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背景
集群的相关理论应该隶属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内容之一，因此一直受到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集群的研究起源始于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Marshall，1922）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Weber，1929），在融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社会网络理论之后，发展成为目前的新产业区理论和集群理论。
其中对当前集群研究比较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以下几类。
（1）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如杨小凯（1998）指出产业空间集聚能够实现企业的报酬递增而不是收益递减，企业集聚必然导致产业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专业化分工则要求交易的频率增加。在市场竞争中进行的产品交易，交易的频率增加也就会使交易成本增加和机会成本增加，但在一些竞争力强的新产业区内，由于地理上接近的专业化企业之间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使信任基础得以建立，导致了监督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协作竞争力增强。
（2）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阿罗（K．Arrow）1962年提出“边干边学”模型，指出技术进步是增长的内在因素，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罗默（Romer，1986）在《收益递增增长和长期增长》一文中更加强调了知识的外部效应，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种递增的收益又成为技术进步的资金来源，对知识的不断投资又使其外部效应累积放大，最终导致扩散式的增长。卢卡斯1988年在著名论文“论经济增长的机械”中系统地论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既强调了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人力资本不同于一般劳动力，它们必须通过教育与培训成本等的投入才能形成。因此总的来说新增长理论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
上述经济学理论使得集群的理论研究中注重对分工、协作的认识，强调知识、创新对集群区域经济增长的突出作用。
然而经济学理论对于集群的解释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美国学者Fukuyama F（1995）指出，人类经济生活其实是根植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上，经济生活不能从社会的风俗、道德、习惯中抽离出来。
（二）相关的社会学理论背景
正是基于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不足，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对集群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社会经济网络理论是基于科斯（Coase，1937）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威廉姆森（Willimmsen，1975）的治理结构理论上演化而来的[3]，它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该理论认为企业功能应包括基于技术的生产和基于交易的组织两方面，追求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和最小。企业的运行、风险和战略决策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基于自身能力的资源交易上，还必须依赖于和外部企业基于资源共享的交易上。经济学界在很长的时间内忽略了协作中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是基于正式契约的经济关系，社会组织是基于非正式契约的社会关系。在分工协作中，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相互嵌套，相互促进，螺旋上升。
社会网络模型尽管本身没有内在的空间含义，但该模型却有明确的空间实用意义，因为社会网络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持续的集体行为形成的。地理的相互邻近使之成为可能，特别使当存在独特的本地经济基础和产业文化时，社会网络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近年来，社会网络模型在产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特别是根植性（embeddedness）[4]的概念普遍得到了承认（Grannovetter，1973，1985）。
然而，社会网络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将企业视为原子式的结构，换句话说，社会网络理论所关注的是企业间相互作用的联结关系，企业仍然是未曾打开的黑箱。当然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当前集群的研究仍关注的是中小企业。专业化的分工网络使得集群中的小企业规模小，内部组织结构简单而不复杂，从而被忽略。
（三）跨国公司理论背景
对于本研究中跨国公司参与的集群，集群中的跨国公司在发展战略上，组织结构上明显相异于中小企业。因此在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对集群研究的背景之上，跨国公司的理论成为本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石。
跨国公司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形成了多种流派。如从产业组织理论延伸而来的垄断优势理论，从国际贸易理论演变而来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交易费用理论演化而来的内部化理论以及综合性较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三条路线进行的。一条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条件的研究路线，另一条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不完全竞争为条件的研究路线，第三条是以企业管理、组织和战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路线。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从企业的层面出发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的微观分析，更切合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因此成为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主流。
从集群的研究角度而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是问题的焦点，而集群现象对跨国公司当地回应能力的要求增强，是当今全球化与当地化并存的现实条件下，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关注的焦点和前沿性研究问题。因此本书所运用的跨国公司理论涉及当代跨国公司最新进展的研究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战略与竞争优势的理论，二是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有关理论。
从战略发展而言，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母国垄断优势的转移与运用（Hymer，1976），然而理论的发展表明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具备优势的结果，也是产生优势的手段（Kogut，1992；刘海云，2001）。其中区位优势作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的后续优势之一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Dunning，1998）。
在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方面，美国学者Stopford ＆Wells（1972）引入外销比例和外销产品多元化程度这两个战略变量，考察了它们与国际部、产品部、矩阵式和混合式等企业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将钱德勒（Chandler，1962）关于组织战略与组织结构相关的研究拓展至国际范畴，随后，学者们不断对跨国公司战略与组织结构展开了讨论。
其中，Bartlett（1999）提出了超越M型组织的观点，并通过对ABB跨国公司的具体分析，论述了其组织结构的特点。
Ghoshal ＆Bartlett（1990）认为跨国公司由一群地理分散和目标相异的组织群包括总部和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所构成。这一实体可视为根植于外部网络的内部差异性交互组织网络。
波特（Porter，1986）将产业部门视为基本的竞争环境，并用“价值链”的概念来描述跨国公司的战略形成过程和竞争优势的来源。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要考虑两个重要的战略变量，一是企业在世界各地经营的整合态势，即跨国公司在组织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经营活动时，这些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区位布局，二是跨国公司的协调，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开展价值链上的各环节的经营活动时，它们彼此之间的协调情况。
在近年的研究中，跨国公司经营环境的定义被拓展，其竞争优势也被进一步分为“源自区位”（Location－based）和“源自系统”（System－based）（Porter，1990）。
此外本书对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研究也建立在有关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最新理论的进展之上。
Jarillo ＆Martinez（1990）根据整合程度和本地化程度将子公司分成接受型子公司、自治型子公司和积极型子公司。并认为只有在网络中占据重要节点的子公司才是积极型的子公司。协调的强化不能靠总部命令的强制，而是必须有意识地鼓励企业内部适当的非正式协调机制的发展。
Ghoshal ＆Nohria（1989，1993）的研究表明根据环境复杂性和当地资源水平可将子公司面临的环境分为四种类型。并通过三种结构化的要素来描述子公司与总公司的关系：集权化、正规化、规范化整合。
Bartlett ＆Ghoshal（1998）的研究中对子公司的定位主要考虑两个因素：
（1）子公司所在国家环境对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性。
（2）当地子公司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水平。
由此将子公司分成四种类型：战略领导型子公司；贡献者型公司；实施者型子公司；黑洞型子公司。
上述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子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深入分析现有的地位和作用的形成路径及其未来的发展路径。二是隐含了假设，子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是由母公司决定的。因此没有充分认识到子公司的自主性和活跃性，忽视了动态演进过程及其决定因素。
Birkinshaw（1995，1998，1999）将子公司的自治和首创精神作为分析焦点，总结了子公司演进的模式。其中特许和能力是其重要的两个概念。子公司不仅是跨国企业寻求开发新市场机会的重要手段，而且通过子公司内部竞争提高了整体的效率。当然，子公司能力的变化不仅取决于自身，也受到母公司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上述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子公司的研究为本书对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特性以及母子结构、控制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本书将以上述跨国公司的前沿理论为背景，从微观的机制探讨集群与跨国公司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集群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集群中跨国公司母子组织结构的演化。
综上所述，对跨国公司参与的集群研究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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