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发展模式探索

“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发展模式探索

左　品⁽¹⁾

受历史因素、自然条件、社会经济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拉美地区的发展模式虽然自其独立后历经变革，却始终无法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思潮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旨在否定社会改良和复辟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地区宣告失败。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教训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特别是一批左派政府在这一时期相继掌握政权后，拉美开始重新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但不容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并且发生了一些崭新的策略性变化，开始强调国家干预，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关注社会福利等，这也使其与正统新自由主义思想、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以及传统的结构主义相比都有不同，而更像这三种经济思想妥协的产物，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两位教授马库斯·J·库尔茨（Marcus J.Kurtz）和萨拉·M·布鲁克斯（Sarah M.Brooks）因此将其称为“嵌入”式新自由主义（embedded neoliberalism）。⁽²⁾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批判再次升温，拉美左派执政的国家已明确表示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替代计划。因此，关注“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发展模式的关系，客观看待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存在的现实及影响，也将有助于理解拉美国家目前对发展模式的变革与探索。

一、对拉美发展模式探索的回顾

虽然拉美国家自独立后一直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但其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总是无法摆脱西方经济理论和思潮的深刻影响，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典型的模仿型制度变迁道路。⁽³⁾独立之初，受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影响，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推行经济自由主义，采取了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然而，这种利用比较优势原则，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不仅不能助其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拉美经济结构中的脆弱性和依附性。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并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给拉美依附性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随着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取代欧洲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拉美的民族主义在此时得到充分发展。二战后的二十年间，拉美地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它们实行国有化，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弊端开始逐渐暴露。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家首先出现了进口替代化的“衰竭”，即发生经济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等问题。巴西、墨西哥等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同样困境。⁽⁴⁾拉美施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所产生的困境是其发展模式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即国内财政不平衡、工农业部门发展不平衡、国际收支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随着西方70年代后期爆发滞涨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危机转嫁给拉美国家。拉美国家的债务在60年代并不突出。1970年，拉美外债总额还只有212亿美元；1975年升至685亿美元；但到1982年时，外债数额已上升至3 287亿美元。⁽⁵⁾随着国际市场商业利率的急速提高和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许多国家难以偿还到期债务的本息。1982年，以墨西哥宣布无力支付债务本息为信号，整个拉美地区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偿债困难。至此，拉美7个主要国家只有哥伦比亚还未陷入债务危机，但债务负担也沉重不堪。到1987年底，拉美地区总债务量达4105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4.5％。⁽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在与拉美国家进行债务问题谈判时，坚持债务国必须实行债权国所要求的“结构改革”，在拉美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蔓延于除古巴外所有的拉美国家。然而，不少拉美国家在改革之后却陷入了动荡和混乱之中。整个80年代，拉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成为“失去的十年”。在开放经济领域，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70年时为8％，1980年降为5％，1990年只有3％。⁽⁷⁾

自80年代末以来，拉美政界和学术界不断出现质疑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声音。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拉美经委会在更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的理论。新结构主义者认为，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引起，还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中内生和结构的原因。新结构主义为形成一个动态增长的生产结构提供具体主张，以确保拉美国家能够有效地进入世界经济，提高就业率，降低结构上的弊端。新结构主义强调，拉美国家应该提高内部竞争，积极参与国家和私人经济机构，赢得自我发展。同时，他们希望通过发展获得平等、社会公正，加强民主制度，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其长期发展的目标。⁽⁸⁾新结构主义对于拉美左派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秘鲁前总统藤森、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和巴西前总统卡多佐等都是针对拉美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模式的支持者。该模式不同于以布莱尔主义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其理论渊源是原来的依附理论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最初是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后来演变为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弊端的反对。巴西总统卡多佐1994年执政以来一直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雷亚尔计划”也从一开始就承诺：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然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卡多佐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反思，他于同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三条道路”首脑会议上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公正相结合，发达国家的特权必须取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受到保护。⁽⁹⁾2005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第一次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并宣布“没有第三条道路”。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玻利瓦尔革命”就是要带领委内瑞拉远离资本主义，朝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口号。⁽¹⁰⁾

此外，一些拉美知识分子和左翼政治家组成的团体则提出了所谓的“第四条道路”。他们于1997年11月发表了一个称为“拉丁美洲替代模式”的政治纲领。这一模式声称“接受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的所有核心教条，控制短期资本流动，鼓励储蓄和投资等”。⁽¹¹⁾不过，“第四条道路”虽然主张采取激进的新政策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并未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此外，2001年，智利民间社团的代表组成的美洲人民最高会议提出由“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包括六点内容：（1）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3）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4）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5）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6）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2003年，巴西和阿根廷两国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识”，以对抗“华盛顿共识”。双方就均衡发展和社会公正、政府作用和环境保护等15个广泛议题达成一致意见。⁽¹²⁾

虽然，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已经宣告失败，但是其对拉美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新的替代方案在拉美地区尚未形成。因此，学界一般将拉美地区各国目前的发展战略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公开宣布“与新自由主义决裂”，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巴西、智利、秘鲁等国则是在以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础上，吸收其他经济理论，通过政策调整逐步地与“新自由主义决裂”⁽¹³⁾；而以哥伦比亚、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重视与美国关系的拉美国家，则依然肯定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主张按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传统模式进行改造。

二、拉美发展模式中的“嵌入”式新自由主义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在拉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度夸大国家主导型机制体制的弊端，将市场经济推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¹⁴⁾在这种市场导向策略下，价格和资本控制、信贷补贴、综合社会保险项目等国家干预职能均不被认可。因此它不仅没有给拉美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相反造成地区经济危机的频发和严重的社会矛盾，特别在社会层面上的表现最为失败，主要表现为：（1）失业率增高。20世纪60年代，拉美的失业率为4％，到90年代达到7.5％，90年代以后至今为9％。（2）贫困率增加。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施30年来，贫困率不减反增，绝对数则大幅增加。赤贫人口增加，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赤贫人口为4 000万，现在则达到9 000万至1亿。（3）社会不公正度加剧。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10％的人口控制着30％—35％的财富。在巴西，这个数字则达到40％。即10％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益者控制的财富，相当于40％的贫困人口拥有财富的40倍。⁽¹⁵⁾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改革的失败最终导致主张具有反美倾向和平民主义思想主张的拉美左翼赢得民众支持。以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当选总统为标志，一批左派政府相继登上拉美政坛。其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尼加拉瓜等国“激进左派”政府反对新自由主义立场十分明确，发展政策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民粹主义特点，即使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也要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平民利益压倒中产和更高经济阶层诉求。⁽¹⁶⁾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导致拉美国家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它们开始实现能源、资源国有化政策。2006年5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颁布能源国有化法令，增加了向外国能源公司征收的特许权使用费。厄瓜多尔也加强国家对能源产业的控制。查韦斯政府收回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权；扩大国有经济；发展合作制经济；支持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推进多项改善民生的计划。⁽¹⁷⁾

不过，拉美一些温和左派以及中左派执政的国家依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是与以往相比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主张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如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温和左派”执政后，并没有完全与新自由主义政策脱离，只是增加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改进社会政策；关注民生等措施。2006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的社会援助开支均占其GDP的1％以上。⁽¹⁸⁾

对于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以来，巴西等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加强国家干预的这些做法，曾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重新复活。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彼得·埃文斯对此认为，成功的国家干预首先需要了解自己在哪些方面会受到限制，以及和经济全球化、国际组织、社会之间紧密联系，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干预被其称之为“嵌入式自治”（embedded autonomy）。埃文斯还列举了市场经济下国家干预的四种角色：（1）造物主。当私人资金不能维持商品生产时，国家需要建立自己的企业。（2）管理人。依赖规则和政策去阻止进入某些特别生产部门的行动，或者通过许可证或税收减免措施鼓励这种行动。（3）助产士。国家行为将类似一种推进器，通过采购、补贴和保护措施，降低国内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4）培养者。在部门和市场变化时，通过援助当地企业来取得技术领先。按照埃文斯的观点，最终选择扮演哪种角色应该取决于政府想选择促进的经济行为的本质。⁽¹⁹⁾因此埃文斯从“嵌入式自治”的角度认为，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做法是在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加强对本国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推动，类似于其提出的国家作为助产士和培养者的“嵌入”市场方式，典型的例子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90年代的发展壮大。

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最早关于政治和社会关系重新嵌入替代经济（模式）的观点，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嵌入”的可能性。他指出：“人类的经济行动往往都是隐藏在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体系深深地嵌入社会关系当中，经济牢牢地附属于整体社会是其本质所在，市场与家户经济、互惠和再分配一样，不过是经济的诸多模式之一”。⁽²⁰⁾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失败证明市场的失灵与“外部性”，市场关系和资本利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应与整个社会的福利相平衡。包括国家对经济干预和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和社会福利保障者角色的确立与巩固，以及国家的公共财政和社会再分配能力的扩大。同时，资本也应接受国家管制，依靠国家为其保证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条件。鉴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层面忽视所造成的危害，埃文斯认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嵌入”完全可以突破以往“国家—市场”的传统模式（即嵌入式自由主义），而是构建一种国家、市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构，旨在最终达成国家、企业之间的一种合作，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完全主导。

据此，对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改革失败后开始出现国家干预与关注社会福利的变化，马库斯·J·库尔茨（Marcus J.Kurtz）和萨拉·M·布鲁克斯（Sarah M.Brooks）认为这是一种“嵌入”式新自由主义。它具有明显的供给学派色彩，即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坏并不像凯恩斯主义所认为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是否具有活力。国家采取积极的供给学派干预措施变成经济生产的推动者，包括促进出口和公共就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工作培训计划，提供补贴以推动投资和帮助商业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同时对贸易和资本性账户的开放保持责任。⁽²¹⁾供给干预政策也被更广泛地包含在国家制订体现促进工业发展有关劳动力和资金等各种努力中。⁽²²⁾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开放性特点则会保留下来。对此，美国学者施兰克（Schrank）和库尔兹（Kurtz）认为，与进口替代战略中表现出的保护主义不同的是，“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中的工业政策不再禁止竞争以及拒绝进口外国商品，而是旨在改正市场在技术、金融、信息和基础结构措施上的错误，这些政策无疑将会为出口商品提供技术上的高附加值，并且会拓宽出口面。⁽²³⁾在采取这种开放的工业政策同时，政府将考虑对出口成本损失的弥补，或是采取一种信贷补贴形式，以此弥补当地工业因多变的高利率而不正常的信贷市场所造成的成本损失；抑或直接采取涉及众多生产领域的出口补贴。诸如多米尼加，对于因垄断所造成的公共服务部门的不完善，如电力、电信和港口，以及金融服务类似保险和银行等，而补偿出口企业因此付出的高成本。⁽²⁴⁾

哥伦比亚被认为是实行“嵌入”式新自由主义最早也是最为成功的拉美国家。由于哥伦比亚在20世纪70年代时没有过度借债，因此并没有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中，其经济调整政策与其他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国家相比较为缓和。1990年，哥伦比亚政府制定了“经济国际化和生产及发展战略现代化计划”。这一发展模式把国家的有效干预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其国际竞争战略把经济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作为战略的中心环节，同时调动国家、企业主和劳动者三方的积极性，把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1991年开始实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计划（即社会跃进计划），直接把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999－2009年生产力和竞争力政策全国规划是其长期国际战略，该规划成功地展示了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中的工业化政策提倡的对出口企业典型的“促进—补贴”方法，包括补贴出口财政、营运资金贷款和信贷，被认为是拥有开放经济下最完善工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之一。⁽²⁵⁾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引发的严重社会矛盾，哥伦比亚开始注重对社会领域的关注。如其2003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就强调了增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根据该项计划，政府将在今后4年内通过增加徒工合同、减少辞退人员和通过国家徒工服务中心、哥伦比亚家庭福利协会创造2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作为补充措施，国家将向创造新的劳动岗位的中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临时补贴。发展失业保障制度，同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医疗卫生保险范围，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政策至少增加500万人享受医疗保险。⁽²⁶⁾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的2003—2008年全球竞争力年鉴中，哥伦比亚一直处于拉美七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竞争力排名的前三位。2002至2010年，哥伦比亚GDP平均增速为4.5％，略高于拉美七国4.4％的平均增幅。2007年时其GDP增长率最高，达到约7％，但此后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GDP增长率仅为0.8％。随着2010年世界经济的复苏，其GDP增长率又上升至4.3％。总统胡安·马努埃尔·桑托斯于2010年8月组阁后，在总结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桑托斯政府拟通过刺激、鼓励和推动重点行业发展，保持整体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平稳增长和促进全社会就业，并进而实现改善民生的政策目标。政府将推动矿业、住房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科技创新等五个行业的发展纳入“2011—2014年国家发展规划”，从而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出力争在2014年赶超阿根廷，成为继巴西和墨西哥之后拉美第三大经济体。⁽²⁷⁾

三、对拉美“嵌入”式新自由主义的思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新一轮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批判，美国一些学者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目前存在于拉美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是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虽然这一说法还存在商榷之处，但由于目前在拉美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思想还没有形成，新自由主义在较长时间内仍会对拉美经济改革发生影响，因此，对于其在拉美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以及称谓均值得我们关注，并有必要深入了解其内核以及对拉美发展模式可能的影响。

首先，“嵌入”式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自我调整。“嵌入”本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波兰尼提出“嵌入理论”在根本上颠覆了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和“自发调节的市场”的前提性假设，到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将“嵌入”概念细致化后，主要用来探讨经济活动如何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一观点在制度层面上和人类行为的中微观层面上揭示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成为经济社会学界向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发起冲击的有力思想（武器）。在这一视角下，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有关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中开始出现一定妥协。源自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人为代表，以自由放任为原则，以私有制为基础，强调市场至上，反对国家干预。⁽²⁸⁾然而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暴露了经济放任自由主义的弊端，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新自由主义处于边缘地位。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自由主义已明显不同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 Ruggie）认为其是一种具有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并在1982年首次提出“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的概念。在保持自由市场体系基础上，允许政府施行干预和福利的国内政策。鲁杰还把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释为“嵌入式的自由妥协”，即在多边主义的国际背景和完全就业的国内背景下，以政治共识推动自由的金融秩序，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²⁹⁾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遭遇严重经济危机，出现“滞涨”（高通胀率、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率）困境，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对于这种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现象无能为力。新自由主义者则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并在全球得到迅速传播。但英美这一时期施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具有明显的新保护主义色彩，鲁杰认为，这既反映了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或福利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胜利，但也没有严重背离战后自由化的规范，而是其内在特征之一。因为即使是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自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出现，“正统的自由主义从未统领过战后任何时期的国际经济关系”。⁽³⁰⁾这也正符合波兰尼的观点，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³¹⁾

与英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重视国家干预所不同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在智利等国的试点到90年代的全面推广，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及其弟子为拉美设计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场改革的失败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拉美陷入低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新自由主义者和其批判者有关政府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以及如何处理政府与经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但在拉美失败的现实已经使其意识到政府是一个重要的机构，也越来越注重国家的政治化。⁽³²⁾因此，现存的新自由主义出现了一些嵌入性的新变化：在保持经济开放性的同时，不仅出现关注国家干预职能的转变，并且积极采取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关注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注意增加社会福利等措施。而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激进批评者而言，这不过是全球新宪政主义迫使宏观经济的相对自治或“嵌入式自由主义”向后退却。从全球角度来看，并没有太多的证据证明新自由主义在退却，即使是欧盟在全球治理范围内也是一种“嵌入式新自由主义”工程。⁽³³⁾

第二，“嵌入”式新自由主义并不能有效解决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相比，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中最大的亮点：重视国家干预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则体现了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思想，主张从供给方面刺激经济，肯定经济自由主义中萨伊定律的合理性。但是供给学派的政策已经在被一些人奉为新自由主义样板的“里根经济学”重复过，而“里根经济学”的成就极其有限而且短暂。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采取了解除管制、放开竞争、降低税负、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它所引导的美国经济在连续三年衰退后，才在1984年“奇迹”般地达到5.5％的增长率，而这种增长只是帮助里根连任的一种“假象”。从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经济和美元地位每况愈下，直到1987年10月爆发股灾，迅速引起了西方主要国家股票市场连续大幅下挫，成为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里根经济学”奇迹彻底化为泡影。

此外，由于“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依然代表着拉美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造成的最严重后果：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它不可能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拉美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败和贫富分化也无能为力。同时，它仍然遵循新自由主义中所强调的私有化，宣传“私有产权”神化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主张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最终实现全球自由化等主张。⁽³⁴⁾总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总是将与经济问题相互嵌套影响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还原为外部环境和与资源配置有关的外生关系，而资源配置问题则被还原为单纯的市场行为。⁽³⁵⁾在主要内容上，尽管新自由主义理论派别与理论内容在演变过程中不断变化，但都是围绕如何推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而展开的，也只有如此，它才能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论支撑。⁽³⁶⁾因此，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在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加以深入批判基础上吸收其合理成分。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则不能放松警惕，重蹈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覆辙。

第三，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出现的诸多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将会继续采取新自由主义与新结构主义相结合的发展政策，两者最终谁会占上风目前还难以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拉美经委会《生产改造与公正相结合》等著作的出版，拉美新结构主义思想复兴。拉美经委会的专家们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正在走向非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之间的妥协。已故的拉美经委会经济学家F·法恩齐伯认为，新自由主义与新结构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达成共识：（1）必须加强经济管理；（2）必须密切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3）必须改变国家在拉美发展的新阶段中的作用；（4）必须重视宏观经济平衡。⁽³⁷⁾拉美经委会著名代表人物松凯尔也认为新自由主义与新结构主义之间可以达成一种平衡。关于公共部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不能明显支持经济增长的公共部门规模应该自动降低。新结构主义者也强调公共部门应该现代化（modernized），去政治化（depolitized）和分散化（decentralized）；选择性、竞争性和专业主义是公共行为社会有效性的主要指南。关于国家职能，新自由主义者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规则，希望在国家采取的促进出口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之间建立平衡。新结构主义者也认为，由于结构问题是拉美地区经济持续落后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通过积极和有选择的国家行为来弥补结构上的缺陷。⁽³⁸⁾

新结构主义对拉美左派的发展纲领影响很深。也正因为如此，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巴西总统卢拉和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等左翼政党在上台前都对新自由主义提出批评，但是执政后却不能与其决裂，同时对实行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巴西总统卢拉和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后，提出走新发展主义道路。所谓新发展主义主要体现在加强国家对民族工业的补贴，以扭转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也主张在市场自由化下，由政府采纳供应学派干预促进企业发展的建议。例如，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创造适宜的社会条件；保持在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领域的投资；提高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物品的供给效率，以改善人力资本、提高生产能力等。这些与新发展主义都有相似之处。新发展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实质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最终都是使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获利。⁽³⁹⁾因此，新结构主义被认为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中，事实上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质性东西，虽然还称不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屈服，但是也说明了其对新自由主义的认可度已经很深。⁽⁴⁰⁾正因为如此，虽然新结构主义也被赋予探索拉美新的发展模式的重大期望，但是结果如何却很难下定论。

四、结　语

毋庸讳言，埃文斯的“嵌入式自治”虽然是一个较为新鲜的名词，但其实并非一种全新范式。从某种角度上说，“嵌入式自治”的提出出于对人们热衷于全球化、私有化时所作的一个提醒。⁽⁴¹⁾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矛盾结果的出现在于，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已经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凯恩斯主义再次在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全球金融危机迟迟难以复苏，欧债危机的困境，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纷纷崛起等复杂形势，新自由主义必须作出变化。虽然，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对其最终会作何改变还不能下结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为经济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预不会再被抛弃。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则认为，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潮将会在未来纷纷出现。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凡此种种“主义”不过是对现代性作出的诊断与回应，撇开内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争不谈，其基本指向可以约略分为“左”与“右”，然而吊诡的是，右派市场神话的破灭其实早就隐藏在“斯密悖论”之中了。⁽⁴²⁾因此，新自由主义此时出现所谓后退的“嵌入性”不过是其自身调整的必然结果。

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发文提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2008年会走向终结。⁽⁴³⁾但事实上正如古巴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而言，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却没有被击溃。源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有其完整形式的逻辑结构，在智能和知识架构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特别是其调整后在拉美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⁴⁴⁾目前，“21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和“玻利瓦尔计划”等新发展观仍处于总结和尝试中，新结构主义也需要继续完善，因此，拉美国家想完全脱离新自由主义影响走上一条独立发展之路并不容易。对于拉美国家而言，目前必须正确认识发展战略中的新自由主义因素，坚持符合国情的改革和创新，并针对改革过程中的问题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最终找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既能实现经济增长又能促进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

【注释】

(1)左品，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Marcus J.Kurtz and Sarah M.Brooks.Embedding Neoliberal Reform in Latin America.World Politis，2008，60（1）：233.

(3)尹朝安.拉美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05（3）：36.

(4)董经胜，高岱.拉丁美洲的殖民化与全球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40.

(5)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3.

(6)余文健.拉美债务危机：成因与对策.求是学刊，1992（2）：62.

(7)Kenneth A.Oye，Robert J.Lieber＆Donald Rothehild.Eagle in a New World：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2：362－363.

(8)Osvaldo Sunkel and Gustavo Zuleta.Neo-structura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in the 1990s”.CEPAL Review，42：41－42.

(9)关于拉美第三条道路的有关文章可以参见曾昭耀.查韦斯主义——拉美的“第三条道路”.世界知识，1999（19）；曾昭耀.世纪之交拉美发展模式新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1）；李珍.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研究，2003（3）；［美］玛·罗哈.巴西：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与新依附经济.周通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3）；［比］波尔·德·波斯.委内瑞拉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国外理论动态，2008（2）；徐世澄.查韦斯：从玻利瓦尔革命到21世纪社会主义.时事报告，2007（1）.

(10)MaryPiliHernandez.Justwhatis21st-centurysocialism?.2007.1（23）．http:// www.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2189.

(11)Lucy Conger.A Fourth Way?The Latin American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Current History，1998，11：380.

(12)向红.探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及其启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2）：66－67.

(13)苏振兴.拉丁美洲就：新自由主义“退潮”，本土发展理论复兴.红旗文稿，2008（6）：25.

(14)苏振兴.对拉美经济改革的回顾与评估.拉丁美洲研究，2008（4）：11.

(15)杨建民.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研究会综述.拉丁美洲研究，2007（6）：74.

(16)Kurt Weyland.Neo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How much affinity?.Third World Quarterly，2003，124（6）：1095－1096.

(17)王家枢.21世纪新一轮石油资源国有化浪潮.国土资源情报，2007（5）：33－34.

(18)吴国平.2007年拉美经济：增长继续挑战显现.拉丁美洲研究，2008（1）：15.

(19)Ellen Comisso.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Jour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1996：340－341.

(20)胡万进，童星.第三条道路视域下的治理变革：一个嵌入性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2（2）： 68.

(21)Geoffrey Garrett and Peter Lange.Political Responses to Interdependence：What's Left for the Left.International Oorganization.1991，45：541.

(22)Nicholas Crafts.Supply-side Policy and British Relative Economic Decline.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ment Policy.london：HM Treasury，2001：24.

(23)Andrew Schrank and Marcus J.Kurtz.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Open Economy Industrial Policy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Politics﹠Society，2005（12）：33.

(24)Andrés Rodríguez-Clare.Costa Rica's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How It Got There，the Impact of Intel，and Lessons for Other Countries.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2.2001（7）： 313.

(25)Alberto Melo and Andrés Rodríguez-clare.productive Development Politica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Working Paper No.C－106.2006（2）：15－16.

(26)“哥伦比亚政府经济发展计划简介”，http://ccn.mofcom.gov.cn/swxw/show.php?eid=9551.

(27)“2010－2014年哥伦比亚中央政府经济发展政策”，http://www.china-latin.com/html/report/ 45221－1.htm.

(28)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米塞斯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哈耶克等人受其影响而成为新自由主义者。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广义的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此外，还有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等。

(29)［英］约翰娜·蒙哥马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化和当代资本主义.车艳秋，房广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2）：11.

(30)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36（2）：405.

(31)臧得顺.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社会人”对“经济人“的反拨与超越——兼议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6）：14.

(32)吴国平.2007年拉美经济：增长继续挑战显现.拉丁美洲研究，2008（1）：15.

(33)［英］杰勒德·斯特兰奇.中国的后李斯特主义崛起.许宝友，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3）：166.

(34)郑兴碧.从“华盛顿共识”看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当代经济研究，2008（3）：40.

(35)贾根良赵凯.演化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2）： 141.

(36)高和荣.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 17936339.html.

(37)江时学.关于拉美发展模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5）：30.

(38)Osvaldo Sunkel and Gustavo Zuleta.Neo-structura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in the 1990s.CEPAL，REVIEW 1990，42（12）：47－48.

(39)［阿根廷］克劳迪奥·卡兹.后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关于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贺钦，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1）：81－82.

(40)徐世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298.

(41)何艳玲.“嵌入式自治”：国家——地方互嵌关系下的地方治理.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499.

(42)胡万进，童星.第三条道路视域下的治理变革：一个嵌入性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2（2）：65.

(4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路爱国，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5）：8.

(44)杨建民.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研究会综述.拉丁美洲研究，2007（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