消费必须研究储蓄以及与储蓄紧密相连的投资。

国际经验方面，S．Kuznets（1946）针对美国1869—1938年的国民收入和个人消费数据分析美国长期消费函数，发现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大致等于（长期）平均消费倾向而并不呈现出递减趋势，这种现象被称作长期消费函数之谜。宏观经济学家已经从跨期消费、永久性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等多个角度对此做出了解释，例如弗里德曼认为，消费是受永久性收入影响的，而长期中永久性收入和消费同比例增长，如果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居民消费会随其长期持久收入水平的增长而相应调整，不可能出现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持续递减，进而导致长期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这实际上为分析中国过去20年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即“中国消费异常”一定相应有异常的原因隐藏其后。

研究者通常认为，收入流一定的情况下，（即期或短期）消费减少可能存在两个重要原因：预防性储蓄和因金融抑制等原因而存在的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 Saving Theory）认为，指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将导致当前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这一理论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经验支持。例如，Zeldes（1989）对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没有收入不确定性因素，不同收入阶层的美国人将会不同程度地减少谨慎储蓄的比例（相应增加消费）。在没有收入不确定性情况下，收入为200美元的个人消费将比存在不确定性提高20%，而收入达到500美元的个人消费提升的幅度仅为7%。这即说，如果削减收入的不确定性，低收入群体将比高收入群体体现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一经验规律反过来说就是，如果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同时社会财富分布不均匀程度增加，则整个社会的整体消费率水平会相对下降。Zeldes的研究结果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这似乎正是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历。此外，Dardanoni（1991）检验跨地区英国农户的数据时发现，60%以上储蓄是出于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防。其他如Carroll，Samwick（1992），Guiso（1992）的经验分析也支持预防性储蓄理论，包括Dardanoni（1991），Carroll（1993、1994），Kazarosian（1994），Jappelli and Terlizzese（1994）等将收入不确定性和影响储蓄的其他因素一起检验。显然，预防性储蓄理论是一个针对即期消费的“中短期理论”，长期看，作为延期消费的储蓄最终总会变成消费。对于家庭而言，20年属于中期，预防性储蓄理论对中国过去20多年消费率连年下降应该具有一定解释力。

针对中国多年来消费相对不足，袁志刚和宋铮（1999）、孙凤和王玉华（2001）、臧旭恒等（2001、2004）、万广华等（2001）、罗楚亮（2004）等的相关研究有比较一致的结论：不确定性对中国居民的即期消费有负面影响，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了消费。另外，这些研究也大多认为，中国流动性约束型消费（典型如住房、汽车、教育培训等）的比重在逐年上升，然而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中国居民的潜在消费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然而，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显然存在理论盲点，因为它们都是从居民收入流（及其不确定性特征）既定这一隐含假定出发，前者仅考虑不确定性预期对即期消费的影响，后者仅考虑由于金融工具欠缺而造成的消费延期抑制。事实上，在居民收入流（及其不确定性特征）既定的情况下，储蓄确定则消费确定。影响储蓄的因素是复杂的，所有影响消费的因素（如流动型约束）都会间接影响储蓄，系统性梳理这些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并做计量检验是必要的（但相关关系并不能直接延伸为因果关系）。但是，针对“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率为什么持续下降”这一相对宏观的问题，如果研究回避研究城乡家庭收入在广义国民收入（GDP或GNP）中的分享份额，仅仅局限于研究居民收入流（及其不确定性特征）既定下的支出结构（消费和储蓄），然后计量验证诸如预防性储蓄或流动型约束等因素对消费或储蓄如何影响（更严格地说是如何相关），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它回避了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最近几年虽然有孙居涛和熊友华（1999）、刘文斌（2000）、朱国林等（2002）、李军（2003）、臧旭恒等（2005）学者对“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问题有过研究，但它们大多局限于收入分配均匀程度（诸如基尼系数等）对于消费的影响，对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消费的影响）这一更基本的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

三、中国消费率连续下降的主要原因：猜测与验证

一个非常直观的逻辑是，由于不同主体（包括组织）有着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国民收入分享结构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消费率（以及储蓄率）的高低，并由此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

更进一步，现实经济中，家庭是最重要的消费主体，在国民收入流一定的情况下，政府税收收入相对于居民收入增长过快，企业利润相对于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不平均程度升高，都是直接构成消费率下降的有利因素。我们猜测，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多层面的相对失衡，是中国消费率连年下降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并且中国消费率连续走低主要在于私人消费率（而非政府消费率）连续走低。

从图4-4可以看到，从1979—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均分别与其消费支出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过去15年尤甚。这也就是说，只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上去了，中国的消费自然上去，由于私人消费占据社会总消费的绝对比重，中国的消费（和消费率）也自然上去，因此，要找到中国消费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连年下滑的原因，应当主要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不足方面去寻找原因。

图4-4　1979—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与消费支出增长率的对应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求得）

（一）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政府消费增长过快

Landau（1986）使用1960—1980年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分析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Barro（1991）以9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5—1985年的数据，发现相同结果。Futagami，morita和shibata（1995）、greiner和hanusch（1998）的研究也均支持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在这些国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有最重要、最直接的贡献。）此外，Barro和Lee（1993）的研究发现，有5个重要因素可以将增长缓慢国家与增长迅速国家区别开来，政府消费对GDP的比例就是其中之一（其他有市场扭曲和政治不稳定等）。

在中国，由于政府经营性行为相对较多，经常发生类似财政向国有银行注资这类特殊的支出行为，加之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密切连接，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⁴⁾之间存在相对其他国家更大的差额，非消费性支出比例相对较高。另外，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GDP＝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购买与消费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而政府购买又直接受制于政府财政收入并且（长期地）与之紧密正相关，这就是说，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往往会直接导致社会消费的下降。

从表4-1、图4-5、图4-6可以看到，从1995—2004年中国税收收入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7%，其中，国税年平均增长率为17．1%，地税年平均增长率则高达19．6%，两者均远高于同期GDP增长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另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2005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30 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比2004年增长20%，增收5 148亿元。2006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19 332亿元（不包括关税和耕地占用税、契税），同比增长22．3%，增收3 522亿元。

表4-1　1995—2004年中国税收收入及增长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图4-5　1978—2005年中国国家财政年税收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图4-6　1999—2005年中国税收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及税务总局公开发布数据计算而得）

伴随着税收收入的连年高速增长，加上年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增加（如表4-2），中国的财政支出、政府消费和政府消费率自然持续上升，私人消费率持续下降，私人消费增速逐年减缓，私人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政府消费增速则逐年加快，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提高。以2001—2004年为例，政府消费在整个消费中占的比重由20．6%上升到22%，居民消费比重则由79．4%下降到78%。这一现象与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和制约，以及由此必然发生的行政管理费用高速增长密切相关。2000—2003年，中国行政管理费由1 787．59亿元高速增长到3 437．68亿元，占政府消费的比重由15．2%上升到23．2%。

表4-2　2000—2005年中国国债发行总量（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财政部。

伴随财政支出经过连年高速增长，中国的政府消费率已经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但私人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2001年为例，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为13．2%，美国为15．1%，相差约2个百分点，差距较小（目前已经超越之）；但中国的私人消费率为47．6%，美国为69．3%，则相差约23个百分点，这是两国的总消费率差异巨大的主要原因。

在财政支出结构方面，根据周天勇（2005）的分析，美国州和市县镇政府2002财年的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各种社保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比例高达70%之多，政府本身行政公务费用只占16%；美国联邦政府2004财年支出的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用于行政公务的费用只占总支出的10%；2003年，美国在行政公务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2．5%，而中国这一数字高达37．6%。根据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苏明的研究，“近些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幅较大，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口每年增加100多万人，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财政供养人员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管理失控，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经济管理体制中亟待改革的一大痼疾。

2000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4年之间国家财政收入整整增长了一倍，2005年已经接近3．1万亿元。在财政蛋糕飞速做大的过程中，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2．6%提高到2004年的19．3%。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贵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2003财年联邦政府税收收入为1．78万亿美元，占GDP的16．6%；2004年美国财政收入总计为1．88万亿美元，相当于其11．67万亿美元GDP的16．1%。目前，中国这一占比已经稳稳地超过美国。

总之，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私人消费率连年下降，政府消费率节节上升，政府消费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私人消费，社会消费率总体逐年下降，这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GDP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密切相关⁽⁵⁾。

（二）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非均衡增长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GDP＝工资及薪金＋利润＋利息＋租金＋间接税＋折旧－国外要素收入净额，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实现的利润与家庭获得的工资、薪金以及分享的利息和租金等收入，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同时我们在前面图4中也已经看到，中国居民的家庭消费水平（及变动）与其收入水平（及变动）高度正相关，城乡居民的收入直接决定了占据社会总消费绝对份额的私人消费的大小和增速。在中国，由于仍然有相当多的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并且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历年分派的红利总和尚不抵国家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企业实现的利润很难转化为居民的消费，因此，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从国民收入中分享的利润的比例越高，消费（尤其是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必然就越低。

过去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实现利润的总体水平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表4-3所显示的1998—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及年增长率情况，可以印证这一点。

表4-3　1998—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及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并经计算求得。

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企业利润总水平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如图4-7。极端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调查表明，该地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的工资在过去的12年里只上涨了68元。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2005）援引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城务工者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收入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⁶⁾

图4-7　1999—2005年中国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年报整理求得）

如果说强制性课税所对应的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部分地转化为社会消费的话，由于中国企业的绝对主体是依旧占据中国经济近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和一千多家分红派现意愿和能力都极其有限的上市公司，中国企业获取的利润转换为居民消费的比例实际上非常之低。企业利润大多或继续进行效率低下的投资，或留作企业储蓄。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企业以至资本所有者虽然分享了越来越高比例的广义国民收入，但它们所连接的相关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上却相对非常低，有些甚至大比例地向国外转移财产。这样，随着企业从国民收入大蛋糕中分享越来越大的比例，其后果必然是全社会消费率的持续下降。

（三）财富及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过高

由于不同群体往往对应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除了与政府财政收入、政府消费以及企业利润（及其分享）密切相关，还与财富及国民收入在居民中的分配结构紧密相关。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4）根据中国1985—2003年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数据回归计算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利用1988—2003年数据回归计算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当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2和0．85，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并且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不同的特征：高收入居民（最高10%）、中等收入居民（中间10%）与低收入居民（最低10%）三者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差异，分别为0．66、0．89和0．90。

刘文斌（2000）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中国总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朱国林等（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消费与收入分配（均匀程度）有密切关系，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严重，社会总消费就会不振。权衡（2002）的计量分析再次验证，基尼系数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逐年上升，边际消费倾向则逐年下降。

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2000年达到0．458。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已经达到0．45，不同群体之间发展差距过大，该报告提出一揽子的政策建议，建议缩小存在于中国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性别、城市和农村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建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

在中国财富分布越来越不均衡以及消费率逐年下滑的同时，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每年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见表4-4）。综合上述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可以推断，过去十多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高速增长，绝大部分是高收入人群的贡献。

表4-4　1993—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内增加额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年末余额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年内增加额及增长率经计算求得。

更深入一步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导致社会整体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导致中国消费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导致城乡收入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速的持续差异。在农民收入基数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基础上，在1986—2005年的绝大多时间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如图4-8所示。在整个“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速为5．0%，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7．2%的增速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趋势在“十五”期间进一步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已经分别高达3．231∶1、3．209∶1和3．224∶1。

图4-8　1986－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比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4-5　1998—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对比　（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研究者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同核算口径，计算得到“城市居民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的“佯谬”（刘建国，1999）。虽然有农村居民一定比例的自给自足，货币收入比重低，收入不确定性大，流动性约束大，农民被迫进行强制性储蓄以及传统观念制约等诸多因素，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支持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这一命题。相反，如前文所述，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4）提供了相对更具说服力的反向证据。即，不同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增加而递减这一经验规律在中国是成立的。并且，通过对表4-5的简单换算还可进一步看到，中国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则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呈逐年小幅下滑态势⁽⁷⁾。

在支出结构方面，过去十多年来，伴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同步的高速增长，社会恩格尔系数也逐年下降，但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显著高于城市家庭，如表4-6。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也侧面说明，合宜地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和强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中国消费恶化状况的扭转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表4-6　1994—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较　（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人均消费剩余”⁽⁸⁾指标来考察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差距。从1978—2002年的24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累计的消费剩余为5 464元，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累计的消费剩余达到12 346元，两者差距为1∶2．3。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并且增速缓慢，显然也是造成我国消费率整体不高并且连年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顺带指出，虽然仅仅从消费支出结构方面来分析中国消费率下降这一问题难有好的效果，但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硬性支出超高速增长，出于谨慎考虑以及中国人一贯先储蓄后消费的行为惯性，城乡居民被迫强制储蓄，这应该是造成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一个原因。这方面的研究颇多，由于篇幅及本文主题之限，不在此赘言。

综上分析，中国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不利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享结构（包括居民与政府之间、居民与企业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分享结构）造成。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及逻辑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相对于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如GDP）的增长速度而言，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相对过快，企业的利润增速相对过快，少数人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对过快，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对失衡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这种不利状况已经直接而有力地牵制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张，进而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谨提供以下几点相应的政策建议：

1．参照国际标准，将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速度限制在经济增长速度附近，并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预决算，尤其是财政支出的预决算，提高财政预决算的透明度和民主性。

2．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不断优化和改善最低工资法、劳动法、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稳步提高工资收入（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压减以低工资为代价的暴利行业的盈利空间。

3．采取切实而合宜的措施，尤其是充分把握工业化、城市化等重大历史机遇，持续而显著地提升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缩减城乡差距，强化个人所得税法的执行（尤其对于超高收入阶层），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范围，改善和强化社会救济（尤其是规范并促进民间慈善救济的发展），有效缩减社会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Dardanoni and Valentino，1991，“Precautionary Saving Under Income Uncertainty：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Applied Economics，23，153-160．

Kuijs and Louis，2005，“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Paper，1，76-98．

Robert J．Barro and Jong－Wha Lee，1993，“Losers and Winners in Economic Growth”，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267-297．

Zeldes and Stephenp，1989，“Optional Comsumption with Stochastic Income：Deriations from Certainty Equivalence”，Quarterly Joural of Economics 104（may），275-298．

段晓强，2004：《90年代初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研究》第8期。

樊纲、王小鲁，2004：《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经济研究》第5期。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4：《七大因素左右居民消费增长》，《上海证券报》10月15日专题版。

李军，2003：《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

刘建国，1999：《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罗楚亮，2004：《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研究》第4期。

施雯，2005：《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趋势和原因探析》，《学术交流》第9期。

孙凤、王玉华，2001：《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统计研究》第4期。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2001：《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研究》第11期。

袁志刚、宋铮，1999：《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1期。

臧旭恒、裴春霞，2004：《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居民消费计量分析》，《经济学动态》第12期。

臧旭恒、张继海，2005：《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6期。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李　健）

【注释】

(1)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定义，“最终消费”是指常住单位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最终消费率由此可进一步分解为“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两部分，即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2) 虽然本图由国家权威部门公开数据生成，但年度GDP数据内部潜藏矛盾，这与中国一些年份“由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综合不出国家公布的全国数据”类同，但根据本图大致定性地把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长速度的相对大小关系，应该有效。

(3) 刘树成等（2002）的研究也有相同结论：1999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消费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出口呈负贡献或微贡献，而投资的贡献在逐年上升。

(4) 政府消费一般被定义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加上政府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消费货物和服务所承担的净支出。

(5)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相对于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过快增长，尤其是财政支出管理失当，也可以从该时期各地政府办公楼宇的营造速度和相对奢华程度，公务员收入及其增长速度远高于社会一般职业，以及民众（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大多渴望挤进公务员队伍等诸多现象得到有力的旁证。

(6) 葛丰，“中国造”等待浴火重生，《国际金融报》2005年5月25日，第1版。

(7) 段庆林（2000）以1979—1997年间中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检验了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持久消费、暂时消费之间的关系，得到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61 610，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979 380，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为0．905 158，暂时收入弹性为0．095 253，持久收入的耐用品消费弹性系数为1．147 905。

(8) 城乡人均消费剩余一般被分别定义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后的余额，农村居民年人均现金收入减去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支出之后的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