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促进了市场型知识集群中的形成与发展

三、跨国公司促进了市场型知识集群中的形成与发展

区域性或世界级的中心城市是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交通枢纽，具有开放程度高、设施完备齐全的基础平台^[2]，操作平台^[3]和服务平台^[4]，因此成为区域或全球经济中物流、资金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高度集散中心。而承担各种要素大规模流入与流出的重要载体正是跨国公司。由于中心城市所处的交通、通信与市场信息的枢纽地位，以及各种要素成本又相当之高，因此跨国公司往往将生产型分支机构转移到低成本地区，而将技术中心、指挥中心和决策中枢的研发部门、区域总部设置在中心城市。大量的与资金、管理、信息联系紧密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市场营销总部、研发创新总部在中心城市高度集聚，促进了证券、银行以及专业化服务行业的产业集群。集群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市场信息以及知识创新与扩散的“摇篮”和途径。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进入也有助于中心城市国际地位的提升，并进一步吸引其他跨国公司的进入，使集群不断地更新发展。对中心城市而言，商务区便成为知识密集型产业高度集群的地区，纽约市90%以上的银行、保险和85%的商业经营服务就集中在曼哈顿地区。因此，跨国公司对市场型知识集群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为大量的跨国公司成为该类集群的主导参与者。

纽约、伦敦和东京是目前举世公认的国际城市。这三大都市不仅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外国银行和从事金融交易的公司，而且也是世界最大跨国公司总部最为集中之地，发挥着全球经济管理、经营中心的作用。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全球最大银行有6家总部、5家最大保险公司中有3家总部在纽约，共有银行、保险公司3 000家，外国银行347家，全美最大零售商业公司有10家总部在纽约。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英国中央银行和100多家本国银行、近500家外国银行分行、办事处设在伦敦，世界最大200家银行中有190家在伦敦设有机构。东京商贸十分发达，年销售额占全日本的三分之一，日本进口的三分之二和出口的三分之一是通过东京进行的。东京的服务行业非常全面细致。拿信息处理产业来说，包括信息咨询服务（各种电话咨询服务、股票行倩、商品市场情况信息等）、余暇服务（综合游览信息、通用预购等）、后息联络系统（家庭购买、生活设计安排等）、医疗信息系统（救护医疗信息、医疗资料、医疗自动诊断等）、防止环境污染系统（安全、公害信息等）、防灾系统（综合气象信息等）、运输信息系统（公路交通信息、汽车综合指挥）、生活信息、经营信息、销售信息、数据资料信息等。在金融行业中，跨国公司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的高度集聚如表4-1所示。

表4-1　跨国公司在世界三大城市的比重

资料来源：叶贵勋，2000。

此外，跨国公司对市场型知识集群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跨国公司内部的人才、资金、技术、知识流为集群直接提供了大量成熟性产品和服务，并提供了大量的高级人才及人才培训，这对集群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外金融服务跨国公司对金融服务集群的溢出效应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跨国公司作为该类集群的重要参与者提供了相关业务的高级需求，促进了集群内地方性企业的培育。市场型知识集群中跨国公司一般以区域总部的形式参与，是周边区域的分支结构或子公司的战略决策中心，并为之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服务，这直接促进了信息流的高度集散，使区域性集群成为一个完全开放性的动态发展系统。

个案分析：香港金融产业集群

香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1998年，其证券市场亚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三，外汇交易全球排名第六（HKMA，1998b）^[5]。到1997年年末，世界排名前一百的银行有81家落户香港，世界排名前500的银行有215家落户香港（HKMA，1998b）。在214家香港授权的保险公司中，有113家是海外跨国公司。此外，在金融服务、基金管理行业方面，跨国公司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性位置。学者Enright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金融行业的跨国公司进入香港的目的并非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而是为了获取市场机会，或实施对竞争对手的跟随战略。大量跨国公司参与以及香港的市场性枢纽地位共同促进了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

从跨国公司对集群的积极作用来看，最明显的收益是跨国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与产出，并支持了政府的财政来源。其次，跨国公司促进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其建立了金融设施的分销系统。此外，跨国公司在技术和能力上的投资为集群发展提供了资金、产品、人才和信息。现实中，很多活跃的商界领导人都是国外大型跨国金融服务公司外派或当地选拔与培养的人才，而跨国公司所提供的完善培训，使当地企业免去了大量的人员培训工作，从以人为本的观点来看，这对集群的发展起了支撑性的作用。不仅如此，集群本身就是跨国公司最大的顾客与供应商，国外金融跨国公司对香港金融服务集群的溢出效应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往往同时参与了多个国际性大都市的金融产业集群，因此位居全球前列的大型跨国公司促进了各个集群之间市场信息的高速流动与共享，让香港集群受益匪浅，而它们提供的相关业务的高级需求，则导致了当地金融企业的成长。

由此可见，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的资本中心，跨国公司为金融集群带来的好处远不止就业、产出、技术转移和溢出的间接收益。国外金融服务跨国公司为集群的活力创造了动力，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成熟性资金市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商业和金融设施。它们提高了香港作为通讯、信息和管理中心的竞争力。市场创造、集群创造、基础设施创造、联系网络创造和信息集聚这些跨国公司为集群带来的优势远远超过了现有文献的认识（Enright，2000）。

反过来，香港的金融集群也为跨国公司带来了重要的收益，不断吸引新的跨国公司进入和已有跨国公司的追加投资。McGahey（1990）指出国际金融产业的集聚为跨国公司提供的收益包括借贷双方的大量集中，金融市场的形成，地方劳动力供应的数量和质量，优良的设施条件和信息的数量与质量。而香港的区位优势则在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自由，公正的法律，透明的政府，无国别民族的歧视，信息自由，熟练的劳动力和普及的英文水平。

Enright（2000）指出香港金融集群对跨国公司存在各种不同的吸引力。对于市场搜寻“Market seeking”的投资而言，跨国公司进入是为了满足亚洲的相关方面的需求，然而同时有些投资的目的可能是市场地点搜寻“Marketplace seeking”，即不仅是为了服务特定的市场，同时是为了在特定的市场进行交易。显著的例子是跨国公司出于证券的可获得性，时间区位的考虑以及市场敏感信息的及时获取而进行的投资。此外还有许多投资是为了获取资产或资产增值“asset seeking”或“asset augmenting”，即为了寻求技术、能力和资金。同时香港集群吸引跨国公司进入有可能是一种“in form ationseeking”投资，即不是为了寻求特定地区的优势资源，而是为了在全球信息搜寻与转移的网络中获取重要信息。无数的信息和媒介跨国公司利用香港作为搜集和传播世界其他地区信息的中心。

此外，香港跨国公司子公司对公司的整体战略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与卫星平台式模式完全不同。大量跨国公司之间相互联系，文化包容以及内部商业合作的性质都明显与卫星平台式结构相异。香港的金融服务跨国公司类似于Birkinshaw（1998）的“贡献性子公司”，它们在战略制定和发展技术与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它们完全趋于独立，并从母公司输入高水平的技术和能力。因此香港的金融服务跨国公司更接近于Young，Hood ＆Peters（1994）的“发展中的子公司”，分支机构具有广泛的产品和地理授权，强烈的输出定位，高水平技术，大量的地方购买力和突出的研发能力。

上述分析表明，香港的金融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是一种相互依赖性的关系。集群以大量跨国公司为主导，但没有任何一个跨国公司能左右集群的发展。集群不会因为某个跨国公司的撤离而容易受到破坏。集群中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对公司整体战略具有重要影响，集群为跨国公司提供的机会与收益远远甚于现有文献的认识，反过来跨国公司为集群所作的贡献也远远甚于现有文献的认识（Enright，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