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是

4．3．3　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对社会资本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虽然社会资本概念源于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完全是个西方理论，但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研究视角：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发展。东亚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重要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达成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和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和谐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东亚发展的成功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实证资料，同时还说明社会资本概念和社会资本理论在亚洲的解释能力^[9]。

日本学者渡边深（Watanabe，S．）于1985年在日本东京地区重复了20世纪70年代Granovetter在美国所作的调查，结果与Granovetter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日本白领在搜集职业信息和向上层流动过程中多数借助的是强关系，而不像美国白领主要利用弱关系。华裔学者边燕杰（1999）于1988年在天津、1994年在新加坡、1999年在天津通过三次调研，针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验证了渡边深的结论，提出了他的强关系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东亚这个环境中，“强”关系更能带来价值，可见社会文化环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日裔美国学者Fukuyama（1995，1997）对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除了边燕杰外，国内还有一些敏锐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学者系统地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理论的解释能力及其在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中国的适用性和契合性。海外的华裔学者首先尝试用它来解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杜维明、林南、金耀基等都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成果。紧接着，内地的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也开始关注研究属于中国的社会资本理论，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李路路的《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翟学伟的《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论信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郭于华等人的《关系资本·网络型流动·乡土性劳动力市场问题的提出》等^[10]。

中国的文化十分重视关系。人们重视并善于编织各种所谓的“关系网”，以此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梁漱溟（1987）曾提出：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他认为，中国人“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早些时候，西方人，也包括一些中国人，曾把中国的“非正式关系”等同于腐败，认为“关系”只不过是贿赂行为的委婉说法，后来他们发现，这种观点是“有犯中国传统，也是不准确的，把‘关系’等同于腐败不亚于把‘喝酒’等同于‘醉酒’”（“沉思在中国：再整市场形象”，《市场管理》，1995年夏）。不管西方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都不得不重视“关系”。美国公司主管协会的一篇文章认为：“‘关系’不一定能把你带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但它将打开中国的大门。因此，主管协会应该掌握它以帮助会员公司去中国投资”（1996），而1996年10月26日的《市场新闻TM》上的一篇题目为“到中国去做生意需要建立关系”的文章也指出：进入中国不仅要有计划、资金和好的产品……要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需要“关系”，并在文章中长篇介绍了美国肥料制造商Agri Global进入中国的“成功经验”作为佐证^[11]。

对于中国何以成为一个“关系社会”的原因，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一种观点认为，在目前市场和法制尚未健全，经济信息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非正式关系”作为正规制度的替代，在所难免，并且具有普遍性（《管理学刊》，1996年12月）^[12]。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是没有解决中国传统上就注重非正式关系的根本原因所在。

费孝通（1985）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是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向外扩展的亲属关系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所及就发生联系。这种关系网络中，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的伦理基础就是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中国所奉行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三纲”“五常”，这种原则把血缘、宗法、等级结合起来，把其社会秩序归结为血缘亲情，视君为父，归忠为孝（余英时，1987）。在这种伦理下，家族传统上既是可靠的生产单位，也是个体的唯一可依赖并从中得到庇护的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的建立依据的是血缘上的相亲相合，同祖同宗，看重的是血亲之情和相互之间的互帮互助。费孝通的基本推理可以被看成是这样的：中国的核心关系是家庭关系，由家庭关系延伸至家族关系，由家族关系延伸至血缘、地缘、乡缘，再由这几类关系延至更广泛的同学、战友、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等情缘关系。

这种差序格局也形成了中国人特殊的信任观。早在一百多年前，传教士史密斯（Smith）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就提出不诚实和相互不信任是中国人的两大特点。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中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高伟定在其《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写道：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极度不信任。韦伯写道：“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的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他同时指出，中国社会中诚信缺乏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的特点，儒家伦理血缘亲情原则产生了儒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特殊信任机制，即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13]。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取向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大体上说，以人与人之间的血缘联系为纽带的行为关系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取向，而以人与人之间的地缘、业缘、人缘等联系为依据，以人与人的乡情、友情、交情、人情为纽带的行为关系则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性关系取向。中国已经由自然性亲缘关系向社会关系过渡。当人们把这种自然性亲缘关系和社会性关系当作一种社会资本来谋求物质生活需求满足时，人们则根据相互之间的利益联系来表现自己的行为，与他人交往互动和建立相应的经济性关系取向。西方世界比中国更多地体现了这种经济性关系取向，从而在社会资本的生成上也与中国有所不同。

即使在中国本土，由于疆域广阔、民族分布不均、历史传统各异，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点。笔者在预调研时也走访了内蒙古和福建的企业，他们都普遍反映地方文化对于企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比如在内蒙古的海拉尔，某民营百货公司的女老板就告诉笔者，当地人豪爽耿直、对人热情，吃吃喝喝是生活的常态，酒文化盛行，她基本不用刻意经营这些社会关系，因为大家都很容易成为朋友。农垦集团公司的S经理也向笔者表达了类似的现象。而在福建的石狮市，一家著名的服装公司的老总则反映整个闽南地区的企业往往还是只相信自己的亲属，与别的企业建立横向的联系很难。笔者在这里只是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其实，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很多日本企业在中国和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受到消费者的排斥，“抵制日货”成为这些国家的流行语，这就是源于东南亚地区对于日本至今对其在二战中的罪行仍无悔改之意而表现出来的不满和愤怒，显然，这种历史问题形成的文化背景已经对日本的企业形象造成不利影响，并且直接影响到其社会资本的生成，或者说，这种企业形象已经造成了企业负债（social liability）的生成（参见第2章）。

正是因为社会文化背景对企业有重要的影响，所以笔者在选择案例企业样本时倾向于选择同一地区的企业，它们共同嵌入在一个文化背景之中，控制住这个因素可以简化笔者的分析。

对于行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对社会资本及其各种来源的一些具体影响，在下文还会有所涉及。需要指出的是，三种背景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除了前面提到了行业经济背景和政策制度背景可以结合在一起考虑之外，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政策制度的制定和经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并对社会文化有着很大的冲击，另外，法律和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绝对的促进作用。

行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企业）社会资本及其各种来源要素都有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