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社会问题的理性认知

三、城市化社会问题的理性认知

总的来说，城市市民对中国的城市化是认同的，人们认识到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社会全员的整体观念性与行为的变化过程，即市民社会的构建过程。通过调查⁽²⁾、相关文献及城市化的整体研究，现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从一种危机处理的角度提出如下认知：

（一）城市社会主流文化缺乏的思考

中国的城市化最显性的社会变迁，往往集中表现为观念与行为的变迁。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这种变迁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说：“变革观念同时也主宰现代经济与现代技术。但经济技术领域的变革通常受到可利用资源的限制。政治领域的变革情况也差不多。现存的体制结构，对立竞争集团的否决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传统影响，都会限制其中的创新活动。而表现符号和表现形式的变革却在文化领域内通行无阻……先锋派观念一旦为人接受，它将在礼节、道德以至政治领域内确立起文化至上的制度化形式”。^［10］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面对新的社会关系和人口的大迁移，旧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体系逐渐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与体系未能形成，加之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城市社会越来越缺乏主流文化，更缺乏对城市社会的整体文化认同：人们的行为处在一个传统文化行为丧失、变异，新的行为文化以多元化的形式呈现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整体规范，从而出现大量的社会失范和越轨行为，如集体犯罪、仇富心理、腐败现象、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等。这些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但更与社会整体变迁有关。

我们应该看到，城市化进程，必然会冲击传统并形成新的城市社会冲突，引发新的城市社会问题，如新的社区结构与变迁问题、封闭式的新型小管理与社会区隔问题、虚拟社区引发的新型道德问题、新型消费伦理问题、市民公共空间需求问题、知识失业问题、信息社会的非均衡问题、非正式组织的发展问题等。但没有当代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仍然可能存在某些社会问题，如老龄化问题、空巢家庭问题、色情业泛滥问题，此类社会问题从城市产生那天起就已存在，但却可能因为城市化准备不足，城市的制度性投入不充分，使得传统社会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强化和激化，甚至是合法化。不过，这些社会问题可以说恰恰是城市化不充分的一种结果，也只有在城市化的发展中加以解决。

（二）中国城市化社会问题——操作层面的思考

从城市操作层面来思考中国城市化社会问题，主要有八个方面。

问题一：城市定位缺乏差异化，缺乏唯一性。城市发展战略雷同，城市越来越同质化发展，如前一阶段中国要搞生产加工制造业，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定位搞加工制造业，目前全国又兴起服务产业定位雷同的新高潮。

问题二：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理论及功能认识不足——失去了一次大城市的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失误之一，自然障碍和行政壁垒障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负面影响因素之一，中国缺乏典型的跨江、跨区域发展的城市，如大上海都市圈就未能成为一种发展战略。

问题三：规划理念严重落后。没有对区域都市圈、都市带的整体规划，区域都市圈的功能不明显，整合度低；城市间的行政壁垒明显，形成不了共生的竞争关系。此外，在人才使用、经济合作等方面，都缺乏统一的理念和政策机制。

问题四：未能构建大区域的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板块，并在板块经济的体系下，进行区域性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特别是缺乏城乡与自然结合的立体区域性规划。

问题五：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总目标有偏差。也即单纯追求综合竞争力，对城市形成典型的误导，使之缺乏综合竞争力与特色竞争力相结合的构建，更多的城市应该创造特色竞争力。

问题六：生态建设缺乏力度，新兴的城市生态理论、循环经济理念、循环社会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得到认识和关注。

问题七：城市经营手段单一，管理模式陈旧，未能形成“客户型城市管理模式”，城市经营方式还单纯地集中在土地使用权的经营方面。

问题八：城市国际化程度低。主要表现在国际化运营、国际化服务能力、国际化产业链的整合、国际化机构设置等方面。

（三）城市化战略选择——城市运营与行销层面的思考

面对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我们应该以决策程序的科学、决策方式的科学、决策责任的科学来应对。

第一，城市的发展不能遵循传统五年规划模式进行，而是要进行至少30年以上的长期规划，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2000年的规划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我们应该根据现在的人口发展规律和土地利用规律，结合自然环境保护的战略，构建50年以上的规划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认真执行城市规划中的控制性规划，至少把控制性规划提前30年，并形成严格的法律程序。在美国很多公共资源和自然保护区，就有100年左右的规划限制。

第二，进行城市与乡村及大区域范围的“自然—空间—城乡系统”的三维城乡立体规划。1985年日本学者岸根卓朗提出了“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的三维城乡立体规划体系，其基本思路是“创造自然与人类信息交换场”，即以农、林、水产和自然山水配以学府、文化设施、先进产业、住宅，使自然与人类生产、生活融为一体，创造一个“同自然交融的社会”。像大上海都市圈、长江流域、京津唐都市圈，都应该进行跨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性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

第三，重建中国乡村的“草根文化”，构建广泛意义上的“城市文明普及率”，并在“自然—空间—城乡系统”的三维城乡立体规划前提下，构建原来农村地带的城市生活方式，并把农村的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乡村的“地景文化”来开发。

第四，构建中国区域经济板块管理模式。坚定不移地实行以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把乡村、乡镇的发展作为大城市发展的结构性体系来开发，并在形成整体性认同和规划战略认同的基础上，专门进行城市带、都市圈的乡村一体化规划，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城乡关系的协调与统筹发展。

第五，进一步推行“城市制度再投入体系”，构建跨江、跨河和跨区域的大城市体系，突破传统城市的自然、行政壁垒，引导中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核心概念是创造“长江南北的经济融合体系”，构造新的生产力布局空间。

第六，建立中国城市化人口分流的宏观控制机制，使城市人口的流动呈现正态分布结果。如构建中国六大城市发展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以辽宁城市群为主体的东北城市群带体系、四川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构建沿长江大中小城市带、沿黄河大中小城市带；开发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城市经济体系；创建“城市文化资本”运作机制等。以江苏为例：江苏7 300万人的城市流动模式及模型应该先期构建，至少提出5 000万人的城市化模式，即5 000万人应该居住在中心镇以上的居住社区内。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苏锡常都市带的城市人口应该超过1 000万，南京都市圈城市化人口应该超过1 000万，徐州都市圈人口超过200万，其他地级城市如连云港、淮安、盐城、南通、泰州、宿迁在未来发展都应该形成80万～1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31个地级市加上200个左右的重点镇，完全有可能完成5 000～6 000万人口的城市化模式。但这个战略思考必须有政策导向，包括消除歧视性的户口、就学和就业政策；有时间进程规划，并使这种人口城市化分流模式在全国推广。

第七，从“城市经营”向“城市运行与行销”转型。真正的城市经营不完全是土地的经营，城市经营的核心应该是经营城市的价值与城市品牌，最佳人居城市、人与自然和谐的城市才是城市经营的根本。经营城市可以分为这样几大类：一是“城市文化资本”的开发，创造历史性的和现实性唯一的物化资源，如创意产业、旅游资源的创造与开发等；二是以土地为核心的融资经营；三是市政运营，包括BOT、BO、TOT、PPP等模式；四是开发区经营；五是历史地段经营；六是历史记忆的开发经营；七是招商经营；八是会展经营；九是城市空间资源与空间经营（包括广告、冠名权等）；十是城市产品品牌经营等。

一个好的城市理论，不能代替一个城市的好理论。我们将上下以求索，构建每一个城市的好理论！

多年来，我一直在城市社会问题研究领域进行探索，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及至今日，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过，2003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的研究，题目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因而，思考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几乎是这几年一个任务。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相关产生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是空前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很多社会问题都来源于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充分，而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需要在城市化的发展中加以解决。

每到一些城市讲课，面对城市管理者，我想得最多的是在建构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发展中，我是一名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理论与操作的传播者，内心里希望在城市化的发展与研究中，能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创造中，形塑当代中国城市的市民社会，以形成如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历史正直的出发点。

我以我的一篇学术论文作为城市问题探索丛书的序，以文言志。

可能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整体进步与进化的关键所在。

张鸿雁

于南京金陵名人居慎独斋

2007－12－15

参考文献：

［1］ 哈柏玛斯著.合法化危机.刘北成译.中译者序言.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2］［3］［4］［5］［6］［7］ 哈柏玛斯著.合法化危机.刘北成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8］ 杨重光，梁本凡.中国城市经济创新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5－17。

［9］ H孟德拉斯著.农民社会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284，300。

［10］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79－80。

【注释】

(1)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3ASH004）中的一部分。

(2)本文与《中国城市评论》中的《“合理性危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一文是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