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鸿沟问题新探

全球数字鸿沟问题新探——兼论新兴国家对消除数字鸿沟的贡献

杨　剑⁽¹⁾

一、关注国际间数字鸿沟问题

所谓数字鸿沟，指的是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存在着一大批被排斥在获取信息技术机会之外的国家和人群。他们无法参与分享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文明的成果，在存在方式上与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脱离。也就是说社会出现了参与信息社会和脱离于信息社会的社会区隔。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就是要帮助那些未能同步地接触和利用信息技术的社会群体，提供物质和技术的条件，通过增加他们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机会，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增加知识、提高生产技能。

数字鸿沟问题既可能出现在一个国家之内，也可能出现在国际之间，也就是出现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目前国际上衡量数字鸿沟主要用数字接入方面的差距和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差距来测定。在数字接入方面，一般选取两个指标，即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和每百人移动电话数量。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一般选取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量一个指标，最近几年又增加了宽带用户数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²⁾被广泛引用的网络准备度指数、技术成就指数等数据指标反映的都是与接入、普及相关的技术应用状况。

从2000年起，国际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就不断地出现在各类国际组织的文件中。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都在持续讨论和研究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国际社会关注数字鸿沟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经济的贫困加上技术的贫困，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出现贫困再恶化，信息技术贫困变成了21世纪的新型贫困；（2）数字鸿沟可能造成社会新的分裂，一个是国际社会的分裂，一个是国内社会的分裂；（3）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对地理资源依赖较少，人人都可利用的技术杠杆，可以帮助一部分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特别研究了新技术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和穷人。这份报告担心技术有可能扩大南北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担心信息技术可能成为排斥的手段而不是进步的工具；担心穷人的需要可能继续遭到忽视，新的全球风险得不到控制。同时这份报告也认为，信息技术时代带来了人类进一步发展新的可能性。如果技术改造和机构革新能扩大人民获取信息能力的话，数字鸿沟不一定是无法逾越的。信息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打破知识的障碍，打破参与的障碍，打破获得经济机会的障碍，进而帮助消除人类发展的障碍。⁽³⁾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03年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通过了建设信息社会的宣言。宣言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并未均等地享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益处。我们将竭尽全力把数字鸿沟转变为人人享有的数字机遇，特别是面临滞后和更加边缘化危险的人们所享有的数字机遇”。⁽⁴⁾

围绕着数字鸿沟问题，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组织和研究机构大多把全球各国分为四个级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采用的是技术成就指数的划分方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1年首次公布了2001年世界主要国家技术成就指数（TAI）评价体系和资料，将技术成就指数作为衡量技术革命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尺度，以此评价一个国家（地区）在创造和传播技术及培养人的技能方面所作出的成就。该指数由技术创新、新技术传播、传统技术传播和人类技能等4个方面构成。该技术指标体系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分类，指数中将新技术传播和传统技术传播区分，这种划分方法有利于体现技术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也有利于分析技术差距中“量”和“质”的区别。

在《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72个被纳入评估的国家（地区）平均技术成就指数分值为0.374，按其技术成就指数水平划分为四个类型：⁽⁵⁾第一类为领导者（leaders）。此类共有18个国家，技术成就指数在0.5以上，主要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芬兰、以色列等。这类国家在技术革新方面具有内生的持续动力，在技能培养和技术开发及应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二类为潜在的领导者（potential leaders）。技术成就指数在0.35－0.49之间，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此类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从19位至第37位），这类国家在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并广泛传播传统技术，但在技术革新方面做得不够。第三类为积极采纳者（dynamic adopters）。此类共有26个国家（排名从第38位至第63位），技术成就指数在0.2－0.34之间，均为发展中国家。这类国家在采用新技术方面表现积极，但在传统技术的传播方面表现缓慢且不完善。南非、中国、巴西、印度都位列在此类之中。第四类为边缘化国家（marginalized）。此类共有9个国家（排名从第64位至第72位），技术成就指数低于0.2，均为贫困程度较深的发展中国家。这类国家整体技术成就水平低下，与第一类相差悬殊，形成巨大的技术鸿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在其中，如塞内加尔、肯尼亚、加纳、苏丹、坦桑尼亚等。排在最后的莫桑比克，其技术成就指数仅为0.066。

美国的兰德公司创建了一套指标系统，也是将全球国家分为四类，分别为：科技领先国家、科技成熟国家、科技发展中国家、科技落后国家。⁽⁶⁾第一类是科技领先国家。这类国家科学技术能力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属于这一类的22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它们在国际认可的科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达到86％，拥有世界85％—90％的研发经费。第二类是科技成熟国家。这类国家拥有的科技能力达到或超过平均水平，但是与第一类国家有很大差距，这类国家包括新加坡、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第三类是科技发展中国家。这类国家包括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巴基斯坦、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虽然它们的科技能力在国际平均线之下，但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努力投资技术，部分单项的技术指标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第四类是科技落后国家。这类国家在科技上绝对落后且无能为力。这一组国家主要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贫穷国家。

上述两套指标系统的共同点在于，所列的第一类国家基本重叠，所列第四类国家也基本上相同，共同反映了数字鸿沟的国际间差距。重要差别在第二类和第三类国家。在《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技术成就指数中居于第三类的，可能在兰德公司的指标体系中居于第二类，反之亦然。这反映出两套指标体系侧重点的不同，也反映出居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国家的发展和变化。

二、数字鸿沟的新特征

数字鸿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世界经济论坛的2011《全球信息技术报告》在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时，给出了这样的评语，“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毛里求斯和南非外，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变化仍然令人失望”。⁽⁷⁾大部分国家处于网络准备度指数排名的底部。最近几年由于手机的开始普及，这些国家民众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变得较为积极，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差甚远。落后的基础设施、效率低下的市场、混乱的政策环境、不充分的教育水准、广大的贫困地区一起构筑了巨大的障碍，使得这些国家难以在短期内走向发展和繁荣。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当地国家政府的不断努力下，信息技术的扩散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数字鸿沟又以新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

1.数量的鸿沟未平，质量的鸿沟加深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间数字鸿沟的绝对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在进入21世纪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技术深化和技术扩散同时发生。技术深化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互联网用户可能没有大的增加，但是网络的功能、上网的速度、社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有了质的飞跃。技术扩散表现在技术的低端部分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的绝对数量上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互联网用户比例上的差距逐渐缩小。仅仅用接入率等数据可以反映技术扩散中“量”的变化，但很难反映出由技术深化带来的“质”的差距。陈旧的技术的扩散表现得比较均匀，也就是说，民众接触技术和运用陈旧和低端技术的机会比较均等，而新技术的扩散则参差不齐。比如电视机的普及就比3G手机的普及要均匀得多，而3G手机则比电视机更能反映技术的时代性和进步性。最近几年技术推进的阶段性差距也逐渐显现出来，发达国家大多已进入信息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还停留在第一阶段，有的甚至才刚刚进入第一阶段。从2005年以后的情况看，数字鸿沟的表现已经从“数量”和“接入”的不平等性，转向信息技术“质”的不平等性，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功能升级（宽带技术、第二代互联网、云计算等）以及用户的经验和能力的变化。

2.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扩大

从2005年以后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报告可以看出，在全球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国家间数字鸿沟现象，那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扩大。⁽⁸⁾新兴技术国家实现了技术的飞跃，拉开了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距离。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去欠发达国家自身条件和政府政策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个。首先是一些新兴技术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注意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采用新技术建造信息社会，并参与信息技术生产的国际分工。这些国家借用原先的积累投资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努力改善政府治理能力，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机构，创造一个信息技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注重教育和培养高素质人才，鼓励本国的企业和民众应用信息技术。这种跨越式发展使得欠发达国家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

另外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行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处在技术创新相对减缓的阶段，需要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应对竞争，同时需要有更多的市场来进一步获取利润。为此在扩大产品销路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利益驱动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成熟的信息技术产品转向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围绕着全球布局、选择生产地和扩大新市场的发展战略帮助拉升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水平。而处于信息社会边缘的欠发达国家严重缺乏各种资源，甚至缺少可以与发达国家之间交换的资源。无论是选择生产地还是培育潜在市场，非洲的许多贫穷国家仍然不在跨国公司的考虑之中，条件持续恶化。

数字鸿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国际社会多重鸿沟的叠加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体现。国际权力和财富的差距仍是主要因素。数字鸿沟反映了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性。只要国家间的财富和权力的差距继续存在，数字鸿沟就会继续下去。

世界银行也将全球各国分成四类国家，分别是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如果我们将信息技术应用与人口收入做一个对比，就不难看出财富分配对数字鸿沟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出财富又如何强化了数字鸿沟的深度。高收入的经济体代表了少于16％的世界人口，却占据了全球80％的GDP，而低收入的经济体占据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却仅仅占据了全球GDP的3％。⁽⁹⁾无论是在技术成就指数中，还是在科技水平指数中，被称为领导者或者科技领先国家的必定是高收入国家，而被称为边缘化国家或者科技落后国家的必定是低收入国家（如表1所示）。还有一点可能更需要研究的是数字鸿沟所体现的同一网络条件下，不同能力的使用者从中获得的利益更加不均衡，又制造了新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

表1　国家收入与科技水平指数、技术成就指数对应表（作者自制）

从2006年不同收入的国家互联网使用资费表（表2）中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用户平均每月上网包月资费为22美元，占其人均月收入的0.9％；低收入国家用户平均每月上网包月资费为44美元，占其人均月收入的172％；高收入国家固定宽带用户平均包月资费为15美元，占其人均月收入的0.7％；低收入国家固定宽带用户平均包月资费为13美元，占其人均月收入的54.9％。低收入国家的用户不仅绝对资费高于或等于高收入国家，而且占其平均收入的比例更是惊人。非洲地区在信息化发展方面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如果我们要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那些处于贫困线上的社会，以节衣缩食的方式来建设信息技术网络，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残酷不人道的。

表2　2006年世界不同收入等级国家的ICT资费一览表

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贸发会（UNCTAD）

三、数字鸿沟形成和发展的实质

处于和平中的贫穷国家的政府，大多都在极力改善所在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但是这样一个需要社会财富来铺路的社会工程对于许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约很大。被资本主义精神浸透的全球网络更愿意要这些国家珍贵的东西，而并不积极地通过信息技术去给予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在全球信息技术贸易中，贫穷国家被定义为无足轻重的市场，它们有需求却没有购买力。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信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和跨国公司所需要的市场、原料和其他资源的话，信息资本主义对这些国家将不屑一顾。目前世界上各种衡量国家间技术发展的指标体系，都难以从根本上帮助欠发达国家指出一条振兴之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因此十分沮丧。在任何技术发展指标体系中，它们永远是最落后的国家。有些国家政府非常努力，但几年下来排名还可能不升反降。

因为技术和能力的缺失，很多贫困国家无力发展本国和本民族的数字化的文化遗产，信息的注意力资源被西方信息强国占据，导致社会文化和阶层方面的分裂。一些贫穷国家的精英阶层能够进入网络，接受西方确立的信息技术的全球经济结构和秩序观，但大多数的技术文盲没有接受到全球化信息，被网络所排斥。这样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分裂。这种社会分裂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数字鸿沟后面不只是技术的鸿沟、经济的鸿沟，还有社会的鸿沟。

卡斯特曾经用排斥与贫穷来描述非洲国家在信息时代来临时所遭受的待遇：非洲在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外。非洲国家已经被信息资本主义视为无价值且无政治利益的地区。“当信息化和全球经济朝着科技革新不断三级跳时，非洲逐渐变成边陲，并且在竞争中不断下降盘旋。在这信息时代的黎明，非洲的非信息化也许是新的依赖形式施加在非洲内地的永久伤痕”。⁽¹⁰⁾卡斯特在深入研究非洲贫困国家的境遇后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末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兴起与非洲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崩溃同时发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信息资本主义体系选择性吸纳和排斥的结果。研究中他发现非洲有价值的资源都被纳入全球网络，如石油、黄金、钻石和矿产，对于那些无价值的且无政治利益的地区，财富和信息的流通就会绕道而行。那些被排斥的人们连生活的基本科技设施都被剥夺了，更不用说运用技术进行沟通和创新，进行生产和消费。这个过程导致信息和财富的地理分布极度不均，并且使得大部分的人无法经由信息科技的全球网络积累财富、信息和力量。也就是说信息资本主义的本意就是要排斥那些对于攫取利润没有价值的世间万物，而将有价值地区和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吸纳。

产业技术是源于市场的压力而不是穷人的需要创造的，因为穷人没有购买力。研发、人员和资金都集中在富裕国家，由跨国公司主导，并且遵从高收入消费者主宰的全球市场的需求。根据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西方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活动。在新产品阶段，创新国利用其技术垄断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竞争者少，产品附加值高，创新国掌握着定价权，将生产和销售都集中在本国市场就能满足其攫取高额利润的需要。在转入成熟产品阶段后，由于垄断地位被打破，市场竞争因竞争者增加而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下降。创新国和一般发达国家市场开始出现饱和。为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并使自己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企业选择性地到一般发达国家或者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在标准化产品阶段，生产技术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新产品企业原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消失，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创新国和一般发达国家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大量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再将产品销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进一步获取产品带来的利润。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反映了跨国公司从最发达国家到一般发达国家，再到具备投资条件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过程。

在信息资本主义第一轮的数字圈地运动中，首先在发达国家进行信息技术商品的推销，获取利润。美国及其信息技术跨国企业将最有价值的地区和物品纳入到全球网络之中，拒绝那些无价值的产品和市场。第二轮，按照产品周期理论，在美国启动的全球信息技术热潮中，原先处于第二级别的、购买力较强的市场经过培育之后获得了提升，成为美国及其跨国信息技术企业扩大利润占有的新边疆。第三轮数字圈地运动是在美国等西方大国技术创新减缓，而技术扩散持续延展的情况下，边缘市场中并不丰厚的利润也进入了西方跨国企业的视野。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代工工场”。至于那些既不可能成为潜在市场，也不可能成为降低生产成本的生产地的赤贫国家则被西方及其跨国公司排斥在外，得不到援助。

阻碍欠发达国家发展的除了数字鸿沟外，还有人为的“知识壁垒”，或者说是西方及其企业的知识壁垒加深了现存的数字鸿沟。知识壁垒与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关。发达国家及其技术公司极其努力地在它们优势的领域保护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与之相对照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力保护它们具有优势的知识权利。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争论就反映了知识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事实。知识产权制度无法促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个别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成功”并不能说明整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齐头并进。对于那些没有技术能力和缺乏技术人员的国家来说，知识产权制度只会妨碍它们获得先进的技术。知识产权所设置的限制，让发展中国家减少了学习技术的机会。这种产权制度帮助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时保持了绝对优势，而让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失去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不仅难以发展出自己的制造业，反而丧失了本国的市场。对于那些缺乏创新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满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所要求的知识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增加了国家发展的社会成本。⁽¹¹⁾

产权制度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发达国家出售给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种子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而许多种子的基因样品是免费取自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因是生物界代际传递的一种生物信息。提供物种基因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保护它们原产基因的产权，也无法从中获益。“专利制度有时使本地和社团的创新变成了私营部门的所有。不恰当的专利权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和资产数百年来在不知不觉中被盗走了。”⁽¹²⁾知识产权制度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是体现发达国家企业利益的一种制度。要消除数字鸿沟，国际社会应当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一些适应它们经济水平和社会环境的产权制度。

四、新兴经济体对消弭数字鸿沟的作用

因为技术进步要靠日积月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长期集中于西方国家已经在富国和穷国之间造成了一道断裂的鸿沟。但发展中国家不能永远被全球市场需求所设定的议程困囿住。数字鸿沟反映的不仅是现在的差距，而且预示着未来的差距，所以各国都有必要掌握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技术，并使之适用于本地需要和能力。

信息技术不仅仅是供人们使用的产品，更主要它是创造财富和聚拢财富的工具。如果不能尽快改善获取信息技术的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在又一轮新经济中被甩在后面。信息技术与以往的技术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它具有扩至一般民众的普及性及传播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因此解决数字鸿沟可以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主张。这有利于动员国际社会各种公平力量来帮助不发达国家快速摆脱贫困，实现知识和人才的发展，进而改善经济水平和自主发展的能力。

豪华的高端信息技术设备并不是欠发达国家所需，它们真正需要的是能普及的低端信息技术设备及其充分的开发利用。数字鸿沟的关键点已经从是否连接信息网络越来越转向使用和应用，集中在人民如何使用信息技术，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信息技术不是决定因素，而是一个促进性的因素。要帮助欠发达国家的人民真正进入数字世界，就要让信息技术变成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工具，这是获得社会和经济效果的前提。新世纪开始后的十年间，新兴技术国家应当成为欠发达国家跨越数字鸿沟的主要帮手。

新兴技术国家在消弭数字鸿沟问题上具有以下优势：（1）新兴技术国家本社会就存在着因梯度发展而形成的技术鸿沟，政府和技术精英在消除本国技术鸿沟上的努力使之形成一些针对性的政策经验和技术产品，可以帮助消除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2）新兴技术国家具有较强的与发达国家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全球技术市场和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上能够帮助欠发达国家和技术后进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和发言权；（3）由于新兴经济体处于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国际分工的低端，因此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具有开发和大规模生产低端信息技术产品的优势。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府，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方面，在利用新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方面成绩显著。2000年中国创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到2012年为止，已经组织了4次会议；印度也举办了两届印非峰会；巴西前总统卢拉在其任职期间曾11次访问非洲。新兴经济体与非洲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提升，其中既有新兴国家对非洲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也有新兴国家帮助非洲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实现现代化的实际帮助。在过去十年中，非洲与新兴大国之间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从23％增加到39％，其中中国、印度、韩国、巴西、土耳其占据了很大的比例。⁽¹³⁾印度政府启动了聚焦非洲计划、印非技术经济协作运动、泛非E网络计划等，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集中于信息技术领域。韩国举办韩非论坛，举办韩非产业合作论坛，主要目的是在信息技术等新领域开拓非洲市场。

在新兴经济体帮助非洲缩小数字鸿沟的过程中，企业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中国的企业华为为例，华为主动拓展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将企业海外市场拓展与欠发达国家的信息化相结合，华为进行通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向贫困地区投放。华为在这方面的主要行动聚焦在技术、资金和知识传递三方面，这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1）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网络成本，提供客户化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得运营商在偏远地区成功运营；（2）通过财务方案（如企业捐赠等）帮助缺乏资金的当地政府和运营商发展电信网络；（3）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培训中心、联合教学等方式，培育当地专业人才，实现知识的传递，增强当地人们实现数字化社会的能力。⁽¹⁴⁾

新兴技术国家的参与有利于打破知识壁垒，打破参与的障碍，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参与全球化的机会。低端设备、基本服务和提高参与度应当成为欠发达国家跨越数字鸿沟的引桥。新兴技术国家设计和生产的产品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近几年，新兴技术国家生产的低价手机在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民众已经学会使用手机网络的基本服务，如短信服务，并从中获益。新兴技术国家生产的低价手机在不发达地区的普及对这些地区摆脱贫困的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手机的普及使贫困的民众变成了信息技术积极的使用者，而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特别是给那些偏远的低收入地区人民带来了便利。政府要与其他伙伴一起进一步扩大移动电话的网络信号覆盖地区，启动二手移动电话市场，延长预付使用周期，以秒为计算单位进行收费。手机短信服务和音频通讯是最便于一般民众运用信息技术改善生活的体验。在2009年肯尼亚99％的互联网用户是通过手机注册的，移动电话的用户数超过商业银行账户数。⁽¹⁵⁾

数字鸿沟不可能完全消弭，要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实现技术跨越也是勉为其难。但是国际社会应当看到，当前是欠发达地区走出技术和发展困境的一个机会之窗。首先，技术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技术创新减缓、技术扩散加快、技术产品成熟、产品价格下降的通道之中。信息技术的生产者也从发达地区转向比欠发达地区略强一些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为欠发达国家信息化提供了一个低价引进和应用的时间周期。其次，前期的技术扩散已经在欠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地区建立起规模使用模式，这对于第二阶段信息技术应用由中心城市向小城镇发展提供了经验和人员培训。第三，发达国家目前遭遇的经济萧条，会促使一些欠发达国家的人才回流，回到祖国创业，为政府机构和民间企业提供人力资源的供给。第四，以开放源代码运动为代表的一批网络社区成为发展中国家人员参与软件编制、培养创新能力、免费获得软件的重要平台。打破了垄断性软件企业以知识产权为由的知识壁垒。下一轮的技术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战略性产业还在酝酿之中。欠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之窗，改善政策环境，提供资源设备，扩大参与，要在新的技术突破来临之前完成欠发达国家的整体跟进，有效地参加全球化，否则这些国家还会遭遇新技术的再次排斥，形成新的技术鸿沟。

【注释】

(1)杨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2)王益明.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数字鸿沟的测度与分析.数字图书馆论坛，2011（6）：41.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让新技术为人类服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35.

(4)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文件.建设信息社会：新千年的全球性挑战.http://www.un.org/chinese/ events/wsis/decl.Pdf.

(5)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channelid=5705＆record= 283

(6)George Sciadas.Monitor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beyond［R］．Orbicom：Claude-Yves Charron，2003： 109.

(7)Seumitra Dutta，Irene Mia.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0－2011.World Economic Forum＆INSEAD，2011：27.

(8)2007 World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Beyond WSIS［R］．ITU/UNCTAD，2007：32.

(9)2007 World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Beyond WSIS［R］．ITU/UNCTAD，2007：22－23.

(10)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6.

(11)CIPR.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ment Policy：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London：CIPR，2002：1.

(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让新技术为人类服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7.

(13)外交部非洲司编.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2011年课题研究报告选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273.

(14)http://www.huawei.com/cn/about-huawei/corporate-citizenship/bridging-the-digital-divide/index.htm

(15)Torbjörn Fredriksson.The Growing Possibiliti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Reducing Poverty.in Seumitra Dutta，Irene Mia，ed.，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0－2011，World Economic Forum＆INSEAD，201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