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冯根生管理贡献大事记
1.求贤若渴
冯根生深知人才对于一个中药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为了使当时的杭州第二中药厂在10年后跻身国内一流行列,必须对药品剂型和产品结构上作重大调整,但这背后需要一大批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支撑。在当时知识分子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跌至社会底层的特殊年代,冯根生依然保持对知识分子理解与尊重的态度,不仅不拒绝人才,反而四处奔走广纳贤才。
最早投奔来的是一员女将。她叫马心舫,杭州人,1954年毕业于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懂两门外语。马心舫毕业后,跟爱人一起分配到山西大同的一家药厂,主攻药理分析,一干就是20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不得不选择暂别爱人,回到杭州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按理她找个对口的接收单位应该不成问题,名牌大学毕业,工程师职称,40出头年纪,经验也非常丰富。谁知在那个不重视知识的年代,却处处碰壁,没人接收。就在马心舫灰心丧气之际,一个曾经为她提供过若干信息的朋友找上门,说杭州郊区还有一个组建不久的杭州第二中药厂,因为交通不便所以上次没有告诉她。如果马心舫不嫌路远,倒是可以到那里一试,听说那家厂子的厂长,属雄心壮志之辈。
经过几个人的指点,马心舫终于站到冯根生面前。在听完马心舫打机关枪似的陈述后,冯根生笑脸相迎,立马接受了她。让马心舫感到温暖和信任的还在其后,她出乎意料的是,冯根生和祁兴玉竟亲自出马北上大同,先后数次才把她的户口调回杭州。在工作上,冯根生也给予她极大的信任和施展拳脚的空间,一上手就聘她为工程师,之后又提升为总工程师,成为统领全厂技术工作的总管。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她把家庭安顿好后,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在其后杭州第二中药厂开发的不少新药、好药里,都浸透着她的一份心血。甚至在6年后,她丈夫提升至北京国家医药总局任职,进京户口摆在她的面前她也不为之动摇。
如果说马心舫是主动找上门来,让冯根生意外拣到的一宝,那么,李学杲调入杭州第二中药厂,则是他走出去,引进来的结果。
为了开拓第二中药厂的生产品种,冯根生曾多次组织调查队,远赴外乡寻访民间验方草药,李学杲就是调查队员们在一次寻访中发现的。李学杲,浙江嵊县人,调入杭州第二中药厂时已年近五旬。在调入杭州第二中药厂之前一直在嵊县一所中学任教。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会说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更难得的是,他出身于五代中医世家,把脉施药,也是行家里手。在李学杲身上,中西医药的结合碰撞出闪亮的火花。他将拗口的中药词汇、深奥的中医药理论顺溜地译成英文,同样,他也能把西方的医药论著信手拈来,融入中医中药,应用于实践之中。冯根生认为中医中药要有大的发展,必须走向世界打开国际市场,李学杲这样的人才提着灯笼都难找!于是冯根生派人四下嵊县,终于把李学杲请进了杭州第二中药厂。
工程师戴培兴,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后来分到江西医学院教书。他和爱人都是上海人,想回上海又解决不了工作和户口,冯根生得知这个信息后,极力动员戴培兴到杭州第二中药厂入伙。冯根生问戴培兴有什么困难,戴培兴说,家有四口人,没有自己的住房,是当前最大的困难。在当时,住房困难是普遍的困难,论资排辈,他是一个新进厂的普通技术人员,要分到房子,还不知等到猴年马月。再说,第二中药厂是新建单位,还没有自己的宿舍楼。但冯根生真是舍不得这个人才,思来想去回复道:“你自管去办调动手续,房子的问题,厂里帮你想主意。”不久后,冯根生将市区50平方米两居室的房子钥匙交到了戴培兴手里,戴培兴又惊又喜。经过打听才知晓,这是冯厂长动用了29万元的厂长资金,为他买下的。而当时,冯厂长一家三代七口人,仍挤在40平方米的蜗居里……随后,戴培兴非常敬业,一连研制出5种新产品。同时他又为药厂引荐人才,千方百计和一位在陕西工作的同学联系,将其推荐来杭州第二中药厂工作。后来,戴培兴被提升为杭州第二中药厂中药研究所的副所长。
在投奔“梁山大寨”——杭州第二中药厂的技术人员中,任其龙可算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在那种知识贬值的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得不到重视,多数心情都比较压抑,所以一旦遇到真诚对待知识的地方,往往一呼百应,有的不请自到,有的一请就到,任其龙不同,他是三请不到。任其龙觉得专业不对口,一开始不愿意调入杭州第二中药厂,后来被冯根生想将药厂打造为现代化中药城的宏伟蓝图所折服,随后成了杭州第二中药厂的一个精通业务的顶梁柱。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中,杭州第二中药厂海纳百川,一位位走投无路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汇集到这里。至“文革”结束前,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各类技术人员已经聚集了38位,之后上升到108位,这“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到来,使杭州第二中药厂的人员知识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它今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青春秘方”
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保健品市场中,青春宝片能够28年畅销不衰?为什么在充满暴利陷阱的保健品市场中,青春宝片能够稳健畅销,不受风雨波及?“青春宝”的青春基因到底是什么?面对这样的提问,冯根生的回答在过去的20多年里鲜有改变。
青春宝片的研制受益于一张流传百年的宫廷配方。在中国古代,非常讲究“天地人合一”。青春宝抗衰老片,就是一张民间祖辈流传的经验方,它由天门冬、地黄、人参为主药,精制配伍而成,因其配方严谨讲究,颇具独特之处。公元1403年,为明朝永乐太医院所得,如获至宝,经太医研究加味改制,列为宫廷秘方。明成祖朱棣服用此方后,功效卓越,倍加赞赏,并亲提御笔赐以“益寿永贞”的封号,从此,这一配方一直作为皇家私宝逐代秘传。伴随朝代更迭,该方辗转多次最终流入江南,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身为胡庆余堂的最后一位传人,冯根生重新发掘这一绝世秘方,使之再发异彩。
1978年年底,在国家医药总局的鼎力支持下,改为现代片剂剂型的“益寿永贞”通过了最后一项药理检验,被定名为“青春恢复片”,但当时人们脑海里还存在一种误区,认为滋补性的保健药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相关部门决定青春宝抗衰老片只准外销,不准内卖。
虽然如此,也足以使冯根生和杭州第二中药厂欢呼雀跃。他们把药品重新进行了包装,为了避免误解和争论,为了使名字更加传神,他们根据朋友的建议,把青春恢复片更名为“青春宝”。这个名字,不仅比“青春恢复片”科学、响亮,而且更为寓意深刻——中药是祖国的宝贵财富,青春是人生的宝贵阶段,这种药品呢,是杭州第二中药厂的聚宝盆、宝贝儿子。
青春宝外销之路打通后,冯根生开始悄悄实行第二步计划——争取内销成功。一方面他用非卖方式把青春宝赠给国内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品评,利用他们的影响建立口碑;另一方面,他举目四顾,敏锐地寻找着一个可以作为突破口的目标。几经周折,青春宝的配方被有关部门批准为“机密级”,予以特殊保护;之后,又升级为“绝密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此类保护措施的中药配方(补充永真片)。
3.技术革命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和新产品的开发,而这正是冯根生网罗人才的目的所在。冯根生第一个目标是删繁就简,让中药实用、便捷起来。
中成药传统剂型有好多种类,如丸、膏、散、丹、酒、露等。但是都不能像西药针剂一样,直接通过注射进入人的静脉和肌肉中去,中药都需要肠胃或其他部位“中转”。无形中耽误了时机,减弱了药效,所以才有人放言“中药充其量只能治慢病,只能养身不能治急病”。也有很多中药厂想研制中药针剂,为中国人争口气。但一来中药提取非常困难,二来市场情况也不看好,都放弃了。但冯根生绝不言放弃,他是把中药针剂当作使命来做的——这是在搞中药制剂的革命,搞成它就标志着我们古老的中药也能生产出现代化的产品。有志者事竟成,在冯根生手上,各种中药针剂纷纷在青春宝集团诞生。更令人惊讶的是针剂的市场回报,今天中药针剂已成为青春宝集团的聚宝盆和拳头产品。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针剂的研制成功,也使对中药抱有成见的外国人理解和信任中药搭建了桥梁。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除了一个特点(传统中药)之外,这家厂的情况同纽约或波士顿先进的化学研究所没有两样。”
后来工厂技术人员又针对中药“看看一大包,煎煎一大碗,喝喝苦难熬”的缺点,采用西药安瓿针剂的方法,配以糖浆调味,首创了保证中药成分的口服液新剂型,实现了中药的“新、巧、美”。其中一种治疗冠心病的口服液自问世以来,产量不断增加,还是供不应求。
4.披洋衣换机制
1989年下半年开始,杭州第二中药厂在经过几年的快速增长后,销售开始出现下滑,昔日门庭若市的风光场面被取而代之的是200万盒“双宝素”积压仓库无人问津。数条生产线停开,人心开始浮动,一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杭州第二中药厂走在了困惑的十字路口。随后,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杭州第二中药厂控制住了经济效益下滑的态势,可与那些冉冉升起的药界新秀们比起来,企业的活力还略逊一筹。厂里的领导经过探索发现主要原因是机制问题,最终促使冯根生下决心合资的是一正一反两件大事。
正面的事件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发表了南方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号召改革的胆子要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从而又一次将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反面的事件是一个取消杭州第二中药厂自营出口权的通知。1992年2月14日,杭州第二中药厂突然接到上级文件,其规定从即日起,该厂不准新订任何出口合同,已经签订的合同,必须在当年6月底之前全部发清,6月以后,不准再将一件货物发往国外。至于为什么取消“杭中二”的自营出口权,通知上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说明。这对毫无任何准备的冯根生来说无疑是重重一棒。为此,他四处奔走,陈说利害,但于事无补,得到的回复都是否定的。不出冯根生所料,自营出口权的取消,立即给杭州第二中药厂带来了巨大损失。企业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外销合同流失,不得不中断一些来往合作多年的老客户,也被迫放弃一些经过艰苦谈判才争取来的新客户。
这次冯根生真的急了,决定合资,给杭州第二中药厂穿上“洋衣”,争得一个宽松自如的经营环境,一个独立自主的经营体制。但是前车之鉴,有许多国有企业合资的结果是贱卖了自己,又被外方控制。冯根生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憋出了一个高招:“儿子生娘”。在合资前,给“儿子”,即杭州第二中药厂找一个母亲,即在它之上再成立一个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虽然从表面上看集团公司几乎是个空架子,但是它的存在大大提升了与外方进行合资谈判时中方的地位。由于参与合资的是杭州第二中药厂,而非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合资后,作为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依然存在,这就确保了合资后中方资产带来的利润仍可归拢到国家手中,并且秘方、品牌仍然在中方手中,集团更可以凭借回笼的资金,在其他方面再图发展。
杭州第二中药厂除了缺机制外,技术和品牌经过30年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合资的消息一经传出,即刻吸引住了一些海外知名外商的眼球。一家香港的集团公司看中了药厂的优质资产,但提出与杭州第二中药厂整体合资,不允许什么母公司存在,并且要求以该厂账面固定资产净值为准,港方按此比例出资,收购股权。谈判桌上冯根生不卑不亢,但最终由于双方合作意向的差距太大,并且在原则方面存在分歧,最终好聚好散。
此后不久,泰国正大集团财务投资公司项目部经理海天敏主动找上冯根生,谈及正大集团正在寻找在中国的合资项目,欲与杭州第二中药厂合资。作为企业家的冯根生当然知道,正大集团是泰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也是东南亚乃至世界上声名显赫的跨国公司。杭州第二中药厂与这样的国际化的大集团联手,必定能学到不少市场经济的经验,补充自己营销、财务方面人才缺乏的不足,加快中药走向世界的步伐。
让冯根生感到高兴的是,正大集团非常有诚意与中国青春宝集团合资,他们看中的是制药行业未来的光明前景,所以在谈及双方利益的具体问题上时,正大集团大气地允许中方保留母公司,同意按中方的要求重新评估资产,并且继续让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保持并拥有“青春宝”品牌的所有权。
5.“儿子”吃掉“老子”
冯根生有句口头禅:一次改革,不能管一辈子。冯根生在把杭州第二中药厂合资变为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和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后,又开始了另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将科室进行精简,从原有的30多个合并为18个,科室干部精简30%,统统充实到生产第一线。对于科室,公司只设定人员编制,选聘部门负责人,具体人员组成,由部门负责人自行聘任。其次,借鉴国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公司由集权管理变为分权管理,设立医疗药品、保健品、饮料和制药器械等4个事业部。原先由公司统一管理的产供销、厂房、设备、人员、流动资金等,统统下拨给4个事业部独立经营,同时变为小成本核算单位。公司只对每个事业部的资产增值和销售利润进行考核,而生产经营及内部管理等权力,全部下放给事业部。事业部的经理由过去的公司任命改为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还要交5万元的风险基金。如完不成当年的利润指标,这笔钱就要被公司扣走,如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则由公司给予重奖,最低10万元。
事实证明,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这次内部改制,符合现代企业经营机制,并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1995年,即合资后的第三个年头,这家公司的年销售收入已经达到4亿元,利税近1个亿,年销售额和年利税分别比1992年增加了3倍多。
改革又一次取得了成功,在欣慰之余,冯根生思索着:对“青春宝”来说,日子当然比转换机制前好过得多。这么好的机制,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不能拿来一用?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给自己“松绑”,非要合资买机制,等外国人来给我们“松绑”?在转换机制这条路上,杭州第二中药厂利用合资走了个捷径。那些没有条件合资、没有条件走捷径的国有企业怎么办?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口号一喊十几年,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没有搞活,甚至已经搞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就在冯根生为众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呼吁“松绑”之际,身为“父母”的企业等着“儿子”伸出援手,这家企业就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
1972年两厂分家时,杭州第二中药厂的综合实力只是胡庆余堂的1/10。1996年,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的销售产值已经达到7个亿,正大青春宝药业公司的人均创利税7.7万元;而胡庆余堂制药厂,这两个数字分别为6 754万元和0.76万元,胡庆余堂反而变成了青春宝集团的1/10,而且还债台高筑。
1996年10月,经省、市领导研究决定,胡庆余堂制药厂正式并入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冯根生接手后,经过深入调查,找出了胡庆余堂这20年逐渐衰落的根本原因:宣传意识存在差距,市场销售方式还处于低级阶段,人才流失严重等。他对此开出药方:擦亮牌子,转换机制,理清摊子。随后,冯根生立即选派得力干将组建新的领导班子负责胡庆余堂日常的经营管理。
经过一番治理整顿,胡庆余堂终于又再现青春。1997年,也就是它并入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后的第二个年头,企业便实现了三大突破:销售额突破1个亿,比上年增长30%,其中“拳头产品”的销售额占到全部产品销售额的近70%。外贸出口突破1 000万元,比上年增长63%,其中在欧美市场的突破更是令人欣喜,利税达到1 152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之后,胡庆余堂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利税年年攀高,1998年达到1 950万元,1999年升至3 000万元,2000年一举达到4 600万元,四年前的亏损大户,变成了四年后的纳税大户,这正像冯根生预料的那样,变成了第二个“青春宝”。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的难点在国有企业,如何使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壮大,使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青春宝集团提供了有利的借鉴。三十几年来,国家没有向青春宝投资过一分钱,但青春宝从成立之日就依法纳税,还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多方面的贡献。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诞生了为数不少的企业家,其中有国有企业的,也有私营企业的。在他们当中,有的是世代工人,冯根生就是祖孙三代的老药工;有的是世代农民,如鲁冠球;还有的是知识分子,高科技人才。做一个中国的企业家不容易,做一个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家更是难上加难。人们常说,一个优质企业的发展历史往往蕴含着其领军人物的传奇人生,同样,青春宝的发展历史折射了冯根生从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到闻名遐迩的青春宝集团董事长的人生轨迹。
回顾1987年我国评选的首届优秀企业家近20年的经历,目前这20位企业家有的已经从企业退休,甚至已病故。在他们退休或病故后,原来的企业有的还存在,有的作了产权变革,也有的企业甚至已经倒闭了,而有的创业企业家甚至还转移国有资产后外逃了。我们之所以选择正大青春宝企业作为本书的案例和研究对象,是因为迄今为止,冯根生已经在国药业辛勤耕耘了58年,并且从1972年起,他便一直在亲手打造的企业中担任掌门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仍然活跃于管理一线,这在我国国有企业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青春宝的发展历程倾注了冯根生这个企业家的远见卓识,也见证了其敢作敢为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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