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报告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文献综述与未来展望
● 李青原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财务报告质量不仅是会计监管和理论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而且其能否及如何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决策对于理解会计对投资者的重要性及管理层的经管责任等也至关重要。本文从财务报告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机理入手，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度量和实证研究做了详细的归纳与评析，文末提出了现有实证研究的局限，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财务报告 质量公司投资效率
财务报告质量不仅是会计监管(含准则制定)和理论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而且其能否及如何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决策对于理解会计对投资者的重要性及管理层的经管责任等也至关重要(Healy and Palepu，2001;Francis et al.，2006)。在有效资本市场条件下，托宾q理论认为托宾q应该是公司投资的充分统计量，但股票价格不仅受公司基本面信息所驱动，而且也会受市场套利力量无法消除的风潮(fads and fashions)所驱动，这种噪音会相应削弱股票价格机制自动实现对公司资源的配置(Baker et al.，2003)。尽管资本市场中幼稚的投资者对公司盈余数字存在“功能锁定”现象(Sloan，1996;Hirshleifer et al.，2004)及管理层对公司盈余数字的过分关注(Graham et al.，2005)，但是公司财务报告依然是向资本供给者提供关于管理层经营绩效的主要信息渠道，它会及时向管理层和外部投资者传递日益变化的投资机会信息，促使自利的管理层实施价值最大化的投资项目(Bushman and Smith，2001)。正如Stein(2003)所说的那样，一个完整的有效资本配置流程将包括公司融资和公司投资，其中公司融资环节只是整个流程的初始阶段，固然不可或缺，但也不是终极目的，融资的目的是配置资本，直至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显然投资决策是实现资本配置的最关键阶段，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至关重要。本文将从国内外的主流文献出发，首先阐述财务报告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机理，然后综述国内外度量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实证方法，最后述评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并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财务报告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机理
Dow和Gorton(1997)指出，股票价格的前瞻性(forward-looking)功能增加了公司管理层占有的信息集，使市场能筛选出优秀的公司和高效率的投资项目，并将社会资本及时配置到这些公司和投资项目，从而促进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股票市场信息效率既不是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公司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层拥有的信息状况，如果管理层拥有全部的相关信息，则很容易推导出最优投资规模，但现实中即便是最善于分析和观察的管理层也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相关信息，其制定投资决策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此时股票价格不仅通过价格机制动态地归集、处理交易者的私人信息以补充管理层拥有的信息，而且还通过托宾q效应(Tobin q effect)、融资约束效应(financial constraint effect)、市场压力效应(market pressure effect)等微观机制来纠正管理层可能做出的扭曲性投资决策。因此，财务报告就会通过某些渠道或机制在公司资本投资决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Healy and Palepu，2001;Bushman and Smith，2001)。
为了使一国金融市场合理运行，该国金融系统需要明晰的法律、迅速的法律执行、透明的会计报告系统及保护消费者利益和控制风险的监管基础设施，其中一个国家会计报告系统的有效性对该国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发展的经济效率至关重要(Ball，2001)。现实世界中，税收和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市场不可能如此完美地运行，公司始终面临着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的风险，从而影响公司投资效率(Stein，2003)。现有文献表明，高质量财务报告能通过三种机制减少公司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第一，透明的财务报告能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来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而高质量财务报告能通过减少这些融资摩擦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Bushman and Smith，2001;Biddle et al.，2009)。第二，公司管理层拥有一些私有信息(如盈利能力)，但他们会通过发放股利(Miller and Rock，1985)、套利(Sapra，2002)或公司投资(Kanodia and Lee，1998)等经营活动来传递这些私有信息，若资本投资是一种发送信息机制，则公司会投资过度;反之若发放股利等消耗现金的经营活动是一种发送信息机制，则公司会投资不足，因此高质量财务报告能减少资本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减轻管理层通过公司投资来发送其私有信息的负担，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特别是能降低公司投资过度的几率。第三，McNichols和Stubben(2008)、Kedia和Philippon(2009)和Beatty et al.(2009)等指出高质量财务报告也能帮助公司管理层形成更准确的未来成长和产品需求的预期，识别更好的投资机会，由此即使在无道德风险和(或)逆向选择的世界里也能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二、公司投资效率的度量
西方学者对公司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判别的实证方法中，以Vogt(1994)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影响较广，也较为合理。Vogt(1994)指出，若投资和现金流间的正相关性出现于具有低质量投资机会的公司，则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相反对投资机会具有较高价值的公司而言，两者间正相关性则表明其存在投资不足，然而Vogt(1994)检验模型仅能实证考察研究样本的投资效率，即不能直接度量特定公司(firmspecific)的资本配置效率，且投资和现金流间的高敏感性可能源于托宾q值的测量误差(Alti，2003)。实证研究中度量特定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替代指标包括平均托宾q比例、资本成本及资本成本率与投资报酬率之比等，目前越来越广泛用于直接、全面度量特定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指标主要包括边际托宾q模型、Wurgler(2000)模型、Richardson(2006)模型，尤其是Richardson(2006)模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好地度量特定年度特定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
(一)边际托宾q模型
在无税收和交易成本的完美世界中，公司应该投资于投资回报率超过或等于资本成本的任何项目，边际递减的投资报酬率和完美的规模报酬意味着公司最优投资水平的标准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比等于1，而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间的比率称为边际托宾q比率。实际边际托宾q比率与最优边际托宾q比率间的偏离度量了边际投资效率，同时实际边际托宾q与最优边际托宾q的偏离也是度量公司利益相关者间代理冲突的替代指标(Gugler et al.，2003;Durnev et al.，2004)。然而，边际托宾q比率不易观察，且因测量误差难以度量，故通常用平均q值来代替(Furstenberg，1977)。Mueller和Reardon(1993)使用公司市场价值的变化以反映所有公司未来利润的市场预期来估计投资报酬率。Gugler和Yurtoglu(2003)借鉴了Mueller和Reardon(1993)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度量边际托宾q比率的方法。
如果公司每期都对某个项目投资相同的金额It，且该投资产生永久收益率rt，那么该项目每期会产生相同的现值。第t期末公司市场价值Mt可以写成:
其中，δ为该公司总资本的市场预期折旧率，μt为市场估计Mt的测量误差。
将式(1)进行一定的变换后可得:
按照Gugler和Yurtoglu(2003)对It的定义，公司投资It是税后利润+折旧－股利+新发行债务和权益的筹资额+研发支出+广告支出。假定资本市场是有效的，μt的预期值为零，Qm和γ在时间序列保持不变，则可以将式(2)重新写成一个可检验的回归方程，为:
式(3)中γ1反映了公司投资It产生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间的比率，即估计的边际托宾q比率
，且该比率调整了公司间风险报酬率的差异。一般而言，假定最优边际托宾q比率q*为1或其所在行业的平均边际托宾q比率，那么
都是度量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替代指标(Durnev et al.，2004;Risberg，2006)。
实际上，现有的公司投资文献基本建立于托宾q理论(Hubbard，1998)。Hayashi(1982)指出，公司动态优化问题下投资选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推导出托宾q理论，且该一阶条件是边际投资调整成本等于资本的影子价格(Qt)，即:
其中，It是第t期投资，Kt是第t期初现有的总资本，aΦ(It，Kt)/aI是边际投资调整成本的偏导数。调整成本函数包括公司购买资本设备所支付的购买成本、公司销售资本设备所收到的价款以及固定资产调整的非负成本。Abel和Eberly(1995)、Eberly(1997)又基于托宾q理论考虑了一个具有调整成本的托宾q函数:
其中，λ是一个外生参数。将式(5)对It求偏导数，然后将其代入式(4)可得:
再将式(6)进行适当变换可得:
式(6)和式(7)中，λ度量了公司投资和托宾q间的函数关系。若λ=1，则公司投资和托宾q间呈线性;反之λ＞1，则公司投资和托宾q间呈凸性。Eberly(1997)运用跨国数据估算式(7)发现，一般而言λ等于1。不论如何，公司投资和托宾q间的函数关系仍未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予以明确的界定。
(二)Wurgler(2000)模型
资本配置效率是衡量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在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项目)继续追加投资，在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及时削减资金流入。Wurgler(2000)从这一思想出发得到了定量描述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即:
其中，Iic，t为国家c的行业i第t年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Vic，t为国家c的行业i第t年工业增加值，ηc为投资弹性系数，且ηc越高，资本配置效率相应越高。
Wurgler(2000)模型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同和应用，该模型主要运用于度量某国家、地区或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Beck and Levine，2002;Almeida and Wolfenzon，2005)。Li(2002)运用贝叶斯框架来模型化公司投资决策，结果发现现金流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会计盈余是投资机会的一个较好替代指标，因此投资—现金流量敏感性仅是理性投资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而证明了Wurgler(2000)计算资本配置效率时运用会计数字(价值增加值)来度量公司投资机会的合理性。基于Li(2002)的研究结论，Wang(2003)直接运用Wurgler(2000)模型，通过公司时间序列数据来估算公司投资弹性系数以度量特定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与此同时，为了验证投资弹性系数度量特定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性，Wang(2003)又按照公司投资弹性系数的大小进行分组，结果发现高投资弹性系数组的未来三年股票回报率和会计收益率都一致性优于低投资弹性系数组指标，意味着公司投资弹性系数越高，公司越能实现资本最优配置，公司的未来价值和经营绩效相应越好，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通过Wurgler(2000)模型来估算特定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合理性。Wang(2003)的特定公司投资弹性系数估算模型为:
其中，Ii，t为公司i第t年固定资产净值，Vi，t为公司i第t年销售毛利，ηi为特定公司投资弹性系数。
尽管Wang(2003)通过公司时间序列数据，运用Wurgler(2000)模型估算出特定公司投资弹性系数，但是该模型的估算需要较长的非遗漏时间序列数据，不可避免会导致样本的幸存性偏见(survival bias);长时间窗口可能会忽略生产技术、市场条件和治理变化等的潜在影响;参数的估计缺乏稳定性，因此Wang(2003)又运用Wurgler(2000)模型来估算特定行业投资弹性系数以部分克服上述缺陷。总之，Wang(2003)运用Wurgler(2000)模型，结合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分别估算出了特定公司和特定行业的投资弹性系数，但是Wurgler(2000)模型潜在的缺陷使该研究结论有待商榷。
(三)Richardson(2006)模型
Stein(2003)指出，任何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公司都存在一个最优投资需求水平，且在完美的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司成长机会是公司投资需求的内在驱动因素(Hubbard，1998)。然而现实中，由于交易成本、税收等市场摩擦因素的影响，公司实际投资常会偏离最优水平，即可能出现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尽管Jensen(1986)等研究公司投资过度，但直接对投资过度进行定量化分析的文献却较为鲜见。Richardson(2006)基于Hubbard(1998)的研究运用会计数据首次构建了一个公司投资过度和自由现金流量的定量化分析框架，将公司总投资支出分为维持当前业务所需的投资支出(简称“维持性投资”)和项目的投资支出(简称“新增投资”)，新增投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预期的投资支出(简称“最优投资”)，由公司的成长机会、融资约束、行业和其他因素决定;另一部分为非效率支出(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Richardson(2006)指出，公司非效率投资支出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正的代表投资过度，负的代表投资不足。Richardson(2006)构建的量化投资过度和自由现金流量的估算模型分别为:
其中，INew，t是公司第t年的新增投资，V/Pt－1是市场预期的公司成长机会，而V由式(11)中VAIP来代替，Levt－1是公司资产负债率，Casht－1是公司现金流量，Aget－1是公司上市年数，Sizet－1是公司总资产对数，Rett－1是股票年收益率，BV是公司账面价值，r是折现率，α=ω/(1+ r－ω)，且ω是固定的持续性参数，满足0＜ω＜1，d是股利，R＆D是研发支出，FCF是自由现金流量，CFO是经营活动现金流，Imain是维持性投资支出，
是最优新增投资支出，也是式(10)的回归拟合值，ε是模型(10)的回归残差，代表公司非效率投资支出，其中ε＞0意味公司投资过度，ε＜0意味公司投资不足。
显然，Richardson(2006)的投资过度模型可以较好地度量公司特定的非效率支出，即能用于估算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且运用截面数据回归能较好地避免边际托宾q模型与Wurgler(2000)模型估算样本的幸存性偏见。然而，Bergstresser(2006)指出该模型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如式(10)中控制变量选择，模型假设残差均值为零以及现实动态环境下事后的投资过度意味着事前的投资不足。尽管该模型遭到一些学者的怀疑，但其在实证研究中日益得到运用，特别是近来许多学者运用该模型研究会计信息、薪酬契约和治理机制对公司投资决策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三、相关的实证研究
从研究的现状来看，公司财务报告质量较高的地方是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研究最活跃的地方。从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问题的理论研究兴盛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文献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当属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目前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披露动机、治理结构及公司特征等方面，其经济后果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流动性、资本成本、高管薪酬和高管变更等方面(Dechow et al.，2009)。尽管Habib(2006)从资本成本的视角总结了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经济后果，但是在完善市场条件下，公司价值仅取决于公司投资的数量，而且实证研究也支持公司投资会显著地影响公司价值的结论(Aggarwal and Zong，2006)。Wang(2003)也指出公司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一阶的现金流量效应，且其对资本市场投资者和一国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重点从公司资本投资决策有效性的维度来回顾财务报告质量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
Wang(2003)以1967—2000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Wurgler(2000)投资弹性系数模型和Richardson(2006)投资过度模型来度量公司投资效率，结果发现盈余及时性、持续性和准确性与行业和公司层次的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而自愿披露和分析师预测等其他信息来源也会增强财务报告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间的正相关性。
Risberg(2006)以9个欧洲国家1990—200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与最优托宾q比率的偏离程度来度量公司投资效率，同时又将盈余及时性分为总盈余及时性、损失及时性和盈利及时性三部分，结果发现:(1)盈利及时性(会计盈余与正股票收益率的拟合系数)与投资效率凸相关;(2)损失及时性(会计盈余与负股票收益率的拟合系数)与投资效率凹相关。
Biddle和Hilary(2006)利用Bhattacharya et al.(2003)研究的34个国家为样本，以盈余激进性、损失避免性、收益平滑性和及时性构成一个度量财务报告质量的综合指数，运用Fazzari et al.(1988)、Hovakimian和Hovakimian(2005)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来测度公司投资效率，结果发现跨国及每个国家的财务报告质量都与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且这种正相关性在保持距离型融资的国家中更显著。
Li和Tang(2008)以美国1985—2005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基于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公司第t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会较少敏感于第t－1期具有较高正操控性盈余的现金流量，同时给定公司第t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第t－1期具有较高正操控性盈余的公司在第t+ 1期的资产报酬率将会更低，这就意味着具有较高正操控性盈余的公司会错误配置资源，进而产生无谓的效率损失。
McNichols和Stubben(2008)以美国1978—200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受到美国证监会调查、股东起诉和进行财务报表重述的三类公司在错误报告期存在大量的过度投资，但错误报告期后这些公司大量的过度投资又消失了，意味着纠正的会计信息会导致更有效的资本投资水平。
Biddle et al.(2009)以1980—2003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财务报告质量与处于易投资过度环境中的公司投资负相关，但其与处于易投资不足环境中的公司投资正相关。Durnev et al.(2009)运用69个国家59个行业数据发现，具有较好财产权保护的国家，公司透明度会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而改善投资效率，促进行业的成长。
Lara et al.(2009)以美国1975—2006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条件稳健性(conditional conservatism)与公司投资过度和不足负相关，同时条件稳健性与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正相关，这意味着较稳健地披露财务报告的公司会投资于效率较高的项目。Srivastava和Tse(2009)以美国1968—2007年报告中止业务(discontinued operations)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及时确认损失能促使管理层及时中止亏损的经营项目，同时中止巨额亏损项目的公司又会在随后的年度增加损失确认的及时性，减少资本投资支出。
Kedia和Philippon(2009)以美国1997—2002年进行财务报表重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财务报表受怀疑期间公司存在过度投资和超额雇员，但当错误报告被发现后这些公司的过度投资和超额雇员都消失了，由此改善了公司生产效率。Beatty et al.(2009)以美国1995—2002年14家发生财务丑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丑闻公司高估的经营绩效会向同行业的竞争对手传递错误的投资机会信息，提高了这些竞争对手对未来成长和产品需求的预期，从而导致其过度投资。
Bushman et al.(2010)以25个国家1995—200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管理层在面对日益下降投资机会时的投资反应速度与会计损失确认及时性(TLR)显著正相关，同时TLR减少公司投资过度的作用在股权结构较分散的国家更明显。Beatty et al.(2010)以2002—2005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财务报告质量会降低获得银行信贷的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同时由于银行能接触到借款者的私有信息，从而能更积极地监督借款者，故拥有的公司私人信息会降低高融资约束型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间的敏感性，此时私人信息的存在会降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国内学者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之风日益兴起，不过他们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披露动机、治理结构及公司财务特征等方面，同时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成本和信息环境等方面(张程睿、王华，2006)。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关注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经济后果。周中胜和陈汉文(2008)以1999—2004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在控制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规模后，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越高的行业，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越好，同时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产权、产品市场竞争等其他公司治理变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互补效应。李青原(2009)以2004—2006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财务报告质量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其中应计质量和盈余平滑性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间的负相关性最为显著。周春梅(2009)以2004—2007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财务报告质量的改善一方面能直接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则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间接促进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提高。尽管周中胜和陈汉文(2008)、周春梅(2009)等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样本对财务报告质量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直接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但是这些实证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往往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出发，缺乏应用的兼容性，同时这些研究还存在样本选择、研究设计等诸多缺陷，值得我们进一步地修正和完善。
四、述评与未来展望
Wang(2003)、Biddle和Hilary(2006)、Biddle et al.(2009)和Bushman et al.(2010)等主要基于Bushman和Smith(2001)等的理论，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的角度来构建理论或实证的分析框架，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研究结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但是此领域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值得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这些研究并非尽善尽美。具体而言，主要缺陷包括:(1)与经济和金融的跨国研究文献相似，财务报告质量和公司投资效率间的跨国研究缺乏一个较完善的计量模型，即缺乏较完整又合理的控制变量，变量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及变量具有潜在的测量误差，从而导致我们无法明确地排除遗漏变量的潜在影响，进而使学者们仅能发现财务报告质量和公司投资效率间的相关性，而不能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2)学者们以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特别是美国为对象，试图为财务报告质量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机理和渠道提供一般的分析框架及微观证据，但是这些分析框架及微观证据可能仅适用于发达国家(Durnev et al.，2009)，而且这些经济发达国家中公司间财务报告质量差异较少，这会极大地降低单一的国家环境下财务报告质量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的回归解释能力(Bushman and Smith，2001)。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建立初期的整体环境和市场本身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政府监管部门陆续颁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1993)、《关于股票公开发行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1993)等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并未使会计信息发挥其有效配置上市公司资源的作用。自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颁布以来，证监会制定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同时深沪交易所相继颁布了《深交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2006)及《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2007)，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2009)等，这些都标志着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信息披露原则为基础，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为主旨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框架基本形成。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进一步落实了公司的投资决策自主权，拓宽了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减少了政府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从而为高质量财务报告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首先，资本市场自建立以来仅发展10余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滞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甚完善，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信息披露的力度及质量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且上市公司间差异相对较大，加之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特征和公司投资效率等差异也相对较大，极大地增强了单一的国家环境下财务报告质量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的回归解释能力，从而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类似于跨国研究设计背景且不可多得的机会来论证在市场创建和经济转型过程中财务报告质量是否会影响公司投资效率。
其次，由于公司债券市场不够发达，银行贷款成为我国公司外部融资的一种最重要方式，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持续深化改革，银行信贷市场化日益明显，加之新《破产法》(2007)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加强，银行监督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有效，但是国内学者甚少关注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下银行监督激励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同时考虑路径依赖型的政府干预对银行债务契约和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特别是以GDP增长为主的绩效考核标准下地方官员政治激励的影响，以及债务期限、贷款性质(担保和信用)、限制性契约等银行债务契约特征，特别是资本支出限制性条款是否会影响银行监督激励与财务报告质量间的相关性。这些研究都会有效地联结融资来源、财务报告质量和公司资本投资。
最后，税收—会计的一致性会降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和扭曲公司投资决策，但是目前的研究并未有效地联结税收、财务报告质量和公司资本投资(Hanlon and Heitzman，2009)。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正从税收—会计的一致性逐步走向税收—会计的差异性，这种特殊的税收—会计制度变迁，将促进我们进行联结税收、财务报告质量和公司资本投资的动态研究。
(作者电子邮箱:sichuanlqy@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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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A Re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Li Qingyua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s a key question of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regulation as well as theoretical research.Moreover，how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nfluences capital market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s is fundamental to understand why and how accounting matters to investors and others，including those charged with stewardship responsibilities.This paper surveys the measure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s effect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decision.This survey puts forward weakness of current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concludes with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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