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地区公、私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日本式教育训练的影响
刘水生
前 言
21世纪是亚洲的时代,又是全球化、地域化等重视地域产业的时代。如此经济环境之下探讨亚洲的经济、产业与企业的发展战略,觉得很有意义。战后,台湾地区经济与产业复兴的主角为公家企业(上游部分)与私人企业(下游部分)的优质人力资源与管理。公家企业分为接收企业、大陆系企业、新设企业等。接收企业沿用日本式管理(终身雇用与年功制),后来大陆系企业、新设企业、公务员与学校、职业军人等也仿效日本式经营管理。
从1978年所作的劳动力调查统计中可知,台湾地区总人口为16 974 000人,而15岁以上的人口有10 784 000人,劳动人口有6 337 000人,非劳动人口为4 447 000人[1]。到20世纪70年代由政府主导与支持体制,正式引进日本式经营。1984年9月开始以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所属工业自动化技术服务团(Factory Automation Task Force)为中心计划,首次以公家预算引进日本式经营管理,培育顾问师指导更多中小企业引进“日本式经营”[2],这对台湾地区经济影响很大。进入新世纪,政府提出如下的政策,都包含着优质人力资源。
(1)世界最大占有率的产品群及世界最高水平的独创技术等培育15个领域。
(2)来台外国旅客数从现在的人数倍增。
(3)达到研究开发费占GNP的比率为3%。
(4)实现失业率4%以下。
(5)经济增长率维持、确保5%以上。
(6)实现多媒体系统的普及率达600万户。
(7)确保70万个的新雇用机会[3]。
本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战后台湾地区经济与产业复兴的主角,包括战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变迁。第二部分说明台湾地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变迁与人力资源管理与教育训练的现况。第三部分叙述公家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与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公家企业的意义和职业训练。第四部分叙述私人企业的发展,包括民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
战后台湾地区经济与产业复兴的主角
一、战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变迁
战后的台湾地区经济是从战争的废墟中开始的。当初日军把台湾作为后勤基地,储蓄大量的军需品与粮食,因此,在台湾有很多的生活必需品。但是,这种状况无法持久,不久就发生需求的不平衡。此时期的公家企业是以接收旧的日本人所有的企业为中心。人力资源管理也是旧态依然。公务员与学校的教职员实行终身雇用及年功制的管理制度。国民党军队中职业军人,享受公务员同样的待遇时期是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由于台湾地区与日本和美国断交导致政治上、社会上的混乱,再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台湾地区产生了经济上的困境。但是后来克服了这些困境,使得经济快速成长甚至于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台湾地区1987年末的贸易总额为88亿美元,外汇持有金额约有1 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位(台湾地区于2004年5月的外汇持有金额为2 300.92亿美元,日本为7 971亿美元,中国内地为4 585亿美元[4]),此时台湾被称为“亚洲的优等生”、“奇迹的台湾”[5]、“惊人的辉煌台湾圈”[6]、“外汇存底世界第一”、“亚洲的第二投资圈”[7]等。这些经济成就,不可否认的是中小企业的贡献很大。依照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统计,2003年末的中小企业数有114万6 375家企业,占台湾地区全企业数的比例为97.83%。中小企业的总收入为8兆7 071亿元新台币(比前一年增加16.17%),占全企业总收入的31.47%。还有,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下:中小企业出口总额为1兆3 278亿元新台币(比前一年减少1.71%),占全企业出口总额的18.11%。中小企业出口额减少的原因是,大企业的全球化、大型化,还有生产线的海外移转而引起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降低。在中小企业就业人口,于2003年末有742万5 000人(比前一年增加0.87%),占全地区就业人口的77.56%。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对减少台湾失业率的贡献之大。2003年的就业人口所属行业最多的是服务业,为399万7 000人(占全中小企业就业人口总数的53.82%),其次是工业,为274万人(占全中小企业就业人口总数的39.9%)[8]。
二、优质的劳动力
经济成长的要因有各方面的因素,不过在台湾地区强调的是有优质的劳动者。就产业构造的发展而言,不可否认台湾地区与日本比是相当落后的。台湾地区引进技术与外国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日本因日元升值而把生产据点转移到国外。台湾地区被选为生产据点的案例也很多,其主要因素为学校教育的普及与优质的劳动力[9]。所谓优质,是指1952年接受初等教育者已达到84%的水平,至1960年已有95%。中等教育的升学率,从1952年的34%逐渐上升至1970年的80%,而10年后的1980年则已经达到97%。还有,在今天,在台湾地区中等教育已变成义务教育。高中、大学的升学率在1970年约有20%,经由1980年的大约44%,到1986年已达到约58%。如此全面性的教育水平的提升,促使并支持台湾地区出口产业的多样化、高级化,竞争力的维持与强化[10]。
台湾地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变迁与现况
一、教育训练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环境也有大的变化。基层劳动者的就业比例逐渐降低。“生产关联的劳动者、机械设备操作工作及体力劳动者”的就业比例,由1981年的全就业者的44%降低至1991年的40.1%,到了2001年降低到35%。反之,专门职员与技术者的就业比例有逐渐上升的倾向,“专门职员”的全就职者的比例从1981年的3.8%上升到2001年的6.6%。而“技术员及辅助职”的全就职者的比例也从1981年的7.9%上升到2001年的17.2%。
可见,在此20年间“技术员及辅助职”的需求倍增。教育训练的需求也在变化。以学员的学习时间数来看,“业务管理或者领导能力”类及“计算机”类为未满30小时各占57.3%与54%,30小时以上100小时以下各占33.4%与31.2%。30小时以上100小时以下的训练课程,以“语言类”为最多(40%),其次是“专业知识或技能”,为38.2%,再次是“技术执照或公务员的资格取得”训练,有37.1%。以学员的上课动机而言,雇用者的要求中“专业知识或技能”有82.3%、“业务管理或者领导能力”为79.2%、“计算机”有68.6%、“技术执照或公务员的资格取得”有56.3%。被雇用者的自愿以“语言类”为最多,有67.9%;其次为“技术执照或公务员的资格取得”,有55.4%。无论如何,雇用者或被雇用者希望参加教育训练的动机,以“专业知识或以OJT的提升技术水准”为主。有关上课费用的负担,在“业务管理或者领导能力”课程,由雇用者负担的有86.3%,最多;其次“专业知识或技能”有84.5%。“技术执照或公务员的资格取得”课程,由雇用者负担的最低,约有50%[11]。
二、人力资源管理与教育训练的现况
在台湾地区人力资源的统计是自1962年4月起,台湾地区政府社会处(分辖民生、劳动、厚生等)由于劳动力调查统计发展小组(项目小组组织)的设立而开始劳动力调查制度措施的研究。正式着手劳动力的调查是从1963年10月开始,并于1966年7月改组为劳动力调查研究所。政府鉴于人力资源企划的重要性,于1977年开始准备实施台湾地区的劳动力调查工作。1978年1月,正式开始调查。比较详细的数据是1978年以后的资料。调查内容是人力资源的运用、工作的经验、住宅状况、妇女婚姻、育儿与就业、障碍医疗与就业、国内迁徙、职业训练、青少年状况、老人状况、时间运用、国民休闲生活、对工作的期待、国民文化活动之的需求、国民生活形态与伦理方面等[12]。
以往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大部分模仿来台的外国资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与教育训练。以日本为例,调查来台湾地区设厂的日系企业的劳务管理基本态度时,回答是“引进日本劳务管理的长处”为最多(61.5%),其次是“引进本土型劳务管理”有36.5%。本土型劳务管理(站在日系企业的立场),换句话说就是不实行日本式经营的人力资源管理。调查中,日系企业回答“实施本土化计划”的有58%、“现在计划中”有14%,加起来有72%着手本土化计划。因此,在台湾地区的日系企业属于实施授权给本地的本土导向型[13]。可以说这是聪明的人力资源方法。但是不实行日本式经营的人力资源管理,并非“日本化的结束”。取其日本式经营的长处,同时兼顾本土的习惯方法。由日本企业引进“日本式经营方式”,或者经过调整“日本式经营方式”后引进。在独立的经营方针之下,部分可以使用的“日本式经营方式”边修正边使用[14]。曾在外资系企业工作的本地人,亦即台湾人退职以后,如果创业的话自然会修正并一边实施上述的“日本式经营方式”,一边用适合独立方式的人力资源管理。
台湾地区因为市场小,资源缺乏,只有人人勤劳才能创造其财富。先进国依靠技术独占可以维持国际上的竞争优势。而后进国只有依靠有效率的生产低成本与高质量的产业才是竞争力的源泉。人力资源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培养。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培养,不仅须依靠学校教育、训练所等来进行职业训练,而且在企业利用OJT及其他的方法来训练。
在台湾地区于1966年制定“第一期人力发展计划”,并在20世纪70年代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训练者总数达到20万人。从“第一期人力发展计划”开始至今已累计达到275万人。但是此训练并非有系统性。2001年10月的统计,936万2 000人就职者中接受职业训练者有132万7 000人,占全就职者的18.1%。其中私人企业接受职业训练者15%,政府雇用者为35.9%[15]。20世纪90年代以后,失业率变高而陷入求职困难。如上所述,到20世纪80年代好不容易由政府主导对中小企业的指导与支持体制。这个时期就是正式进入以公家的预算引进日本式经营的时代。1984年9月,开始以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所属工业自动化技术服务团为中心计划,在台湾地区首次以公家预算引进“日本式经营”,并由中国(台湾)生产力中心实施。其中以“顾问师培训讲座”来培训顾问师,以便更多的人指导更多的中小企业引进“日本式经营”。以日本式经营的特征的终身雇用的长处作为课程宣传,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大企业和中坚企业仍然实施欧美的能力主义。现在台湾地区随着现代化进展,人力资源管理可以说已经步上了轨道。
三、劳动时间
有关劳动时间方面,台湾地区目前已经实行周休两日制。台湾地区制造业的每一个从业人员每月平均劳动时间,从1980年的221小时减少至1985年的206小时,比日本的179.7小时多了15%。每月的劳动日数为24—25天,任何产业也差不多,同样也没有男女之别。休假日的休假于1985年才开始实施,劳动者结婚时给结婚休假8天,父母、配偶的父母或者配偶死亡时,给丧假8天,并要给工资。还有劳动者如普通的伤害或者生理上的原因需要治疗或者需要修养时,一年中在30天以内可申请休假。
有关福利厚生、社会保障方面,最近已基本建有简餐设施与图书馆。在工厂与企业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浴室与娱乐设施和宿舍。所有劳工必须加入保险,保险费由雇用者负担80%,被雇用者负担20%[16]。
公家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与人力资源管理
一、公家企业的意义
一般定义而言,所谓公家企业是由中央、地方政府或者由其他公家团体以全额或者一部分出资,并在一定的公家规范之下维持营运的企业形态。公家企业有关的价格、财物、人事与劳务等受到政府的规范,但赋予一定的自主性,达成追求营利和其他诸目的。在战后台湾地区,公家企业占全体经济的比重有50%以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降低至30%,但是公家企业到现在仍扮演着重要角色[17]。台湾地区的公家企业,包括接收旧日本人所有的企业、从大陆转移来的大陆系公家企业、依据政府的政策所设立的新设企业三类,并掌握产业的上游部分。在此要强调的是,接收旧日本人所有的台湾公家企业,使用日本式经营,亦即沿用终身雇用与年功制。从大陆移转来的大陆系公家企业,不久也采用接收企业的制度。依政府的政策所设立的新设企业,也同样采用日本式经营制度。这些公家企业掌握着产业的上游部分,而人力资源管理则以旧制执行。终身雇用与年功制等在公务员与学校、军队的职业军人都认为是当然之事。另外,在同一工厂内有满20岁以上的从业人员30人以上,即可组织劳工工会,并且可缔结团体协约。劳工工会几乎由所有的公家企业组成,并在大型私人企业中普及,可是在中小企业则几乎没有组成[18]。
战后台湾地区的公家企业,在台湾地区的物价、国际收支、雇用等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进入20世纪70年代公家企业的占有率停滞,这是因为民间企业的大发展。台湾地区的公家企业中,以运输、通信为中心的公益、民生关联事业,与原料、资源、能源部门及重化学工业关联事业等以公营为多。民生关联事业有电力、邮政、航空等以全地区为对象的事业机关都在公家管辖之下,而水库、铁路、自来水、公交车等考虑其重要性与地域性后分为省营与县、市营。台湾地区的公营企业政策,许多领域抑制巨大民间企业的参与。可以说当局已扮演当初的“民生主义的计划性自由经济”的角色[19]。特别是公营的重化学工业关联事业,对工业化政策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说,素材产业或者装置产业等定位在工业的重要业种。但是这些公家企业因放任经营、无计划性的扩张投资、董监人事的停滞而引起士气低落,由于政治的关联与利润动机的压力等,公家企业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与废除保护主义政策,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进行民营化。
二、职业训练
1952年台湾地区制定了“在外华侨投资奖励法”,积极引进外资。外资企业分为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外国系企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其他地区的华侨系企业。华侨系企业的项目数与外国企业大致相同,但是每一项目的投资金额不足三分之一(华侨系企业投资金额平均68万美元,外国系企业投资金额平均240万美元)。还有华侨系企业集中在贸易与服务等第三产业,而外国系企业都集中在制造业部门[20]。华侨系企业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都很顺利地增加。日本的投资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引起风潮。台湾地区的外资限制,与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的自由放任政策几乎相同。除了认可与岛内资本几乎相同的权利之外,明确表示投资财产的保护与税法上的优惠条件也很丰厚。并且于1966年在亚洲首先建立出口加工区,为了有利于日本对台湾地区投资目的是为第三国的输出,而美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输出比例较高[21]。尤其是经济的现代化与雇用的增加,对台湾的人力资源有很大的贡献。[22]外资(日本、美国等)系企业的职业训练,各自根据需要来实施。日本系企业依日本式经营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美国系企业则以能力主义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台湾地区政府为了增加就业,于1966年左右在公营事业、民间事业、政府机关、学校、民间团体等开始职业训练。这就是台湾地区企业职业训练的开始。1984年的职业训练状况,以行政人员、生产作业员、搬运设备操作员、体力劳动者,甚至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多。在就业人口中接受职业训练者的比例为24.4%[23]。
私人企业的发展
一、民间大企业
在台湾地区民间企业快速发展的要因,可分为内发性要因与外压性要因、政策性要因等。
首先,内发性要因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是历史上社会性累积,是百年来经历高水平的农业及持续性农产加工品输出的发展之故,以及在日本统治时代,有某种程度的近代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岛内市场及商业和包含金融产业全局性的发展。但最重要的还是有优质的人力资源。台湾地区重视教育、学历等传统,而这是培养出大批现代化劳动力和培育出许多企业的经营者。
第二,所谓的国际条件的外压性要因,是指世界性分工体制的扩大。战后的世界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扩大期,跨国企业一部分进入发展中国家。同时,先进国家的市场也开放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台湾地区加入此潮流并且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机会。
第三,政策性要因是指在各时期有些具体经济、产业政策适合且有效。台湾地区经济,在保护与放任之间发展民间企业,并在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及竞争之中,部分中小企业形成企业集团[24]。民间大企业也可分为外资与本土企业。大半的本土企业属于出口比重大的产业,而最终产品的大部分出口就是掌握在制造工程中的中游、上游部门。中游、上游部门基本上是内需产业,把制品的原材料供应给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与其他的出口中小企业。本地大企业则以独占性来掌握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并从岛内市场与出口中获得利润。
二、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概念,在单纯的意义上指中小规模的企业,有数量上的测定,但是这只不过是方便的基准而已。另外,中小企业的量的概念规定并非固定性的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发展而变化。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的定义,是参考日本与美国的定义来制定的。目前没有特别考虑从业人员数,只以资本额(12 000万元新台币)来规定。一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都很困难。不过台湾地区是中小企业特别多的“中小企业王国”。其要因是民族性与丰富的人力资源。
地区政府积极指导中小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从1981年才设立中小企业处可证明此事。还有,于1984年8月1日才实施劳动基准法。此法规定基本的劳动条件,除了劳动契约、工资、劳动时间、休息、休假、请假、劳动规则之外,还有若干关于保护劳动者的措施和劳动者的福利事项,包括童工、女工与技术员、职业灾害补偿、解雇退休给付等,其范围相当广泛。
台湾地区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原因是很少有大规模的企业集团,也没有像日本的“综合贸易商社”。因为公家企业独占国内市场,唯一的机会就是出口。许多中小企业是为出口而成立,并依赖出口而生存。另外,台湾地区贸易额的60%由日本的商社掌控也是其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台湾地区快速成长为世界的杂货工厂。通过其子弟留学到海外形成海外网络,由此加入华侨经济圈。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成长中的出口中小企业成为台湾地区社会的中产阶层势力的培养来源[25]。
结 语
如上所述,战后台湾地区经济与产业复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公、私企业的优质人力资源与管理。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小企业对教育训练并不关心,人力资源管理是“放任状态”。当时也是求职困难的时代,一般求职者依靠亲朋好友的介绍求职。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相反,是求人困难的时代,也是教育训练的繁盛期。这一时代的经营者,看劳动力需求状况(需求大时则挖角、供应多时则削减工资)进行弹性人力资源管理。台湾当局于1977年开始实施台湾地区的劳动力调查业务,1978年1月正式开始调查。20世纪80年代,鉴于日本的经济发展而引进日本式经营。于1984年9月首次以公家预算来引进日本式经营,以便有更多的人来指导更多的中小企业,这对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2002年所作的就业者教育训练动机调查,因雇主希望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参加培训有82.3%,为最多;其次是“业务管理或领导能力”为79.2%(复选)。这说明雇主期待从业人员有专门知识、技能、业务管理知识、领导能力等。而从业人员自愿参加者则以“语言类”最多,有67.9%;第二为“技术资格执照、公务员资格训练”,有55.4%[26]等,希望就职于外资企业或者希望取得公务员资格等,这些都表示从业人员可自由选择企业。
台湾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从欧美与日本式管理的混合发展为台湾式管理,实行本土化计划。因此,在台日系企业实施授权给本地的本土导向型管理,可以说是聪明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宫本孝:《微型日本的奇迹》,讲谈社1993年版。
刘成基:《奇迹对于台湾商业理念的形成》,鸿文出版社1989年版。
日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原来的台湾》,1995年6月。
上间隆则:《当地企业活性化论》,森山书店2000年版。
“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就业者职业训练实况调查报告》,2002年8月。
“行政院”主计处:《人力资源统计月报》,2004年8月。
“行政院”主计处:《薪资与生产力统计月报》,2004年8月第370期。
【注释】
[1]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人力资源统计月报》,2004年5月第366期,第2页。
[2]日本经营诊断学会:《日本经营诊断学会年报》,1988年,第98—109页。
[3]日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NARUHODO The Taiwan,2002年6月第183卷,第67页。
[4]《经济日报》(台湾),2004年7月6日。
[5]上间隆则:《当地企业活性化论》,森山书店2000年版,第102页。
[6]宫本孝:《微型日本的奇迹》,讲谈社1993年版,第5页。
[7]同③,第17页。
[8]谷浦孝雄:《台湾的工业化——国际加工基地之形成》,亚洲经济研究所,1988年,第15页。
[9]日本劳动协会:《台湾的劳动事情》,1987年9月,前言。
[10]谷浦孝雄:《台湾的工业化——国际加工基地之形成》,亚洲经济研究所,1988年,第114页。
[11]台湾“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就业者职业训练现况调查报告》,2002年8月,第11页。
[12]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人力资源统计月报》,2004年5月,第1—2页。
[13]日本劳动协会:《台湾的劳动事情》,1987年9月,第97—98页。
[14]林正树:《日本的经营的进化》,税务经理协会,1998年7月,第3页。
[15]台湾“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就业者职业训练现况调查报告》,2002年8月,第3—5页。
[16]日本劳动协会:《台湾的劳动事情》,1987年9月,第62—78页。
[17]日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NARUHODO The Taiwan,2004年9月第210卷,第66—67页。
[18]同①,第59页。
[19]谷浦孝雄:《台湾的工业化——国际加工基地之形成》,亚洲经济研究所,1988年,第116页。
[20]同①,第132页。
[21]谷浦孝雄:《台湾的工业化——国际加工基地之形成》,亚洲经济研究所,1988年,第138页。
[22]同①,第150页。
[23]同①,第115—120页。
[24]谷浦孝雄:《台湾的工业化——国际加工基地之形成》,亚洲经济研究所,1988年,第2—10页。
[25]国崎威宣、原口俊道:《企业经营的国际化》,行政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26]台湾“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就业者职业训练现况调查报告》,2002年8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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