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的政治与巴西“经济奇迹”的中断

产权的政治与巴西“经济奇迹”的中断

黄琪轩⁽¹⁾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国际形势、全球治理以及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8年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经济复苏以及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更使得它们备受世人关注。不少国际关系学者日益关注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它们的崛起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巴西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一员，也是金砖国家在美洲大陆的唯一代表，它的发展一直在吸引各方的关注。2012年8月，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表示，在新兴经济体的诸多国家中，他最看好巴西的经济前景，因为巴西有着稳定的经济框架，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巴西与周边国家关系友好。有研究机构也对巴西的经济前景作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测。他们认为：全球市场对巴西的主要产品有着强劲的需求；在国际市场上，巴西的几家大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巴西正在稳步前进，实现其大国夙愿，逐渐变成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²⁾作为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巴西经济的兴衰起落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会对国际形势、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巴西的发展前景是令人乐观的吗?本文拟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的“经济奇迹”及其“奇迹”的突然中断，通过探寻巴西“经济奇迹”中断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为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巴西的兴盛与危机

近年来，巴西良好的经济绩效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巴西也因此跻身“新兴经济体”以及“金砖国家”行列。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巴西良好的经济绩效并非第一次出现。在1930年到1947年间，巴西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年均工业增长率达到9％。⁽³⁾这样的经济绩效在当时是非凡的成就。

二战结束以后，巴西经济也表现不俗，尤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这段时间里，巴西的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也在迅速提升。此时的巴西，被人们视为国家引导的工业化的成功典范。⁽⁴⁾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化水平、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1967年到1973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1.5％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巴西制造业以年均12.9％的速度增长。其中，钢铁产量从1964年的280万吨增加到1976年的920万吨；轿车产量从1964年的18.4万辆增加至1976年的98.6万辆，而且巴西生产的轿车有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大部分轿车出口到海外市场。⁽⁵⁾在这段时期，巴西的出口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1968年巴西的出口总额为19亿美元，到了1973年达到62亿美元。⁽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制成品的出口不断攀升，年均增长38％。1968年，制成品的出口金额为4亿美元；到了1973年，增长至20亿美元；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3％增长至32.4％。⁽⁷⁾随着巴西制成品的出口越来越多，巴西出口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让巴西摆脱了长期依靠咖啡出口的局面，展现了巴西产业升级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在这一时期，国际投资者对巴西充满信心，大量外资涌入巴西。在1964年，巴西的国际直接投资额为4 740万美元；到了1980年，巴西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4.61亿美元，增长了近31倍。⁽⁸⁾不仅如此，巴西还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修建了横跨亚马逊丛林的高速公路；动工修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伊泰普水电站；成立巴西国家航空公司；开工新建核电项目。在1980年，巴西的人均收入要高于当时的中国香港以及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⁹⁾

不过，上面的数据仅仅展示了巴西经济成长的一个侧面。不少人认为巴西并非是一个很成功的发展案例，因为巴西的经济发展没有持续下去，它的发展道路一波三折。⁽¹⁰⁾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巴西经济遭遇危机，与其他拉美国家一道进入“失去的十年”。在1980年还成绩骄人的巴西，到了1990年，其人均收入被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超过。此时的巴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际直接投资锐减，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突出。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巴西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在1970年的时候，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为16.4％，到了1985年，上升至235％。⁽¹¹⁾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国际直接投资锐减。在1988年，巴西吸纳的国际直接投资为958万美元，仅为1980年的6.5％。⁽¹²⁾此外，就经济增长率来看，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与前期相比显著下滑。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5％；到了80年代，下跌至3％；到了90年代，更是下跌至1.8％。⁽¹³⁾在1981年到2003年间，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的年份就占到了11年。如果我们把时段拉得更长，在1960年到2003年间，巴西出现经济危机的年份就占到30％左右。如此看来，巴西的经济成长极不稳定。⁽¹⁴⁾如果影响它经济不稳定的深层次根源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对巴西未来的乐观估计可能为时尚早。为何巴西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更迅速而且更稳定呢?⁽¹⁵⁾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西“经济奇迹”没能继续下去呢?探讨巴西“经济奇迹”的中断，探讨巴西经济成长不稳定的根源，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巴西“经济奇迹”的来龙去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与巴西存在类似结构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

回答巴西“经济奇迹”中断的原因，有几个方面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些解释包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分利集团政治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阻碍；进口替代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不良的制度等。

首先，从技术进步角度看，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亚洲经济奇迹的现象就指出质疑：东亚的经济奇迹是靠大量的投资驱动，技术进步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不足，因此，亚洲的“经济奇迹”是难以持续的。⁽¹⁶⁾从这一视角来看，巴西经济奇迹的中断也是由于巴西的技术进步对经济成长贡献率不足。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从1960年到1980年，巴西的技术进步一直领先于东亚。⁽¹⁷⁾巴西经济奇迹期间，技术进步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无论是巴西的核电项目，航空业的发展以及发展乙醇替代石油的新能源计划，都是令人瞩目的技术成就。为何巴西的这种优势不能保持下去?第二，即便克鲁格曼认为东亚技术进步不足，但是东亚的经济绩效与可持续性远远好于巴西，即便遇到短暂的危机，也很快强劲复苏。为何东亚能做到，而巴西却不能做到?第三，经济史上，大部分国家在经济成长的早期阶段，技术进步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都不高，但是并非都如巴西经济这样不稳定。因此，巴西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在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

其次，从分利集团的作用来看，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若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就会产生分利集团。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绩效要好于战胜国英国与法国，奥尔森认为这是因为德国和日本战败，其国内的分利集团被打破，因此它们经济政策能指向发展而不是分配。⁽¹⁸⁾如果用奥尔森的逻辑去解释巴西，那么巴西强大的分利集团会影响巴西的经济绩效。但是，这一逻辑的问题在于，同样是身处拉美，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为何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远远好于巴西?同时，巴西为何难以打破分利集团的干扰呢?

再次，有研究强调巴西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其“经济奇迹”的中断。巴西等拉美国家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这不仅违反了比较优势，与之相应的保护主义还导致国内产业缺乏竞争，没有效率。因此，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是难以持续的。⁽¹⁹⁾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首先，研究分析认为巴西没有将注意力转向出口，事实是在拉美国家中，巴西的出口一直表现不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西的国际收支是比较平衡的。⁽²⁰⁾其次，就发展战略来看，在巴西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或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期间，其经济绩效的差距并不明朗。巴西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大力推动咖啡出口，这样的出口导向战略并没有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相反，在1930年以后，热图利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以及巴西军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期间，却有着良好的经济表现。即便是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也经历了进口替代，此后才转向出口导向。因此，出口导向政策的实施，本身可能就是国内产业成功转型与竞争力提升的表现。为何东亚能成功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巴西等拉美国家却长期难以实现这一转变呢?

最后，有研究把目光转向制度，不少研究强调保护财产权等制度安排。此类研究强调搭建好良好的经济框架，为人们提供激励，有助于长远的发展。北美的经济绩效好于南美，是因为北美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建立了保护财产权等制度安排；而南美受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与影响，因此它们的制度缺乏对财产权的保护。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南北美洲经济发展水平越拉越大。⁽²¹⁾此类文献关注了保护财产权等制度安排的积极作用，但是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侧面。

本文通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奇迹”前后巴西经济出现的波折，试图展示：在一个财富严重分化的社会，保护财产权固化了社会分化，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不仅不能为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相反，这样早熟的制度安排反而加剧了该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导致经济成长难以持续。

在巴西这样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对富人产权的过度保护，固化了巴西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政治议程极端化、收入分配权力化，进而导致巴西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呈现畸形化的趋势。因此，巴西的经济成长才难以持续，一波三折。保护产权等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在分化的社会，过早实施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难以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个良好制度框架。

二、巴西的贫富分化与政治议题的极端化

1964年，一部分巴西军队发动政变，试图推翻若昂·古拉特总统（Joao Goulart）。在政变期间，阿毛里·克鲁埃尔（Amaury Kruel）将军按兵不动，没有加入政变队伍，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与政变领导人卡斯特洛·布朗库（Castelo Braneo）将军不和。于是，古拉特总统请求他的支持。克鲁埃尔将军的回答是：“我是否支持你，取决于你是否与工会决裂”。古拉特总统说：“劳工的支持对我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克鲁埃尔将军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总统阁下，那我就无能为力了”。⁽²²⁾巴西政变期间的这段插曲展示了巴西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的政治极端化。严重的贫富分化使得巴西的穷人和富人在政治上处于两个极端，他们的斗争推动巴西政治走向零和游戏，走向极端化。巴西社会的这个特征，对巴西的经济增长构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

（一）军政府之前的巴西贫富政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²³⁾巴西被贫富划分成的两个部分尤其泾渭分明。有学者把巴西称为Bel-India，这个构造出来的英文词展示了巴西是一个综合体，它既有比利时的富裕，也存在印度社会那样的极端贫困。⁽²⁴⁾因此，人们才说有“两个巴西”，一个是富人的巴西，它是由百万富翁、专业人士、农场主、公务员以及熟练工人构成的巴西。这些人生活无忧，对巴西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们紧跟巴西现代化的步伐前进。另外一个巴西是穷人的巴西，三分之二的巴西人是这个社会的主体，这些人目不识丁；在农村的巴西贫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仅能维持生计；在城市的巴西贫民则被失业、犯罪等问题困扰。贫民构成的巴西尽管是巴西社会的主体，但人们却对此视而不见。⁽²⁵⁾因此，巴西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将巴西的政治简化为“贫富的政治”。

20世纪60年代巴西军政府上台以前，巴西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的斗争不断，陷入白热化。巴西的城市贫民、农村无地农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天主教会中的自由派构成了巴西的左翼势力。这些人群严厉批评政府优待商人，罔顾大多数人的贫困，他们也批评政府与美国关系太紧密，对美国在巴西的跨国公司太友善。⁽²⁶⁾他们强烈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1955年末，巴西的农会开始出现，农会决心为农民提供保护，防止农民被地主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反对提高地租，也反对农民为地主提供每周一天的无偿劳动。1961年，巴西召开了农业劳动者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组织巴西农民的各种方案。⁽²⁷⁾巴西农会在他们的领袖弗朗西斯科·朱利昂（Francisco Juliao）的带领下，获得了全国性的声望。他们致力于推动土地改革，为农村的雇工争取权利。到了1962年，巴西的22个州中，已有13个州建立了农会。为了推动土改，他们两手并用，要么诉诸法律，要么使用武力。在一些地区，农会成员强占一些土地；在另外一些地方，农会成员像工会成员那样组织起来，争取更高的薪酬，更好的居住环境以及要求缩减工作时间；在另外一些州，还出现了争夺土地所有权的武装叛乱。⁽²⁸⁾巴西共产党以及天主教会也支持巴西的农村改革。⁽²⁹⁾巴西的农民变得躁动不安，他们不愿意继续接受巴西严重分化的产权安排，不愿大地主继续主导他们的生活。农民的抗议逐渐扩散，抗议变得日趋激烈。面对这样的需求，巴西中间派以及左派的政党愿意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吸纳这些农民土地改革的要求。⁽³⁰⁾与此同时，巴西劳工阶层的期望也被一些政党鼓动了起来，他们为了赢得城市底层民众的支持，许诺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收益。⁽³¹⁾巴西贫民组织起来，对现有产权的冲击，对财富再分配的诉求，让巴西的右翼势力日趋警惕。

巴西右翼势力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巴西工业家以及巴西跨国公司高层。他们与警察以及军队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手中的王牌就是依靠军队的力量剪除他们的敌人。由于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巴西政治在左右两个极端摇摆。除了极端势力之外，恰恰缺乏中间势力，而且巴西中间势力的力量还在不断弱化。⁽³²⁾劳工阶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需求越迫切，巴西富人群体就越难以容忍这样的需求。⁽³³⁾他们认为，大部分对变革的诉求与尝试是“共产主义的阴谋”。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巴西，政治极化（politically polarized）的趋势日益明显，巴西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的斗争变得尖锐而激烈。⁽³⁴⁾

事实上，各个国家贫富分化处理得不同，政治议题的分化程度也会有差别。而巴西，这种敌对和交战状态则十分明显。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政治议题极端化。穷人希望撼动现有产权、重新分配财富；而富人希望维系现有产权，保护既得利益。贫富分化越大，双方的争夺也就越激烈，政治上呈现极端议题的趋势也就越明显。这样的国家就不是凝聚性国家，而是分裂的国家。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分化越大，那么受损群体冲击现有产权安排，推动政治变革的意愿也就越强烈。同时，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分化越大，那么富裕阶层抵制变革以维系其既得利益的意愿也就越强。⁽³⁵⁾

这种贫富分化的经济社会结构给政治家提供了不同的机会。理性的政治家需要争取政治支持以获得并维系自身权力。但是在分化的社会，寻求支持的行动往往只能走一个极端，而难以找到中间路线。政治家要么寻求穷人的支持，要么寻求富人的支持。如果依靠穷人支持，政治家需要对底层民众进行动员，撼动现有的产权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这会危及现行秩序，也容易激起富人的反抗；如果政治家依靠富人支持，他就需要排除贫民对政治的参与，抑制他们撼动现有产权与重新分配财富的需求。此时，财富主要集中在富人，不仅容易激起底层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同样也会引发冲突，埋下经济发展的隐患。在财富严重分化的政治经济结构下，无论政治家采取哪一种路线，经济增长都会遇到持续的挑战，难以持续下去。1964年巴西军队政变之前，古拉特总统就力图迎合底层民众的利益；1964年政变以后，巴西军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富人群体。政治在两个极端左右摇摆，让巴西的经济增长面临持续的冲击与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即便移植了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也难以将良好的制度框架付诸实施。

（二）古拉特的改革及其反对者

古拉特总统的前任是雅尼奥·夸德罗斯（Janio Quadros）总统。1961年8月，夸德罗斯总统突然宣布辞职。根据巴西宪法，应由副总统古拉特接任，而此时古拉特正在中国访问。由于古拉特被人视为巴西底层民众的代表，巴西议会中的保守派与军方结成联盟，反对古拉特接任总统职务。古拉特的支持者强烈支持古拉特上台。此时，支持者与反对者两军对垒，巴西内战一触即发。国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由古拉特接任总统，但是巴西政体由总统制变为议会制，总统的权力大幅度缩减，受到议会制约。议会还同意在未来实施全民公决，届时由人民决定巴西的政体。⁽³⁶⁾1963年巴西通过全民公决再度恢复了总统制，古拉特获得了完整的总统权力。

但是，古拉特的任职却一直存在巨大的隐患。1962年到1963年巴西经济形势恶化，生产速度减缓，投资者信心不足，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在1960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为26.3％，在1961年达到了33.3％，到了1962年达到了54.8％。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从1962年的5.3％下降到1963年的1.5％。⁽³⁷⁾古拉特尝试了多种办法应对通货膨胀，当措施乏力时，反对者开始增加，他被迫寻找其他出路。⁽³⁸⁾

古拉特试图打破政治僵局，因此推动大幅度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不过他却四处碰壁，尤其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巴西国会否决了他的土地改革方案。⁽³⁹⁾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古拉特不希望做傀儡总统。因此，他开始动员巴西底层民众。他尝试在全国举行集会，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次集会上，古拉特宣布：将联邦高速公路、铁路以及国界四英里内的土地国有化。大众对此狂欢不已。⁽⁴⁰⁾集会群众高举红旗，要求共产党合法化；高挂标语，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这让巴西的保守派不寒而栗。⁽⁴¹⁾古拉特宣称将会举行更多的集会，也要颁布更多的总统令，以满足巴西底层民众的需求。古拉特诉诸底层民众的改革是一项巨大的赌博，因为他打破了盛行已久巴西政治的两项基本游戏规则：第一，不能动摇财产权；第二，不能鼓动大众反对他们的主人。⁽⁴²⁾因此，巴西的保守派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古拉特。

国内外的有产者相信，如果不诉诸武力，他们的财产权将得不到保证。巴西下层民众的需求与期望值太高，一个民选政府已经难以驾驭复杂多变的局势。因此，只有结束民主政治才能保住他们的财产。商人们抱怨政客不负责任，跨国公司总裁们警告激进的改革带来的经济损害难以补救。巴西政治家的内讧，工人的抗议以及经济形势的恶化让军队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古拉特的反对派开始联合起来，策划推翻古拉特。

除了部分军人，古拉特的主要反对者来自巴西农村的大地主、保守的商业团体以及美国。由于古拉特支持土地改革，巴西的大地主反对古拉特。他们积极支持巴西军队对冲击现有土地所有权的人群进行镇压。巴西商界也在积极谋划，反对古拉特，并展示出了惊人的能量。原本持不同立场的商业团体聚集在一起，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古拉特，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并最终推翻古拉特。⁽⁴³⁾在巴西商界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智库IPES（Instituto de Pesquisas e Estudos Sociais，Brazil）。这个智库为巴西的精英阶层出谋划策，为反共宣传提供平台。在1963年，IPES这个智库拥有500名成员，其预算经费超过220万美元。它对研究提供资助，发放了近20万册的图书，并设计政策提案，举行政策辩论。针对古拉特的改革方案，IPES针锋相对地提出了23项详尽的替代方案。⁽⁴⁴⁾这为巴西富人群体反对古拉特提供了智力支撑。

当古拉特积极推进改革时，左翼与右翼的冲突激化。事实上，巴西已经出现了内战的端倪。在圣保罗，反共暴力组织胁迫左翼学生领袖、地主雇佣歹徒枪杀农民领袖。巴西的高层军官开始认识到，只有他们的干预，才能避免巴西陷入持续的内战。⁽⁴⁵⁾因此，巴西军政府发动了政变，古拉特流亡乌拉圭。在政变过程中，世界政治的两极格局也在深刻影响巴西的政局。美国的公司及美国政府在政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美国在巴西的跨国公司攫取了丰厚的利益，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左派执掌巴西政权，他们积极游说美国政府维护他们在巴西的利益，他们是在巴西的国际右翼势力代表。就美国政府而言，经历了1961年入侵古巴猪湾的失败，面对东南亚战争的升级，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均不愿意看到拉美国家民族主义的泛起，也不愿意看到拉美国家进行激进的改革损害美国的战略与安全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也积极支持巴西军队出面维持秩序。⁽⁴⁶⁾

为了抵制巴西左翼势力，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巴西的600多名政府要员进行了资助，其中250名是联邦政府官员；15名是联邦参议员；8名州长。美国驻巴西大使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卷入了巴西的政治漩涡，积极参与谋划推翻古拉特。中情局还资助一些隐蔽行动，以削弱古拉特。⁽⁴⁷⁾时任美国驻巴西的军事武官、后任中情局副局长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上校，在发动政变前一直与政变策划者保持联系。政变的领导者布兰科将军是沃尔特斯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在意大利战场服役。⁽⁴⁸⁾

美国政府的行动还不止这些。尽管美国没有直接参与推翻古拉特的军事行动，但是根据后来的解密档案，美国在麦圭尔空军基地储备了110吨的武器弹药以备巴西军队使用。美国的航空母舰也在巴西附近水域巡航，一艘石油运输船也准备就绪，以便为巴西的叛军提供支援。约翰逊政府还做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巴西进行公开干预。⁽⁴⁹⁾事实上，在政变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美国总统约翰逊就承认了新政府。⁽⁵⁰⁾美国驻巴西戈登大使指出：巴西1964年政变有重要历史意义，它的重要性与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一样，都是二十世纪中期世界史的重大转折。⁽⁵¹⁾

政变以后，古拉特总统流亡海外，军政府上台。古拉特诉求广大贫民的行动失败了，巴西贫民冲击现有产权的尝试也随之流产。1964以后，巴西开始了长达21年的军政府统治，在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执政基础开始转变，主要依靠巴西的富人。但是，在存在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巴西贫民冲击现有产权制度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诉求从来没有停止过。

（三）巴西军政府的举措及其反对者

在1964年政变成功后，巴西军政府通过了土地改革法令。美国还为此提供了25亿美元的资助来支持巴西的改革。布兰科总统刚就任就颁布了一项巴西历史上改革幅度最大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巴西将会实施一个比较深入的土地再分配计划。同时，巴西的宪法修正案要求政府在征用土地的同时，对地主进行补偿。由于巴西的精英对此方案的反对异常强烈，这项方案被束之高阁。⁽⁵²⁾巴西军政府没有按法案的要求去剥夺大地主的土地，也没能实现财富的再分配。⁽⁵³⁾在这一时期，尽管美国政府有意愿推动巴西改革，但是它首要考虑的问题是阻止共产主义在拉美的扩张，推动拉美进行社会改革则放到了这一议事日程的后面。⁽⁵⁴⁾

由于军政府的强硬立场，在军政府执政的前十五年时间里，针对土地改革的抗议活动比较少见。但是，冲击不平等的产权制度的努力一直都没有中断。巴西的无地农民占领土地、冲击政府机关、摧毁道路收费站，他们屡屡使用暴力，成为这一时期长期的不稳定因素。⁽⁵⁵⁾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占领土地的事件以及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开始增加。在八十年代早期，这些活动更为流行并逐渐扩散。少地和无地的农业工人为争取土地而进行斗争。⁽⁵⁶⁾在1964年到1989年间，有1 566人死于争夺土地的纠纷。⁽⁵⁷⁾因此，即便是在巴西军政府执政时期，巴西的产权安排一直受到冲击与挑战。

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巴西的劳工运动开始再度复兴，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获得罢工的权力。罢工行动开始在全国蔓延，在1978年到1979年间，巴西发生了113次罢工，涉及15个州。⁽⁵⁸⁾1979年，近320万人参加了全国大罢工，冶金工人举行了27次罢工，参加人数达到95.8万人；同时爆发了20次教师罢工。⁽⁵⁹⁾在2003年至2011年担任巴西总统的路易斯·卢拉（Luiz Lula）就是在组织巴西工人罢工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工会领袖。

而巴西军政府最大的挑战不是农民和工人，而是游击队。在六十年代晚期，一部分人脱离了巴西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成为了游击队员；一部分左派军官也加入了进来。十几支游击队几乎同时出现，总共不到500人，不少游击队员不到二十岁或者刚好二十岁出头，他们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在外国驻巴西的使领馆放置炸弹，进行绑架活动，抢劫银行，他们对政府的反抗行为日益变得引人关注。⁽⁶⁰⁾游击队的一项重要策略就是绑架西方外交官。他们此举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向世人展示巴西军政府的软弱无力；第二就是以外交官做人质，要求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游击队员。⁽⁶¹⁾

比较富有戏剧性的是对美国大使的绑架行动。1969年，美国驻巴西大使伯克·艾布里克（Burke Elbrick）在回家吃午饭的途中，被游击队员从他那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中揪出来。绑架者要求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十名游击队员，用以交换艾布里克。此事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巴西政府被迫答应了游击队员的要求。这又诱发了后续的绑架事件。⁽⁶²⁾此后，游击队员又绑架了瑞士驻巴西大使、德国驻巴西大使以及日本驻巴西的总领事。游击队员要求政府释放的人员越来越多，几乎每次他们的行动都获得了成功，他们的行动也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⁶³⁾因此，在巴西军政府用强制手段维系巴西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时，对此秩序的冲击一直没有中断。2011年，巴西迎来的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就曾是巴西游击队员。

巴西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巴西政治在两极摇摆，要么是政治家动员贫民，冲击现有的产权安排；要么政府迎合富人，压制贫民的需求。无论是巴西政治倾斜贫富天平的哪一方，都会遇到巨大的压力与对抗。古拉特的再分配方案动员了巴西贫民，冲击了富人的财产权，导致社会陷入不稳定，也导致巴西军队的干预。而军政府对富人的倾斜又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贫民始终对财富的再分配有强烈的诉求，游击队用武力的形式与政府对抗，贫民冲击土地所有权的努力一直在持续。这表明，在严重分化的社会结构下，极端化的政治不仅让政治陷入无序，法治、保护财产权等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无法实施。军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军政府依赖富人支持，困扰巴西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扩大了。因此，这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财富的分配越来越集中，财富分配出现权力化倾向。

三、巴西军政府时期财富分配的权力化倾向

在1972年－1973年间一份针对巴西精英阶层（地方政治家、劳动党领袖、高级公务员、商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经理等）的调查问卷显示，巴西的精英认为：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和政治发展，巴西精英对此有广泛的共识。⁽⁶⁴⁾问题在于，巴西经济的发展没有惠及贫民，经济发展的收益集中分配给了一小部分人。这导致巴西社会的二元化特征，大多数人无法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因此，我们看到巴西呈现出鲜明对立的两面：在光鲜的一面，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巴西遭遇过经济危机，但是从各项经济指标来看，巴西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是西方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展现出非凡的活力。在光鲜的另一面，巴西展示给世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图景，从各项社会指标来看，巴西就像一个原始社会，不少人在生存线周围挣扎，他们要么生活在贫困的农村，要么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境遇悲惨。他们身边充斥着贫穷和愚昧，堪比世界上最为落后的非洲国家。生活在第一个世界的巴西人毕竟是少数，近60％的巴西人口则命运不济，构成了巴西的另一个世界。⁽⁶⁵⁾1964年，巴西军政府政变以后，巴西社会的二元化特征加剧了，军政府需要富人群体的支持。因此，即便在巴西“经济奇迹”期间，普通民众所分享的收益也微不足道，巴西“经济奇迹”创造的财富流入了富人的钱袋。巴西的财富分配有着明显的权力化倾向，即财富向权势阶层集中，这进一步加剧了巴西的财富分化。

（一）军政府时期巴西权势部门分享经济收益

巴西军政府的统治基础与古拉特不同，它需要巴西富人群体的支持。在军政府统治时期，巴西政治经历了从“包容性政治体制”到“排除性政治体制”的转变，军政府从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排除那个已被激活的城市平民群体，拒绝满足该群体提出的政治要求。⁽⁶⁶⁾财富密集地流向富人，以寻求富人的支持。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富人群体尤其优待。军政府压低巴西劳工工资的同时，对于资本的回报却非常优厚，尤其是对金融资本的回报更是异常丰厚。⁽⁶⁷⁾富人群体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些巨额财富也带给他们极大的政治权力，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分享巴西经济增长的成就，阻挠再分配方案的实施。贫富分化加剧了巴西政治精英对贫民的排斥，以保护他们的地位与财富。

埃米利奥·梅迪西（Emilio Medici）任总统时期，巴西经济快速发展，顶层巴西富人的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事实上，他们的薪酬甚至比欧美国家的同行都高。⁽⁶⁸⁾巴西的政治经济精英不少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他们开始模仿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同行，他们的预期来自发达国家的标准，他们据此估算他们应该得到怎样的酬劳、取得怎样的成就以及什么是成就的标准。⁽⁶⁹⁾在这样一个分化的社会，巴西的经理人员、本土工业家、银行家、跨国公司总裁以及大农场主等富人群体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大部分巴西的农村人与城市贫民生活却没有改善。⁽⁷⁰⁾

在巴西农村，大农场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商业化的农场主开始种植新的出口作物，咖啡、稻米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商也获益颇丰。联邦政府的信贷政策与出口补贴让巴西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巴西的农业开始逐渐摆脱咖啡经济的约束，走向多样化经营。受益者最多的是大农场主，他们凭借其政治影响力，更容易获得信贷、出口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政府资助。⁽⁷¹⁾

军队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国防预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比重，军备建设也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巴西的军事实力增长令人生畏，也引发了拉美邻国的担忧。不过，对此也有另外的解读，由于此时的巴西并无外国的军事威胁，因此巴西军事实力的大规模扩张就被视为服务于维持国内秩序的需要。⁽⁷²⁾

即便在巴西政府举债发展的时期，借款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大量的借款流入巴西军政府当权者手中，流入了特权阶层、农业精英以及政府庇护的公司手中，他们肆意进口奢侈品等非必需品，严重浪费了外汇，或者将这些外汇存入了国外的个人账户。⁽⁷³⁾因此，在巴西军政府执政时期，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部门，如巴西的军队、大地主、企业经理人、跨国公司管理层等得到了大量的好处。与此同时，那些政治上无权者，收入境况却在不断恶化。

（二）军政府时期巴西贫民分享的收益减少

巴西军政府时期，政府致力于推动巴西经济现代化，将收益分配给权势阶层，而罔顾普通民众利益。军政府依靠技术专家进行经济决策，这些技术专家大部分接受过海外教育，不少人是经济学家，他们执行军政府的政策路线而罔顾决策的社会后果。⁽⁷⁴⁾由于军政府需要依靠富人群体的支持，因此，即便在巴西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治上无权群体的收益不增反降。巴西的劳工群体和无地农民、城市贫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军政府上台以后，竭力压低工人工资，使得工资涨幅低于通货膨胀率。同时，军政府还撤销了工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即拥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工人享有职业稳定的权利。⁽⁷⁵⁾这让劳工群体更加无权。巴西所实施的最低工资，其实际购买力在不断下降。军政府统治期间，巴西的最低工资实际购买力至少降低了25％。⁽⁷⁶⁾如果把1959年1月的最低工资指数定为100的话，到了1973年1月，这项指数便降低至39。在1972年，52.5％的巴西民众生活水平还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工资水平。⁽⁷⁷⁾在1985年，巴西实施的最低工资的购买力还不到1940年的50％。根据一项调查，在1985年，77.7％的圣保罗工人的收入比1940年时的最低工资还要少。⁽⁷⁸⁾因此，巴西的工人没有分享到巴西“经济奇迹”的收益。

此外，由于巴西劳工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旨在稳定其收入的指数化政策，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却降低了其收入。1964年以后，军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布兰科总统在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将汇率、利率、税收、工资、价格等绑定在一起。他们希望用这种指数化的措施，让这些经济指标以同样的速度变化，这样生产和就业可以更迅速有效地适应新的环境。政府定期提高利率和小幅提高工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影响民众的购买力。但是这一举措带来的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穷人实际工资降低了，财富更多地聚集在富人的手中。⁽⁷⁹⁾1977年8月，巴西政府承认，在1973年到1974年间公布的通货膨胀官方指数是受政府操纵的，由于工资调整指数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因此工薪阶层失去了31.4％的实际工资收入。⁽⁸⁰⁾

不仅城市贫民的收益被忽略，巴西军政府对农民的困难境遇也视而不见，这个国家的财富增长很少被农村贫民所分享。巴西军政府大力推进农业的现代化，现代农业机械得到大幅度推广，资本被密集使用，并在农村推进纵向一体化的并购。这些举措增加了农业的产出，但是却无助于农村土地或财富分配的改善。现代化的过程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城市，这导致巴西大城市如里约热内卢以及圣保罗滋生出大量的非正式工业部门，而且也产生了巴西的“无地阶级”（landless class），他们动员起来，争取巴西的农村的改革。⁽⁸¹⁾而在农村的贫民，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直到1980年，仍有73％的巴西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一半乃至更低。⁽⁸²⁾从1961年到1975年，营养不良的巴西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受饥饿困扰的人群也开始增多，在1961年，巴西有两千七百万人口在忍受饥饿，占巴西人口总数的38％；随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奇迹”的展开，到1975年，这个数字达到七千两百万，饥饿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7％。⁽⁸³⁾因此，巴西在“经济奇迹”期间，贫民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改善，从不少指标反映的情况来看，反而在下降。

（三）军政府时期的税收以及资源分配

税收政策和教育等福利政策能很好地反映当时巴西富人群体和贫民阶层各自的负担与收益。从军政府时期的税收与福利政策，就可以看到巴西财富分配的权力化倾向。巴西“经济奇迹”时期的税收政策和资源分配都有着类似的特征：对富人多予少取；对贫民多取少予。

巴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居住在各州的富人群体能影响地方政治，而联邦政治又显著受地方政治的影响。传统的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削弱了国家能力，让国家政策难以有效实施。⁽⁸⁴⁾在巴西，像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等州能对联邦政府构成军事威胁。地方政府拥有的警察力量对联邦政府构成了有力的挑战。这些州能有效反对军政府的再分配方案⁽⁸⁵⁾，军政府也难以集中巴西的财政权。⁽⁸⁶⁾如此一来，各州政府保留了极大的财政权力，致使巴西的财政管理体制高度分散。巴西地方富人群体的强大影响了国家能力，且影响深远。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时南非的联邦政府税收占GDP的14.4％，而巴西联邦政府获取的税收仅占到GDP的3.8％。⁽⁸⁷⁾军政府只能分配有限的资源，而这些资源还需要优先满足富人群体的需求，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在1964年到1967年间，巴西进行了税制改革，而最后实施的效果与最初拟定的实施方案大相径庭，巴西联邦政府发现改革后的税收变得更为复杂，更具有累退性，联邦政府获得的收入也更低。⁽⁸⁸⁾在巴西，政府难以对大农场主征税，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农业所得税仅占国家所得税的1％；与此同时，大农场则获得了政府巨额的补贴。国家所得税中的10％用于农业补贴，用于发放信贷或者购买农机与化肥⁽⁸⁹⁾，这些补贴集中流入了巴西的大农场。

因此，巴西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让巴西政府难以有效地向富人征税，富人却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贴。不仅如此，国家在分配资源时，也难以照顾到巴西的弱势群体。巴西拥有拉美最先进的金融市场，但是巴西70％的普通家庭根本没有渠道获得金融资源和服务。在巴西，金融资源也成了少数人才享有的特权，只有15％的巴西家庭拥有银行账户。⁽⁹⁰⁾尽管大量的信贷流向农业，但是农业信贷是非常集中而且有选择性的。在1978年，只有20％－25％的农场主能获得信贷。即便在这么小的群体中，信贷也会根据农场规模不同而分配得极不平均。1969年到1975年间，分配给大农场的信贷增长了10倍，而分配给小农场的信贷还不到以往的两倍。⁽⁹¹⁾

巴西的社会福利也不能关照到那些最为需要的人，难以惠及贫民，而给了那些需求并不是那么迫切的人。⁽⁹²⁾巴西教育是很典型的例子。巴西是世界上教育代际流动最差的国家，也是社会与经济机会公平最差的国家。⁽⁹³⁾在巴西，最好的中学都是私立的，富人子弟来这里读书，他们赢在起跑线上。这些富家子弟再通过激烈的入学考试，进入巴西的国立大学读书，而在这里接受教育却是免费的。因此，不难看到，巴西国立大学处处是富家子弟，巴西国家的教育拨款有一半流向这些国立大学。巴西政府忽视基础教育而重视高等教育的政策让贫民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这一政策不仅补贴了富人，也阻碍了贫民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⁹⁴⁾除此以外，即便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改造建设以及新建工程也围绕着富人群体的需要展开，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⁹⁵⁾因此，我们才能说，巴西军政府时期，财富的分配有着明显的权力化倾向。对富人多予少取；对贫民多取少予。这样的分配政策让巴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四）军政府时期巴西贫富差距的扩大

巴西官方数据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所有群体的绝对收入都得到了改善，但是收入差距却拉大了。这些数据引发了很多争论，巴西政府的支持者强调绝对份额的扩大，而反对者强调差距的扩大。⁽⁹⁶⁾巴西的基尼系数，在1960年的时候为0.53，到了1970年为0.59，在1976年为0.6，到1996年巴西的基尼系数还在0.6。⁽⁹⁷⁾严重的贫富差距一直是巴西经济增长的重大隐患。

如表1所示，在1960年，最富裕的5％的巴西人拥有28.3％的巴西总收入，到了1970年，他们获得了34.1％的收入，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变为34.9％。与此同时，最贫困的10％的巴西人口的收入占巴西总收入的比重从1960年的1.9％下跌至1980年的1.1％。在1960年到1970年间，占人口总数50％的巴西底层民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7.4％下跌至14.9％，到了1980年，进一步下跌至14.1％。这段时间巴西增长带来的好处不成比例地由富人获得。⁽⁹⁸⁾在20世纪70年代，两位巴西人中就有一位处于贫困线以下。⁽⁹⁹⁾

表1　1960年－1980年巴西的收入分配状况（％）

资料来源：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06.

尽管巴西实现了“经济奇迹”，但是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来了很大的争议。在1972年的世界贸易与发展会议上，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拉马拉（Robert McNamara）指出：巴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忽略了穷人的福利提升。⁽¹⁰⁰⁾这样的经济社会分化，让巴西更加呈现“分裂性”特征，富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同时也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巴西国家机器是碎片化的，由于富人群体拥有巨大的权力，国家常常牺牲自己的议程去满足那些富人势力的利益，这让这个国家进行任何集体议程都步履维艰。⁽¹⁰¹⁾巴西收入分配的权力化倾向，更加固化了巴西的社会分化，不仅让贫民群体对现有制度的冲击持续存在，还让巴西的产业政策、经济增长变得畸形化。

四、军政府时期巴西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由于巴西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军政府时期的分配又倾向于富人群体，因此，这样的分配结构固化了巴西分化的社会结构。富人群体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巴西的产业结构也深受巴西权力结构的影响，呈现畸形化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在严重分化的社会，巴西军政府为了维系其合法性，需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受到冲击，内部投资不足的时候，巴西军政府大举外债，这又导致了巴西经济发展的债务化。巴西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与经济增长的债务化日趋严重，进而导致20世纪八十年代巴西“经济奇迹”的中断。

（一）巴西产业结构的畸形化

人们在看巴西的经济成就时，往往强调巴西的一个侧面：巴西修建了奢侈的新都巴西利亚，这座首都以优良的建筑和精美的设计闻名于世。这座城市却是世界上第一座为汽车而不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大都市。巴西的汽车产业由跨国公司创建，生产的汽车四分之一用于出口。巴西也是世界上第五大武器出口商，它向英国皇家空军出售飞机。巴西的外科医生能进行复杂的器官移植手术，同时他们实施的整形手术也技艺精湛，专业技能闻名于世。⁽¹⁰²⁾但是，在巴西向世人展示它的高端产业与人才储备的同时，却掩盖了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巴西产业结构畸形化。巴西长期致力于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服务于巴西富人的需求；但是巴西却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因此，巴西的生产集中于高端产品，消费也致力于满足富人的需求。⁽¹⁰³⁾

1964年，巴西军政府执政以后，巴西的财富更加高度集中，在这种分配结构下，中上层阶级的消费构成了整个巴西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巴西的生产结构也因此体现了巴西消费的构成。它倾向于为最顶层的富人生产资本密集型的耐用消费品、汽车以及中高档住房等奢侈品，而罔顾为穷人生产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也不愿意为低收入的人群提供适宜的住房。⁽¹⁰⁴⁾这样的生产结构反应到了巴西的外贸结构上，巴西的大地主愿意生产商品以供出口，因为这样更有利可图；巴西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品。⁽¹⁰⁵⁾由于高端产品只有小众需求，需求量少，因此巴西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穷人和大量的失业人口没有从巴西的技术进步与产品出口中获益，巴西难以培育大众需求，国内市场也难以发展起来。⁽¹⁰⁶⁾

比较典型的是巴西发展了庞大的汽车产业。在巴西经济奇迹期间，汽车产业是最具活力的生产部门，年均增长为34.5％。汽车产量从1960年的5.73万辆跃升为1975年的55.07万辆，这一生产水平可以与当时的欧美国家媲美。⁽¹⁰⁷⁾巴西尤其重视发展高端消费的轿车产业。在1957年到1969年期间，巴西的轿车产量占总产量的49％；在1969年的时候，巴西汽车的年产量达到了35.4万辆，其中67％是轿车。⁽¹⁰⁸⁾对巴西而言，发展汽车产业有助于积累技术能力，建立健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巴西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成本：首先，轿车的过快发展导致巴西的运输系统缺乏效率，石油短缺的问题日益明显。此后，巴西每年消费的80％的石油依赖进口。其次，投资集中于汽车产业挤占了其他领域的资源，而这些领域对巴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尤其重要，比如健康和教育，以及非耐用消费品产业，这些部门发展非常滞后。

因此，巴西形成了以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巴西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大量涌入城市的农业剩余人口难以找到工作，这些国家的工业结构相对畸形，生产的产品一味迎合高收入人群的需求。因此，他们的工业与技术结构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与此相反，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主要瞄准大众消费品，这样的工业与技术结构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巴西城市剩余劳动力的持续增长消耗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也让巴西长期的不平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¹⁰⁹⁾

其次，巴西的市场需求存在瓶颈。由于服务于富人群体的奢侈品的市场规模有限，奢侈品的生产增长达到一定限度以后就会出现停滞。而由于普通民众工资增长跟不上生产率提高，因此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如果生产厂商面向普通民众，那么他们的产品面临消费饱和的问题，致使他们在生产决策上进退维谷。⁽¹¹⁰⁾这也让人们注意到，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厂商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在1965年的时候，巴西只有50％的产能被利用了。⁽¹¹¹⁾如此一来，经济是难以实现持续的增长。

再次，奢侈品的生产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抢占资源。奢侈品的制造商成功地吸引了投资，获得了中间产品、技术人才、稀缺的外汇以及公共储蓄。如上面所展示的汽车产业，为解决汽车燃料短缺的问题，巴西政府展开了新的产业规划，用甘蔗等作物酿制酒精，以替代石油作为汽车燃料，近90％的巴西汽车是用酒精做燃料。但是，燃料替代计划却导致巴西为国内民众生产的食品供给却不足，巴西人均的主食供给在缩减。粮食替代燃料的计划导致了巴西食品价格上涨，并推动了通货膨胀。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购买昂贵的食品占据了他们收入的重要部分。⁽¹¹²⁾因此有经济学家指出：“巴西消费工业的发展让社会各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更加恶化，也加剧了巴西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牺牲亿万人民，却让少数人获益的经济中”。⁽¹¹³⁾

最后，在分化的社会，这样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巨大的转变阻力。由于发展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巴西的国有企业有更雄厚的实力涉足这些领域，但也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挠产业结构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巴西已经建成了654家国有企业，其中有198家为联邦政府所有。联邦政府所有的企业遍布巴西各个经济领域，不少企业成为巴西最大的企业。在1962年，巴西最大的30家企业中，有12家是国有企业；到了1979年，巴西最大的30家企业中，有28家是国有企业。⁽¹¹⁴⁾由于国有企业是巴西政府实施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部门，它们在巴西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巴西政府对国有企业也有很大的照顾。

国有企业不少管理人员来自政府部门，如巴西石油公司的总裁就来自军方与政界高层。⁽¹¹⁵⁾1974年出任巴西总统的埃尔内斯托·盖泽尔总统（Ernesto Geisel）就曾担任过巴西石油公司总裁。军政府为国有企业注入了大量的投资，发展了石油化工、钢铁、电力以及通讯等部门，也发展了军用与民用飞机，新建了核电等产业。这些产业大都是民营经济不愿意涉足的领域。除此以外，巴西的国有企业还吸引了不少高层次的管理者与技术人员，填补了大量的技术空白，并且有着丰厚的盈利。因此，公允地说，国有企业对巴西的经济发展曾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¹¹⁶⁾

与此同时，军政府也为国有企业提供保护。政府创建了幼稚产业，但是由于这些部门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政府就难以抽身而退，这与韩国的保护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权势阶层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巴西国家缺少自主性，一旦对产业提供保护，这些受保护的产业就能牢牢抓住它们享有的特权不放，因此企业也缺少创新的动力。⁽¹¹⁷⁾巴西权势阶层构成的利益集团限制了巴西的改革，最后政策其实是“进口保护体制加上出口激励体制”。⁽¹¹⁸⁾政府支持的企业既获得了保护，又获得了出口的补贴。这种没有压力的经营使得巴西的国有企业浪费严重，创新乏力。巴西曾大幅度举借外债，这些借款用于支付巴西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高额的薪酬和津贴。曾有一段时期，70％的巴西外债用于巴西的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西国企高层获得高薪非常普遍，以至于当巴西政府连海外借款的利息都难以偿付时，巴西的国有企业仍将企业的资金用于支付高额的薪酬。⁽¹¹⁹⁾

如果说巴西的国有企业太庞大，消耗了“经济奇迹”创造的财富，这可能就将问题简单化了。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有企业大体占了国内投资的25％－32％，而此时巴西则占到23％。在当时，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有企业亏损比巴西还要严重。⁽¹²⁰⁾因此，庞大的国有企业并不必然影响经济绩效。巴西国有企业困境背后是巴西贫富悬殊的政治结构，这让巴西领导人需要国有企业等有政治影响力的部门的支持，从而为其提供过度的保护，维系其无效率地运作，而不能驱使它们去参与国际竞争。由于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带来国家的碎片化，碎片化的国家为了讨好利益集团，不得不牺牲经济健康。⁽¹²¹⁾而庞大的集团利益致使巴西难以从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政治上有影响力的部门都力图维系进口替代政策。当东亚地区开始积极转向出口导向政策的时候，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却发现对此无能为力。⁽¹²²⁾巴西没有能够冲击不平等的产权结构，严重的社会分化带来的畸形的权力分配，进而导致了畸形的产业结构。

（二）巴西军政府时期经济增长的债务化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梅迪西任巴西总统时期，巴西的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一时期，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快的，从1968年到1974年，巴西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9％，巴西的年均工业增长率为12.6％，相比而言，巴西的农业增长比较没有规律，年均增长为5.2％。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为17％，巴西的外汇储备也在迅速增长，从1969年的6.56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64亿美元。⁽¹²³⁾如果说在国际社会，梅迪西政府最大的负债是它严酷的镇压的话，那么它最大的资产则在于经济的繁荣。人们认识到，快速的经济增长让这个政权赢得了合法性。在巴西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军政府要维系其合法性，就需要维系其高速的经济增长。

梅迪西总统过后是盖泽尔总统和若昂·菲格雷多总统（Joao Figueiredo），在盖泽尔上任时，巴西仍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危机的端倪已经初步显现。1973年，世界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巴西的经济开始下滑。由于巴西严重依赖石油的进口，受石油危机冲击，巴西原本应该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保证巴西经济的平稳着陆。但是，在政治压力下，巴西的经济却难以放缓。

盖泽尔在1974年宣布就职，对合法性的诉求使得他难以接受让经济增长放缓的方案。政府决定维持其在1974年9月发布的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1975—1979），这个计划雄心勃勃的将经济年增长的目标设定在10％，但是巴西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这项计划成本高昂。⁽¹²⁴⁾国家驱动的投资开始进口大量的工业品，包括钢铁、铜、化肥以及石油化工产品；同时政府也试图加快建设，包括建立大型水电站以及核电站，运输以及通信网络；为了替代石油，政府也加大了酒精生产规模。⁽¹²⁵⁾巴西进口的负担越来越重，从1973年到1974年一年间，巴西进口所支出的外汇从52亿美元上升到126亿美元，而要填补这个缺口，巴西政府只能靠借外债了。⁽¹²⁶⁾盖泽尔政府选择刺激经济而不是经济软着落，一项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巴西这样的分化社会，政府需要用高速的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如果说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巴西的反对派还在发展壮大，那么在经济陷入萧条的时候，将会发生怎样难以预测的情况呢?巴西军政府采取举借外债的办法维持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在1975年到1980年期间，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仍维持在年均7％的水平。⁽¹²⁷⁾巴西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及繁荣让军政府赢得了合法性。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即指责巴西经济奇迹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但是只要巴西快速的经济增长继续下去，那么军政府就不会面临直接的威胁。

然而，巴西的经济奇迹在菲格雷多总统上任伊始就已经是强弩之末。菲格雷多总统任内，巴西政府对巴西国有企业的投资开始大幅度下降，这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在1979年政府对国企投资占GDP的比重为8.7％，到了1980年，下降到4.3％。⁽¹²⁸⁾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巴西外汇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菲格雷多执政时期，早先军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菲格雷多上任直到他任期结束，他不得不天天应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每天进行“危机管理”。⁽¹²⁹⁾

面对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压力，巴西的计划部部长马里奥·西蒙森（Mario Simonsen）主张立刻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他面临来自各界的挑战。巴西商界对此提议表示不满，因为只有高速的经济增长才能让工厂和商店高速运转，让他们赚取利润，任何形式的萧条都可能让企业倒闭。巴西公众也没有做好准备，经历了11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少人尤其是巴西的精英相信这样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大都认为，尽管世界经济大势不好，但是巴西可以独善其身，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¹³⁰⁾迫于各界压力，1979年8月，西蒙森辞去计划部部长的职务。西蒙森辞职以后，为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巴西举借外债的趋势更是有增无减。由于巴西国民储蓄低下，政府只能依靠借外债来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对巴西而言，国际银行贷款没有附加条件，不用采取痛苦的调整措施就能弥补国际收支赤字，也无需牺牲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贷款成了巴西政府较好的选择。

而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又适宜于巴西政府债务化的增长模式。由于石油价格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了大量美元，它们将其存入欧美银行。到1974年底，欧洲货币存款高达2050亿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1981年末，欧洲的货币存款达到了6610亿美元。各个银行都四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放款途径。⁽¹³¹⁾这段时期全球的金融资产非常充裕，世界金融市场与商业银行到处发放贷款，而世界上四分之三的银行债务集中在12个国家，其中5个是拉美国家，巴西也是其中之一。⁽¹³²⁾巴西希望通过举债，发展经济，进而拉动出口用以还债。但是不幸的是，1979年石油价格再次大幅度上涨。由于油价翻番，海外借款的利率大幅度上涨。同时，由于油价上涨影响了世界经济，巴西的出口减少。绝望中的巴西政府又大幅举债，海外借款在三年里接近1000亿美元。巴西借款大多数是浮动利率，例如在1979年的巴西借款中，85％是低息贷款，但是却是浮动利率。⁽¹³³⁾这加剧了巴西面临国际经济危机的脆弱性。

让巴西债务问题雪上加霜的事件是美国单方面调整利率。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美国政府出于吸引外资以弥补财政赤字的考虑，美联储在1979年以及1981年三次单方面提高了利率，此时的平均利率从6.25％上涨到24％，⁽¹³⁴⁾这一举措让不少美元回流美国。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持有美元债务，这一举措加快促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这些国家需要偿付的利息陡增，使得它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它们宣布无力偿还债务，要么接受非常不利的条款，就债务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1982年墨西哥出现债务危机，国际资本大规模撤离，巴西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当巴西偿付外债困难的时候，巴西的“经济奇迹”就走到了尽头。在1983年，巴西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国民收入跌入二战后的最低值；巴西工业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冲击，工业产值下跌了7.9％，商业产值下跌了4.4％，农业的产出下跌了2.1％，巴西的GDP下跌了5％，人均GDP下跌了7.3％。⁽¹³⁵⁾在美元储备枯竭的情况下，1983年2月，巴西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苛的救助方案，接踵而来的是巴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执和经济的继续衰退，同时承受繁重的债务负担。在1984年，巴西居民每生产1619美元的产值，就得用781美元去偿还外债。⁽¹³⁶⁾

巴西“经济奇迹”的中断，直接的原因有债务危机、石油危机、美国单方面调整利率等。但是巴西经济问题的背后却是巴西国内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的政治经济问题。由于巴西没能有效冲击不平等的产权结构，巴西贫富差距扩大，普通民众购买水平低，为迎合高收入人群的需求，巴西产业结构畸形化，过度发展汽车业，严重依赖石油进口；同时，产业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发展，巴西出口增长乏力，外汇短缺，底层民众的储蓄也不足。所以石油涨价对巴西的冲击就远远比东亚明显。面临石油危机，巴西军政府又需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增强其合法性，这就需要大幅举借外债来弥补国内的资金不足。高额的债务让巴西在国际经济危机面前显得格外脆弱。因此，从更为根本的原因上来看，巴西严重的社会分化损害了巴西经济的长远发展。

五、巴西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地区与东亚地区的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就开始显现。但是，东亚与拉美差距的分水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期间。巴西等拉美国家大规模举债，当国际利率大幅度提升的时候，巴西等拉美国家就发现难以偿还其巨额债务，进而促发了经济危机，致使巴西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¹³⁷⁾其他拉美国家陷入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与巴西非常类似，即国内严重的贫富分化，这样的社会结构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权力化、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与经济增长的债务化。

巴西“经济奇迹”的破灭与东亚地区的经济绩效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指出，东亚地区与拉美国家的一项重要差别就在于：东亚地区重视出口。与东亚地区相比，巴西的出口只占很少的比重，而且长期没有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到了1980年，韩国的出口占GDP的34％，中国台湾地区占53％，而在巴西仅占9％。⁽¹³⁸⁾

而出口差异的背后，却有更重要的差异，即东亚地区通过打破产权的行动，带来了比较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由于没有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社会进步，东亚地区的教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才得以顺利展开。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工业化之前实施，并且有效地再分配了农村财富，这使得东亚走在了拉美前面。⁽¹³⁹⁾巴西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土地改革，巴西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一直具有高度二元化的特征，大型庄园、小型庄园以及大量的无地工人并存。⁽¹⁴⁰⁾因此，可以看到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二战后破坏产权的行动，为其长远的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在日本以及韩国推动了大幅度的土地改革；而国民党政府败退中国台湾地区以后，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土地改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外来政治力量冲击了当地社会的财产权，建立了比较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如此一来，不平等的问题从它们的政治议程中消失了。⁽¹⁴¹⁾

在中国台湾地区，土地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56年，佃农占农业家庭的比例降至16％，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增长到近60％，剩下的大部分农民也往往摆脱了单一的佃农身份，他们自己拥有一部分土地，同时也租赁一部分土地。⁽¹⁴²⁾此后，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继续稳步向前推进，到1960年，中国台湾地区家庭所有的小块土地占全部土地比重的76％。⁽¹⁴³⁾到了1965年，中国台湾地区的佃农数量下降到5％。⁽¹⁴⁴⁾因此，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韩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韩国曾是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日本战败时的韩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有五分之四的人居住在农村。此时韩国的土地非常集中，不到5％的韩国农户拥有全国一半左右的土地。大部分的土地要么是租赁给佃农耕种，要么雇佣农业工人耕作。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大部分的韩国佃农仅能维持生计。国际局势与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动了韩国的土地改革。由于苏联支持朝鲜进行土地改革，韩国的一些农民开始武装反抗，土地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抵制北方土地改革的压力，美国驻扎在韩国的军队开始稳步推进韩国进行土地改革。

韩国土地改革以后，大部分佃农获得了他们耕作土地的所有权。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3％的韩国地主拥有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而土地改革以后，70％的农村家庭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在1965年的时候，韩国佃农下降到了7％。⁽¹⁴⁵⁾韩国的阶级分化逐渐缩小，阶级斗争也大幅度缩小。因此，韩国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其初衷，在韩国的农村实现了政治稳定。⁽¹⁴⁶⁾此外，在1961年韩国军政府上台后，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将一些大企业家关进了监狱，并将他们的财产充公。由于这一时期韩国采取了破坏财产权的举措，打破了以往分化的经济社会结构，才为韩国在未来几十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¹⁴⁷⁾

土地改革的长远效果却很显著。以往闲置的资本喜欢进行土地投机，土地改革让他们转向投资制造业。此外，土地改革还根除了地主阶级，这也消除了粮食供给的瓶颈，由于粮食供应增加，粮食价格稳定，进而抑制了通货膨胀。由于成功地实施了土地改革，韩国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在发展中国家中享有盛誉。⁽¹⁴⁸⁾此外，韩国农村的大地主逐渐销声匿迹，这也为韩国国家能力的加强扫清了障碍。

表2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巴西基尼系数的变迁（％）

资料来源：《走出边缘》，第256－257页。Hagen Koo，p.60，Table 3.2.

经过土地改革，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更为平等的社会，如表2所示，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巴西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而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平等化程度在增强。因此，东亚的经济增长被称为“平等的增长”（growth with equity）或“被分享的增长”（shared growth）。1980年的巴西，其社会的贫困率仍高达40％；而这一时期的韩国贫困率则显著下降。在1965年的时候，韩国的贫困率为41％；到了197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2％。⁽¹⁴⁹⁾

由于冲击了初始的不平等的产权结构，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才能实现向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转变，大量的出口避免了它们外汇紧缺的问题，因而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受债务危机与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就相对较小，这就避免了不可持续的问题。而在拉美，地主阶级形成强有力的势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阻挠改革抑或延迟任何平等化的措施。巴西大量的改革政策要么难以制定，要么难以有效实施。即便到了今天，巴西的地主仍能有效防止任何实质性的农业改革进程。⁽¹⁵⁰⁾

不仅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东亚地区的日本也进行了土地改革。二战结束以后，为了激发日本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防止共产党影响力渗透到日本农村，日本农林省的官员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耕作农民。1945年11月，日本临时议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但是占领军则认为这一改革方案不彻底。占领军认为，地主阶级是日本二战的主要支持者，而自耕农则是未来建立民主社会的牢固基础。在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对土地改革方案进行了重新讨论，按美国意向的英国方案在修改后，于1946年10月由日本国会通过。这次土地改革方案规定，对不在农村的地主所持有的土地，政府有权强制购买；对居住在农村的地主所持有的土地，如果超过一公顷，政府也有权购买其超过部分。政府再按管制价格将土地出售给佃农，而且规定此方案要在两年内完成实施。尽管日本的土地改革是以有偿购买的方式进行，但是此后的通货膨胀大大削减了政府对地主的实际补偿价值，结果日本的土地改革几乎无偿没收了地主的土地。⁽¹⁵¹⁾日本土地所有者对此提起诉讼，认为农地改革方案侵害了宪法赋予他们的财产权。1953年12月，日本地主的诉讼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法院认定农地改革符合宪法。此后，日本的土地改革得以展开，约80％的佃耕农地被出售。⁽¹⁵²⁾由此看来，日本通过对财产权的破坏，国内比较公平的经济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到了1965年，日本的佃农数量下降为7％。⁽¹⁵³⁾农地改革使得战后日本农村地区的资产比较平等化，结果在农村形成了繁荣的国内市场。⁽¹⁵⁴⁾

因此，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巧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土地改革⁽¹⁵⁵⁾，都冲击了原有的产权安排。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冲击不平等的财产权的举措，使得这些地区出现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结构，这样才能为以后实施产业政策、教育政策等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才能为实施保护财产权等良好的制度打好社会经济框架。

不仅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此，美国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美国也通过早期打破财产权的措施，建立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为以后长期稳固的财产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在1783年美国赢得独立后，政府对财产进行了再分配，而且对此并没有进行补偿。首先，他们通过对当时英属北美地区（今天的加拿大）的移民再分配了一部分人的财产。对这些继续效忠英国的移民，美国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让他们移居加拿大，对这群人没有进行任何补偿。第二次冲击产权结构的行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时期，政府对南部大种植园主的冲击也没有进行任何补偿。但是，美国却能建立起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在1900年的时候，美国四分之三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在美国大部分家庭拥有土地的同时，拉美则没有实现这样平等化的举措。⁽¹⁵⁶⁾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拉美大部分国家适宜耕种的土地，不到5％由家庭来经营。家庭农场（雇工不超过4人即可以说是家庭农场）仅占阿根廷适宜耕种的土地的5％；在巴西，这个数字是3％；在哥伦比亚这个数字是3％；在墨西哥为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美国，这个数字为60％，在加拿大，这个数字为64％。⁽¹⁵⁷⁾而这样的结构延续了下来，在1980年的时候，巴西的家庭农场占国家适宜耕种土地的20％；而这一时期的美国为54％，加拿大为66％。⁽¹⁵⁸⁾

由于在拉美，没有初始破坏不平等的财产权的举措，所以拉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这里有着广泛的持续的破坏财产权的压力。这样，储蓄和投资永远处于不安全的状态，法治也无法有效实施。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财富与权势集中，国家软弱无力。巴西“经济奇迹”期间，收入分配的权力化、产业结构的畸形化，经济增长的债务化都根源于这样的经济社会结构。因此，巴西等拉美国家面临国际危机的时候才显得格外脆弱，它们的发展才如此一波三折。

六、结语与余论

本文主要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奇迹”期间的经济繁荣与八十年代巴西奇迹的突然终结。通过对巴西“经济奇迹”中断的考察，我们试图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保护产权等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需要政治条件的。如果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强调对产权的保护，这样的举措就是试图固化原本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冲击不平等的产权安排的压力会持续存在，结果产权保护终究难以真正实现。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古拉特试图推进土地改革，他动员下层民众冲击当时产权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是，巴西民众冲击不平等的产权安排的努力长期存在。无论是军政府时期的游击队，还是巴西无地农民争夺土地的行动，都在冲击当时的产权安排。围绕土地的争夺，暴力冲突贯穿了20世纪80年代的巴西，乃至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个问题仍然很严重。在1985年，巴西农村就出现了637起争夺土地的冲突；在1986年为634起；1987年为582起。1987年的冲突使得约67万人卷入，出现了109起暗杀活动，发生了143起死亡威胁。⁽¹⁵⁹⁾因此，在一个分化的社会，过早实施保护产权的法令与制度，不仅不能维持长久的制度安排；相反，冲击不平等产权的压力会持续存在。而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它们早年破坏产权的行动，带来的却是积极的效果，因为它们因此建立了比较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在这种条件下，产权保护才得以长久实施，才能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其次，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也是有政治条件的。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富人群体如果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力，那么财富的分配就容易出现权力化倾向，那么经济增长的收益会更加集中于富人。在巴西经济奇迹期间，社会都相信涓滴效应，这一思想在拉美非常盛行。这种看法认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会导致财富集中；不过，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以后，经济增长的好处自然会惠及大多数人。⁽¹⁶⁰⁾但是，巴西经济增长却没能惠及普通民众，因为富人群体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此一来，巴西国家与传统寡头势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就缺乏凝聚力，政策也缺乏连贯性。⁽¹⁶¹⁾巴西经济发展的收益也集中分配给了富人。财富分配的权力化倾向使得巴西的贫富分化扩大了，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推行，几次土地改革都难以取得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古拉特试图推进土地改革；1964年，军政府布兰科总统也尝试进行土地改革；在1985年，若泽·萨尔内总统（Jose Sarney）颁布法令，试图实施一项新的土地改革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卡多佐任总统时期，也致力于进行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无论是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无论是军政府执政时期还是民主政府时期，巴西的收入分配长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之一；巴西的大部分民众仍无法获得土地，也无法获得国家提供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¹⁶²⁾有学者把巴西称为“世袭型国家”（patrimonial state）。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任何试图引入根本政治经济改革的努力都是徒劳的。⁽¹⁶³⁾由于收入与财富的高度不平等，因此巴西的政治议题往往集中在分配而不是增长。⁽¹⁶⁴⁾因此，同样经历经济增长，东亚贫富分化在减小，而巴西的贫富分化则在扩大，巴西贫民难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相应的好处。

事实上，巴西和东亚经济差距的根源一直没有消除，因此，巴西的经济增长很难说不会重蹈覆辙。从2003年到2008年间，巴西的年均GDP增长率为3.9％，这个增长率在金砖国家中是最慢的。而且巴西在面对国际危机冲击时显得非常脆弱。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后，巴西的出口、投资以及增长迅速下滑。⁽¹⁶⁵⁾因此，不少新兴经济体国家要实现持续的增长，就需要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政治条件。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改革，这些新兴经济体尚未完成。像产权保护这样的制度运行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前提。如果一味模仿成功的国际经验，那么，制度早熟反而可能阻碍新兴经济体长远的发展。

巴西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其发展路径对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产权安排不当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平等化，反而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那么它们就可能会重蹈巴西“经济奇迹”突然中断的覆辙。

【注释】

(1)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2)Lael Brainard and Leonardo Martinez-Diaz.Brazil as an Economic Superpower：Understanding Brazil's Changing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9：1－17.

(3)［美］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飚，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73.

(4)Gabriel Ondetti.Land，Protest，and Politics：The Landless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8：57.

(5)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New York：Facts on File，2010：167－168.

(6)Riordan Roett，Brazil：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Westport：Praeger，1999：149－150.

(7)上述数据参见Riordan Roett，Brazil：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p.149－150.

(8)Jorg Meyer-Stamer.Technology，Competitiveness and Radical Policy Change：The Case of Brazil.London： Frank Cass＆Co.Ltd.，1997：40，Table 2.

(9)Eul-Soo Pang.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formation in Argentina，Brazil，and Chile since 196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124.

(10)Tulio Halperin Donghi.“Two Centuries of South American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in Francis Fukuyama eds.，Falling Behind：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36.

(11)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78.

(12)Jorg Meyer-Stamer.Technology，Competitiveness and Radical Policy Change：The Case of Brazil.p.40，Table 2.

(13)Vinod Thomas.From Inside Brazil：Development in a Land of Contrasts.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3，Table 1.1.

(14)Andrés Solimano and Raimundo Soto.“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in Andrés Solimano eds.，Vanishing Growth in Latin America：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xperience.Cheltenham：Edward Elgar，p.21，Table 2.3.

(15)Eduardo Wiesn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The Distributive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Northampton：Edward Elgar，2008：31.

(16)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1994，73（6）：62－78.

(17)如果用测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巴西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为1.8，东亚为1.5；在20世纪七十年代，巴西全要素生产率为2.7，东亚为0.9。参见Ricardo Adrogué，Martin Cerisola，and Gaston Gelos.Brazil's Long-Term Growth Performance—Trying to Explain the Puzzl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2006：3.

(18)［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涨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86.

(19)Jorge Domínguez.“Explaining Latin America's Lagging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owth Strategies，Inequality，and Economic Crises，”in Francis Fukuyama eds.，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p.81.

(20)Celso Furtad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197，Table 18.1.

(21)Douglass North.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World Development，1989，17（9）：1319－1332.

(22)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3.

(2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7.

(24)Tobias Hecht.At Home in the Street：Street Children of Northeast Brazil.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15.

(25)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 Press，1990： 217.

(26)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p.156.

(27)［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刘焕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5.

(28)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p.157.

(29)Gabriel Ondetti，Land，Protest，and Politics：The Landless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p.11.

(30)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in Richard Boyd，Benno Galjart and Tak-Wing Ngo，eds.，Political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New York：Routledge，2006：27.

(31)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15.

(32)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p.153.

(33)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15.

(34)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p.156.

(35)关于贫富分化与政治变革，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938–963；Carles Boix.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30.有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认为再分配的冲突只能解释一半的民主转型，参见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2，106（3）：495－516.

(36)关于古拉特接任总统的争斗，参见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p.159；［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4－252.

(37)［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2－253.

(38)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25.

(39)关于古拉特与议会在土改问题上的分歧，参见Gabriel Ondetti.Land，Protest，and Politics：The Landless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p.12.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15.

(40)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15.

(41)［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4.

(42)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26.

(43)Ben Ross Schneider.Business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07.

(44)Ben Ross Schneider.Business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p.106.

(45)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1988：17.

(46)有关巴西政变前，美国政府对巴西军队的支持，参见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26；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p.160.

(47)Patrice_McSherry，Predatory States：Operation Condor and Covert War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p.53.

(48)［美］罗伟林.赤道之南：巴西的新兴与光芒.郭存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31.

(49)Patrice_McSherry.Predatory States：Operation Condor and Covert War in Latin America，p.53.

(50)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p.157.

(51)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1988：28.

(52)Gabriel Ondetti.Land，Protest，and Politics：The Landless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p.12.

(53)Nancy Lapp.Landing Votes：Representation and L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131.

(54)Nancy Lapp.Landing Votes：Representation and L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p.122.

(55)［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01.

(56)Gabriel Ondetti.Land，Protest，and Politics：The Landless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p.13.

(57)［美］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82.

(58)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p.175.

(59)［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79.

(60)Riordan Roett.The New Brazil：From Backwater to BRIC.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0：62.

(61)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p.165.

(62)对美国大使的绑架事件，参见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p.165；Riordan Roett.The New Brazil.From Backwater to BRIC，pp.62－63.

(63)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p.165；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1988：117－118..

(64)本·罗斯·斯奈德.巴西和墨西哥的开发型国家.载［美］禹贞恩.发展型国家.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326.

(65)Riordan Roett，Brazil：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p.27.

(66)［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王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1－69.

(67)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96.

(68)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107.

(69)［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63－64.

(70)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34.

(71)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p.179.

(72)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p.168.

(73)Marcos Arruda.External Debt：Braz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London：Plato Press，2000：13.

(74)Riordan Roett，Brazil：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p.114.

(75)［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61.

(76)有的研究机构估计下降的幅度更大，参见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 1964－1985，p.222－223.

(77)［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70－271.

(78)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1991：107.

(79)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33；［美］罗伟林.赤道之南：巴西的新兴与光芒.郭存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34.

(80)［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79.

(81)Sem Reforma Agraria，Nao Ha Democracia，“Deepening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in Richard Feinberg，Carlos Waisman and Leon Zamosc.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142.

(82)［巴西］博勒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02.

(83)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pp.171－172.

(84)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234.

(85)Alberto Diaz-Cayeros.Federalism，Fiscal Authority，and Centr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211.

(86)Frances Hagopian.Traditional Politics and Regime Change in Brazil，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36；Alberto Diaz-Cayeros.Federalism，Fiscal Authority，and Centr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p.28.

(87)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着眼于南非与巴西的种族主义的不同。Evan Lieberman.Race and Regionalism i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63.

(88)Evan Lieberman.Race and Regionalism i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pp.166－167.

(89)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p.41.

(90)John Price and Jerry Haar.“Introduction：Can Latin America Compete?”in Jerry Haar and John Price，eds.，Can Latin America Compete：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19.

(91)Ben Ross Schneider.Business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Century Latin America，2004：242.

(92)Sonia Draibe.“The Brazilian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Rise，Decline and Perspectives，”in Manuel Riesco，Latin America：A New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Model in the Making.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259.

(93)Stephan Klasen and Felicitas Nowak-Lehmann.“Introduction，”in Stephan Klasen and Felicitas Nowak-Lehmann，eds.，Poverty，Inequality，and Policy in Latin America.Cambridge：MIT Press，2009：6.

(94)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10.

(95)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p.97.

(96)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p.182.

(97)Hagen Koo.“Labor Strength and Income Inequality，”in Richard Boyd，Benno Galjart and Tak-Wing Ngo，eds.，Political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New York：Routledge，2006：60，Table 3.2.

(98)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p.106；Eliana Cardoso and Ann Helwege.Latin America's Economy：Diversity，Trends，and Conflicts.Cambridge：MIT Press，1999：240.

(99)Sebastian Edwards.Left Behind：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Chicago：Th 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36－37.

(100)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1988：143.

(101)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1995：66.

(102)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p.96.

(103)Celso Furtad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p.64，p.178.

(104)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p.97.

(105)Victor Bulmer-Thoma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21.

(106)Celso Furtad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p.64，p.176.

(107)Victor Bulmer-Thoma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p.317，Footnote14.

(108)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139.

(109)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in Richard Boyd，Benno Galjart and Tak-Wing Ngo，eds.，Political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p.46.

(110)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p.98.

(111)Celso Furtad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p.64，p.177.

(112)Ignacy Sachs，“Growth and Poverty：Some Lessons From Brazil，”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Volume 3：Endemic Hunger，pp.97－98.

(113)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143.

(114)Victor Bulmer-Thoma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p.344.

(115)Eul-Soo Pang.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formation in Argentina，Brazil，and Chile since 1960：62.

(116)Thomas Trebat.Brazil's State-Owned Enterprises：A Case Study of the State as Entrepreneu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1－29.

(117)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91.

(118)［美］斯蒂芬·哈格德.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陈慧荣，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202.

(119)Eul-Soo Pang.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formation in Argentina，Brazil，and Chile since 196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49－51.

(120)Jorge Domínguez.“Explaining Latin America's Lagging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owth Strategies，Inequality，and Economic Crises，”p.80.

(121)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88.

(122)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p.47.

(123)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138－139.

(124)Riordan Roett.Brazil：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p.151；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164.

(125)Riordan Roett.The New Brazil.From Backwater to BRIC，p.65.

(126)Riordan Roett.Brazil：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p.151.

(127)Gabriel Ondetti.Land，Protest，and Politics：The Landless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razil，p.58.

(128)Tulia Falleti.Decentralization and Subnational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52.

(129)Riordan Roett.The New Brazil.From Backwater to BRIC，p.69.

(130)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215.

(131)Victor Bulmer-Thoma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p.348－349.

(132)Eul-Soo Pang.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formation in Argentina，Brazil，and Chile since 1960：52－53.

(133)有关上述巴西债务相关数据，参见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36.

(134)Marcos Arruda.External Debt：Braz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p.12.

(135)Thomas Skidmore.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1964－1985，p.238.

(136)Marcos Arruda.External Debt：Braz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p.11.

(137)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p.34.

(138)Jorge Domínguez.“Explaining Latin America's Lagging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owth Strategies，Inequality，and Economic Crises，”p.81.

(139)Richard Boyd.“Introduction：The Long-Chain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p.7.

(140)［美］斯蒂芬·哈格德.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陈慧荣，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272.

(141)Jorge Domínguez.“Explaining Latin America's Lagging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owth Strategies，Inequality，and Economic Crises，”p.82.

(142)Gerrit Huizer.Peasant Movements and their Counter Forces in South East Asia.New Delhi：Marwah Publications，1980：53.

(143)［美］斯蒂芬·哈格德.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271.

(144)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p.28.

(145)Alice Amsden.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147；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pp.27－28.

(146)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p.28.

(147)Jorge Domínguez.“Explaining Latin America's Lagging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owth Strategies，Inequality，and Economic Crises，”p.86.

(148)Alice Amsden.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pp.37－38.

(149)Hagen Koo.“Labor Strength and Income Inequality，”p.60.

(150)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pp.24－26.

(151)Ronald Dore.Land Reform in Jap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1－60.

(152)［日］浜野洁、井奥成彦、中村宗悦.日本经济史：1600－2000.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3.

(153)Cristobal Kay，“Agrarian Reform and Industrial Policy，”p.28.

(154)［日］浜野洁、井奥成彦、中村宗悦.日本经济史：1600－2000.214.

(155)Alice Amsden.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p.147.

(156)关于上述美国对财产权冲击的资料，参见Jorge Domínguez.“Explaining Latin America's Lagging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owth Strategies，Inequality，and Economic Crises，”p. 82－86.

(157)Sebastian Edwards.Left Behind：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Chicago：Th 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173－174.

(158)Tatu Vanhanen.Prospects of Democracy：A Study of 172 Countries.New York：Routledge，1997：215－216.

(159)Nancy Lapp.Landing Votes：Representation and L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121.

(160)Marcos Arruda.External Debt：Braz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London：Plato Press，2000： 61.

(161)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72－73.

(162)Riordan Roett.Brazil：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Westport：Praeger，1999：15.

(163)Riordan Roett.Brazil：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Westport：Praeger，1999：16.

(164)Benno Galjart.“Conclusion：East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in Retrospect，”in Richard Boyd，Benno Galjart and Tak-Wing Ngo，eds.，Political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Routledge，2006：255.

(165)Sebastian Edwards.Left Behind：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Chicago：Th 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19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