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的逻辑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竞争战略研究

霸权的逻辑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竞争战略研究

何琼隽⁽¹⁾

一、霸权研究文献综述

“霸权（Hegemony）”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是指斯巴达在对抗波斯时希腊各城邦组成的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领导性、支配等含义。各国学者对于霸权的研究主要源于20世纪早期意大利社会理论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断。葛兰西认为，所谓的“霸权”是指统治集团在控制被统治集团的基础上获得的一种稳定的统治形式，它包含了强制性统治和共识性统治两种统治关系，因此霸权就是受到军事高压保护的一种共识。不仅如此，霸权还是某个特定阶级、社会阶层或集团在文化上掌握着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统治的一部分，统治阶级通过把统治体系的社会逻辑内在化，使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世界观和行为准则。因而，霸权不同于独裁，它主要不是依赖于武力，而是依赖意识形态控制和其他统治形式（Gramsei，1971；罗宾逊，2009）。

自葛兰西之后，各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霸权作出界定：霸权可以是“一个社会集团，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优势，……（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展现：一种是‘支配权’，另一种是‘知识和道德领导权’”。霸权是指一国（通过其自身成就）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样板”，进而引导其他国家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可能会提高支配国的声望，从而增加其力量。但如果仿效完全成功，它就制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削弱了自己霸权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其霸权的力量因为势均力敌而削弱（阿瑞吉，1994）。可见，霸权是一种领导权，是一个支配国引领由多国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支配国被广泛地认为在追求一种普遍利益，这种意义上的领导权使支配国的力量得以膨胀（阿瑞吉和西尔弗，2003）。

哈维（2009）把霸权界定为既可以用强制方式通过支配而运用的政治权力，也可以表述为借助领导力和被统治者的认同而非支配产生的政治权力，还可以是指在政治权力运用中的强制与认同的特殊混合体。因此，霸权国家的出现会产生不同的博弈特征：一种是具有零和博弈特征，即哈维所谓的“分力”——指霸权国家通过竞争从他国夺取权力，或通过领导区域性联合体使该地区获得更大的利益，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另一种则是具有非零和博弈特征，即哈维所谓的“合力”——通过运用领导力增强各国间的自然合力，使其获得利益超出各自双边合作的利益⁽²⁾，在全球霸权中，合力的积累才是称霸唯一坚实的基础（阿瑞吉，1994）。

在国际经济领域，Eichengreen（1987）认为，霸权是一个拥有市场力量的国家，它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类似，也就是其市场力量远远超出了其竞争对手。从上述定义可以这样认为，这里的霸权更多的是指经济霸权、技术霸权或货币霸权，而非军事霸权。

从上述各种关于霸权的纷繁的定义中不难发现，霸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共识。特别是如果一个国家试图通过霸权来获得更大的利益时，霸权国家如何通过积累合力获得并维系霸权。换句话说，维系霸权的基础是什么?

哈维的研究显示，美国霸权同时具有同等重要的两个权力基础：一个基础是强制与肃清敌人，另一个基础则是认同与协作，如果美国无法通过后者行使领导权来实现集体利益，美国早就丧失了霸主地位。哈维认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与其他政治权力一样，通常是由强制、仿效和通过深化认同而行使领导权这三种混合而成，诸如威信、地位、尊敬、权威和外交影响力等无形权力则需要通过一种物质化的形式为基础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物质基础就是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这可能是霸权维持的三根支柱。当然，作为物质基础的这三根支柱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哈维，2009）。

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强调，国际经济关系同时又是政治关系，占据经济权力的中心是国家间获得均势的竞争目标，经济权力源于民族经济的相互依赖，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中断与他国的商业和金融往来，显示出摧毁另一个国家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经济能力。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首要的行为主体就是追求自我界定的国家利益的民族国家，它在与其他国家竞争或合作时追求自身的安全、福利和地位。所谓的国家利益是由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所决定的。一国的文化价值、国家安全的地缘地位、军事技术的演进以及权力的国际分配，都会对国家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无论是曾经的霸权国家英国还是当今的霸权国家美国，维系霸权主要依赖于对外投资，英国以证券投资为主，而美国则是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FDI）为主。因此，就美国而言，跨国公司在其霸权实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跨国公司、美元的国际地位和核优势是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³⁾，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强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的盛行是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力为基础，与美国的政治利益相一致的。从表面上看，跨国公司是美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结果，实质上是因为美国通过与他国或竞争或合作的手段建立了必要的政治框架，为跨国公司的兴起提供了保证。按照吉尔平的观点，美国二战后的政治与军事实力是美国跨国公司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必要条件，而跨国公司的扩张又成为美国国际政治和军事地位的支柱。这是因为尽管跨国公司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有时存在对立，但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重叠和互补的利益，政府官员试图通过跨国公司深化国家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维护美国市场份额，传播美国经济和政治价值观，控制包括石油在内的重要原材料，通过获得海外技术与垄断租弥补贸易收支逆差，为美国的全球霸权融资等。而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也会利用国家权力在东道国扩大公司优势（吉尔平，2011）。

Eichengreen的研究显示，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之所以能够维系，主要得益于“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HST）的成功应用。霸权稳定理论虽然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但对这一理论作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却是美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⁴⁾），在其1973年所著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3》一书中，金德伯格认为，一战后到二战前世界经济的混乱导致大萧条的出现，主要原因是当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缺少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领导者”。金德伯格强调“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也只有一个稳定者”。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霸权国家（即霸主）的存在，才能够提供国际秩序、安全、合作和汇率稳定之类的国际公共货物，国际秩序才会稳定。可见，霸权稳定论的内在逻辑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金德伯格建立的“霸权稳定论”对于霸权理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霸权之后：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基欧汉（2006）开创性地提出了霸权的国际机制，这是对“霸权稳定论”的一种修正。基欧汉的研究表明，霸权的衰落和由霸权国家领导下创建的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着一个时滞，因为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以及决策程序”（Krasner，1982）。⁽⁵⁾一种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维持的惯性，这就可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衰落后，美国在无法通过构建集权式的国际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在“后霸权”的世界格局中通过霸权鼎盛时期建立的国际（合作）机制，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

二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美国遵循的是一种霸权领导战略，运用有形的物质利益交换以获得政治影响力，这在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复兴日本经济中都有所体现。同时，美国还试图不断为与美国政策倾向保持一致的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和激励，其中最主要的公共物品就是为未来行为模式持续增加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是由霸权带来的。但是，任何霸权都是暂时性的，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和美国卷入越战，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维持霸权，美国不断创造条件，在寻求维护政府影响和领导地位不可或缺的国家资源基础的同时，强调霸权与广泛的合作是共存的，也就是所谓的“合力”或“共识”，培育出了一种不对称的合作模式。这种建立在美国霸权鼎盛时期的国际经济机制对于霸权衰落后的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而这一机制通常包括了国际货币机制、贸易机制和石油机制，以保障美国霸权衰落之后依然具有领导权。

沃尔特（2008）弃用“美国霸权”这一较为流行的概念，而采用了“美国首要地位”一词来描述美国在世界秩序中所拥有的不对称的权力。沃尔特认为美国无法在物质上控制全世界，因此美国不是一个“全球霸权国家”，但是美国却是现代历史上唯一的几乎在每个重要权力维度都建立了明确领导地位的大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关键的国际制度内拥有主导地位，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美国还成功地通过地缘政治地位把这些优势加以扩展和强化。因此，美国的“首要地位”可以被定义为“在重要性和权威性上位列第一，或者占有第一或主要地位”。而美国“首要地位”的基础则是经济上的主导力量、军事的超级地位、制度的影响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可见，决定美国首要地位的因素，除了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外，基本与前文所述的三大支柱类似。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除去地理优势这个特殊的因素，美国霸权的基础可以归纳为有形的“物质基础”和无形的“软实力基础”两大类。其中，有形的物质基础基本可以归纳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上的主导地位、美元霸权和强大的军事优势三大支柱。⁽⁶⁾而无形的基础则包括价值观、制度、文化等。本文仅限于对美国霸权的有形的物质基础展开分析。

二、全球化进程中霸权的权力逻辑与实现

关于全球化的界定至今无法统一，较多的研究引用Held等人（2001）给出的定义：所谓全球化指的是一种历史过程，它改变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合，造就了权力运用和交往行为的跨大陆或区域间的网络。

由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过程，它在广度、强度、速度和力度、流动性和网络、制度化、分层模式和复制模式方面的差异，全球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且还具有每一时期独特的时空与组织特征。由于经济因素是推动本轮全球化的最主要因素，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因此本节首先从经济全球化开始讨论。

大部分学者认为，本轮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⁷⁾，其主要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跨国生产网络，以及全球金融。全球化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还不断挑战现代社会国家、社会、政治共同体和经济的核心原则，它以世界范围内相互连通的递归模式挑战了边界社会的原则、动力与发展，以及内生的社会力量等有关理论假定，因此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

霸权是与一个单一的、某个国家占主动地位的经济体紧密相关，且全球化的稳定又与某个国家的单独霸权密切相关。现代霸权与全球化密不可分，自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全球化和霸权几乎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而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中心与边缘分离的形式，通过殖民主义将资本主义制度扩散，可见，全球化具有帝国性本质。它是霸权国家将霸权的触角向世界延伸的一种有效手段，在这场运动中，任何规则的制定当然出自霸权国家（福斯特，2009）。

作为全球化领导者的霸权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会不断追逐权力。然而，追逐权力的逻辑是不同的，可以是按照权力的领土逻辑，也可以按照权力的资本逻辑，而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则涉及不同的范畴。前者的行为主体是政治家，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追逐的是永久性的主体——国家的集体利益，力求获得比他国更多的权力。由于国家受到特定地域边界的约束和领导者任期的周期影响，因此国家行为主体受到空间与时间的约束；而权力的资本逻辑的主体是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他们追求的是最大化的个体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其行为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不同于永久性的国家，以资本为基础而设立的行为主体——公司具有有限的生命周期（阿瑞吉，1994）。通常人们认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行为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和谐：政治—经济进程受国家和帝国（霸主）的战略所支配，国家和帝国经常脱离资本主义动机而运转。但事实上，这两种逻辑有时会相互竞争，甚至是完全对立。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功能性的或片面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他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其中一种逻辑必然会占据主导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权力的领土逻辑居于主导地位，它必然会在经济上产生后果，这包括国家在固有的空间——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内征收赋税、发行货币、鼓励自由贸易等活动。随着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权力的资本逻辑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本轮全球化的进程中，依托信息技术革命，霸权国家通过巧妙地运用权力的资本逻辑，把固定在有限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最大限度地对外扩张达到资本的无限积累。由于任何霸权都必须无休止地延伸、扩展和增加其权力才能保证资本的无限积累，这必然会导致霸权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对全球进行控制，这就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权力安排来替代原有的霸权格局（哈维，2009）。而现代霸权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共识产生合力，由此必然会使得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在霸权扩张过程中有机会崛起，从而为霸权国创造了潜在的竞争对手。此时，阿瑞吉所谓的“霸权的转移和国家间力量的斗争”便产生了，导致这种霸权转移及其演化过程见示意图1。

图1　霸权转移和国家间力量斗争
（资料来源：阿瑞吉、西尔弗，2003）

考察当代的霸主，美国的霸权地位恰恰是依照权力的资本逻辑建立的。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美国很少会与邻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美国的国土面积、资源禀赋、技术水平造就了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优先地位为基础的美国霸权中的硬实力。以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和独特的社会制度设计铸造了美国霸权的软实力，使美国在全球争霸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霸权模式。与英国通过殖民主义实现全球霸权不同，美国在名义上尊重他国的主权和独立，实际上却利用贸易、经济和技术援助、庇护主义等公开手段，以及隐蔽的强制手段，对他国行使支配权。美国就是这样通过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建立起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通过所谓的影响力，引导他国与其达成“共识”，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而在第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当时的霸主英国所依赖的霸权基础是全球殖民主义，通过以英国这个19世纪的世界工厂为中心的世界生产和交换一体化，把分散在全球的、具有巨大差异的殖民地建设为一个高效运作的世界生产和票据交换体系，不断满足其领土扩张的野心，以实现维持英国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说，英国在第一轮全球化中的霸权地位是依照权力的领土逻辑建立起来的。

三、霸权的历史悲剧与转移路径

阿瑞吉和西尔弗（2003）研究了以荷兰、英国和美国为霸主的现代霸权的三个不同阶段，揭示了霸权转移的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霸权的转移并不是以一种各个霸权国此消彼长的态势发展，而是老霸主领导下出现的全系统持续性扩张，一旦老霸主的权力也达到了顶峰时，盛极而衰，继而就开始衰落，从而导致霸权系统危机乃至崩溃，新霸主就会取而代之。随着新霸主逐步取代老霸主，新霸主会对原来的霸权体系进行重组，以解决老霸主扩张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由此逐步开拓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并再次开始扩张。全球体系就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既定的治理机制作用下，在积累与社会凝聚模式中生成了一系列断裂，导致现存的霸权秩序衰败，新秩序在断裂缝隙中生成，这样新霸权逐步产生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并非一蹴而就。他们对三次霸权转移过程的考察结果显示，从老霸主荷兰开始衰落，到霸权最终转移到新霸主英国的时间约为一百年，而英国的霸权开始衰落，到美国最终成为新的霸主的时间已缩短至五十年。从旧霸主的衰落、到新霸主崭露头角、再到新霸主完全占据支配地位之间，形成了霸权的转移阶段，这一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混乱、错误、狂野和狂热。⁽⁸⁾世界经济总是在以霸主为中心的民族经济上升为主导的基础上前仆后继地演进，每个主导经济相继引领了国际活动和影响力。

显然，这种演进的驱动力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上对于权力的追逐，即所谓国家核心利益的捍卫，因此世界经济体系不可能完全按照“看不见的手”的指挥而运行，它必建立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秩序之上。但是，经济系统的演进又会对国际政治体制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霸权体系总是显示出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任何霸权体系只有通过资本连续不断的扩张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持续获得再分配的利益，以维持其正常运行。而扩张的过程必然因技术扩散而导致霸主的优势地位的丧失，使这一秩序的经济基础发生嬗变。霸权体系内部民族国家的力量此消彼长，新兴的边缘国家的崛起会不断挑战霸主的地位和权威，日渐衰落的霸主固有的扩张模式难以为继，世界性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凸现，贸易摩擦不断，汇率系统冲突频繁，世界经济体系由此产生混沌。因此，如果世界性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就预示着霸权体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调整期。

由此可见，美国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霸权达到顶峰后70年代开始衰落，与之相伴的是诸如美日在80年代的汇率系统冲突，欧盟与美国在90年代的贸易战，以及近十年的中美贸易战、汇率系统冲突为代表的国家间利益冲突的加剧，跨国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导致的各国社会冲突激化，欧元区的迅速扩张和欧元危机的出现，以及金砖国家的崛起导致全球的权利等级出现的新变化。上述现象清楚地表明，美国的霸权虽然处在危机中，但还没有崩溃。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借助其优于其他国家的金融系统，击败潜在的霸主日本，重新夺回领导权。因此，只要金融全球化赖以生存的金融扩张可以继续维系全球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美国的霸权就难以被取代。

然而，除非美国能够抛弃固有的获取财富的发展道路，找到有别于目前的另一条发展路径，否则，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当代霸权体系最终都逃脱不了崩溃的宿命。国际体系之所以要崩溃，不仅是因为不平衡的新力量富有进攻性，他们要主宰自己的邻居，还因为衰落的力量不愿调整和包容，他们极力巩固自己的优势，使之成为剥削性的霸权（Calleo，1987）。

四、美元霸权与全球生产格局中的金砖国家

本节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美国霸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元霸权。通常，霸权可以分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军事霸权虽然是一种绝对霸权，但它始终是一种地区霸权⁽⁹⁾；而经济霸权则是一种相对霸权⁽¹⁰⁾，它包含了技术霸权和货币霸权，前者是一种弱霸权，而后者则是一种强霸权，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实物的支撑。因此，美元霸权才是真正的强（全球）霸权。首先，美元霸权符合没有任何实物的支撑。其次，它是真正在全球范围使用的霸权货币，而技术霸权却难以形成全球霸权。美国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资本扩张的需要通过FDI的方式在全球传播技术，从而使东道国通过“干中学”掌握这些先进的技术。即便是由跨国公司决定技术传播的方向和路径，这也不可能是全球性的，美国不是在所有的技术领域完全具有决定的优势，欧洲和日本的企业也掌握了某些最尖端的技术。因此，在决定技术输出时，跨国公司会根据其技术所处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东道国的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禀赋的数量，东道国的学习与吸收能力，美国跨国公司及其欧洲、日本竞争对手在全球的布局等因素决定FDI的投向，而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任意扩散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说，技术霸权也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显然，只有货币霸权是全球性的，即便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其外汇储备中仍然要保持一定数量的美元。不难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美元都是作为其最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数量位居第一，由此可见，美元才是具有真正意义的全球霸权。

何琼隽（2011）通过研究美元霸权对全球生产与贸易形态的影响，建立了基于美元霸权的四维三极全球生产与贸易形态模型（图2），显示出美元霸权的国际合作机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稳定的作用。在四维三极全球生产与贸易形态模型中，美元霸权是决定性因素。只要考察一下中国和印度的外向型产业发展的轨迹就不难发现，中国制造业和印度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不仅是因为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身基本的和高级的要素（如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的差异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差异，重要的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布局和外包业务的选择，决定了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和印度分别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其初级要素是相似的，但是中国具有较为完整的基础设施和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的较高质量的高等工程教育为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受过良好工程学科训练的熟练劳动，因此跨国公司更愿意在中国投资制造业。而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的历史所造就的英式商业文化则有利于印度在服务业方面提供熟练劳动，因此美国的跨国公司自然会选择在印度投资服务业。由此可见，由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FDI的资本流向决定了四维三极全球生产与贸易形态的出现，并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构建的世界级供应链的形成逐步稳定。但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在这种生产与贸易形态的背后却是美国基于霸权的全球分工格局，通过这种分工格局，美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为美国的巨额债务融资。

图2　美元霸权下创新型国家与追赶型国家的生产与贸易形态
（资料来源：何琼隽，2011）

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克林顿政府的几个财政年度以外，美国大部分时期都出现了较大的财政逆差，公共部门的债务庞大。美国必须要寻找贸易顺差国用国际收支盈余为美国的国债融资。在四维三极全球生产与贸易形态下，美国进口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创造了一种国内激励——那就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在美国政府看来，这些贸易盈余国只有用顺差得到的美元外汇购买了美国国债，美国才能为国内的庞大支出融资，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为低收入的美国国民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他们才能购买物美价廉的外国进口品，而盈余国才能把大量的商品出口到美国，以维持国内的高就业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后来不断有人提出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不仅拒绝这样做，而且还在20世纪70年开始单方放松资本管制，因为浮动汇率制下的资本自由流动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这样，至少理论上美国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实施扩张货币政策，由此导致美元利率下降——即持有美元资产的收益会减少，随着国际资本流出美国，美元的汇率会进一步下降，美元贬值又可以提升其产业竞争力。而溢出美元又使得外国政府和居民持有的美元资产发生贬值，这等同于美国向这些资产持有人征收了一笔税。此外，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也符合美国国内金融集团的利益，随着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资本扩张，美国金融业的跨国业务得以拓展，银行的竞争力得到了提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美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为后来美国银行生产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全球的销售打下基础。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为美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寻找到贷款人。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美元，80年代日本崛起时的巨额贸易顺差，9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时代的贸易顺差，以及新世纪中国经济出人意料的高速发展累积的高额外汇储备，都成为美国为国债融资的资本来源。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通过与美国的“互利”行为，实现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合作”模式的运行。这种模式就是美国通过对外资投资领域加以限制，使得贸易顺差国的巨额顺差美元外汇无法自由流入美国电信、航空、媒体等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美国就是利用美元霸权，迫使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接受恶化的贸易条件和负资产收益率来实现美国经济的内外平衡，这也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

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而言具有更大的优势，更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攫取霸权额外收益。因为在这一体系下，美国不需要承担把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按照某个比价兑换成黄金的义务，却可以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一样，贸易顺差国必须继续为美国国债融资。如果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国要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是美元霸权的一种代价（或者说是成本），那么在“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国连这样的成本都无需支付了。即便如此，由于美元霸权的易利性，美国仍然无法拒绝借助于无限的资本扩张获取全球利益的便利。在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这种扩张在过去的十年是通过美国生产出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在全球的出售来实现的。尽管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创造原本是为了改善资本市场的机能，分散风险⁽¹¹⁾，但是，由于大部分衍生产品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评级机构的欺诈行为、银行间市场内在的系统缺陷⁽¹²⁾、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等因素导致了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从2008年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这预示着美元霸权正在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下滑，尤其是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也罕有地改变了以前单边上扬（升值）的趋势，出现了贬值。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生产—储蓄，美国消费—借贷的“中美体”模式难以为继。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没有从国家利益着眼，找到全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并制定出完善的国家竞争战略，就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五、国家核心利益与国家竞争战略

自从民族国家崛起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各国都有追逐本国利益的权力。即便在一个以资本的权力逻辑为基础的全球霸权体系中，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也必然会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国家利益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可是直到70年代Nuechterlein（1978）才首次对国家利益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分类，1996年在题为“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报告中，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首次把美国国家利益划分为四个层次：生死攸关利益、极端重要利益、一般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四年后该委员会在发布该报告的修改版时，进一步把生死攸关利益描述为是整个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利益”，并且把它作为21世纪的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约瑟夫·奈（1999）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优先考虑的事物，其范围大于战略利益，并且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可。2010年，奥巴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美国的四大持久性利益⁽¹³⁾概括为美国及其公民、盟友的安全；在开放的、促进机会和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巨大的、创造力强劲和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在美国及全球广受尊重的普世价值；在美国领导地位推动下通过合作达成的，旨在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对应全球挑战的国际秩序（黄真、曾亚勇，2012）。

所谓战略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几乎所有从事微观经济活动的企业管理人员都熟知“战略”一词，但对于战略的定义，则有不同的界定。明茨伯格（1987）认为，关于战略至少有五种不同定义：战略可以被定义为是具有前瞻性的计划；是一种参考了过去行为的行为模式；战略是一种定位，是特定的产品在特定市场中的定位；战略还是一种观念；战略还可以定义为是一种政策，是为了击败反对者或竞争者而采用的具有针对性的策略或计谋。⁽¹⁴⁾正如明茨伯格所指出的，战略还应该包括深思熟虑的战略和应急战略（图3）。尽管人们至今仍无法对战略给出统一的简单明了的定义，但对战略的本质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战略与组织、环境都有关系，思考战略的基本前提条件就是组织和环境的不可分割性，也就是组织如何运用战略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战略的本质是复杂的，组织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所以战略的本质是要保持一种非组织化、非程序化、非常规化、不重复的状态，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战略的复杂性决定了战略应存在于不同层次，它包括不同的思想过程、分析过程和概念总结。它既可以是深思熟虑的战略，也可以是已实现战略，应急战略和未来战略。因此，战略决策非常重要，它会对组织整体利益产生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一国战略与国家安全有关，所涉及的领域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层空间等范畴。有时学者们还会讨论发展战略，这通常是指一个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谋略、路线、方针、政策和对策，朝着事先设定的战略目标逐步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系统路径。当一国在全球范围内与他国产生某种关系时，不同国家间的具有相似或不同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拥有各自的愿景和战略使命，因此，一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选择不同的战略——有时是竞争战略，有时是合作战略，而有时则是竞争合作战略。

在具有霸权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竞争合作战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由于霸权不同于独裁，其成功运行主要依靠强制、认同、仿效等手段，在一个霸权体系的内部，由一个霸主（通常是技术创新国）及其盟友（发达经济体）构成了霸权体系的核心（如七大工业国，或二十国集团等），由其他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构成了边缘国家。发达经济体与霸主之间、发达经济体相互之间、霸主与边缘国家之间、发达经济体与边缘国家之间以及边缘国家相互之间都会为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相互博弈，或竞争或合作。这种多维的复杂竞争合作关系形成维系霸权运作的动力，而霸主则会巧妙地利用这种多维的复杂竞争合作关系以保持霸权体系中的均势。均势一旦被打破，霸权体系会陷入一种混沌的状态，某一新兴的强国在与原来的霸主和其他新兴强国之间进行艰难的博弈，某一选择了最优竞争战略的国家最终成为新霸主。正如阿瑞吉所描述的，霸权的转移总是以一种循环的模式出现，每个新霸权都反映出比旧霸权更集中的组织能力，以及更高的容量和动态强度（阿瑞吉等，2003）。

图3　深思熟虑的战略和应急战略
（资料来源：明茨伯格等，2001）

霸权体系下的各国经济增长并非均衡地发生。索罗（Solow）和罗默（Romer）等经济学家构造的以技术创新为源泉的内生经济增长的模型描述的是由发达国家构成的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模式，而由发展中国家（也称边缘国家）组成的非核心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核心经济体的增长，由此形成了统和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动态化的模式，随着霸权国的资本不断扩展，边缘国逐步发展起来，成为霸主潜在的竞争对手。19世纪中后期，新兴国家德国和美国就是当时的霸主英国的潜在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不断发展的日本也一度成为当代霸主美国的竞争对手。⁽¹⁵⁾21世纪的头十年，借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而日益崛起的中国逐步成为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不时甚嚣尘上。对美国而言，国土面积辽阔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崛起对其霸权产生的威胁，远超当年日本，因为二战后的美日之间是一种战略同盟的关系，日本的战后复苏得益于美国的大量援助，其经济崛起则得益于东亚地区（主要是中国）在1949年之后政治格局的改变⁽¹⁶⁾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是在美国核威慑的羽翼下得以繁荣起来。而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微妙，首先，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使得中美之间不可能建立与美日同盟那种战略联盟关系；其次，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目前不仅与美国的盟国（如日本、菲律宾等国）在海洋岛礁及其附属权益上存在着争议，而且还与美国的盟友印度在领土上存有争议；第三，中国至今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藏独”和“疆独”的势力仍不可小觑。尽管中美之间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战略对话，但无论是在中国与邻国的纷争方面，还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进程方面，美国似乎更愿意事态朝着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六、中国国家竞争战略存在的基本前提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种特殊的国家身份使得中国必然需要一套国家竞争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前瞻性地处理日益增多的中美之间、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的纷争。而要想制定成功的中国国家竞争战略，首先要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核心利益。

根据核心利益来确定战略目标，可以描绘战略愿景和战略使命，再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外层空间等领域制定相应的国家竞争战略。

中国学者对于国家利益的相关研究起步很晚，尽管文献不多，但却存在严重分歧。从目前笔者掌握的文献看，中国较早研究国家利益的学者是阎学通，在其专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中，国家利益被界定为“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总体利益，包括一切能够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方面，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方面，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阎学通，1999）。

韩旭东（2010）认为，“中国尚不具备维护所有国家核心利益的能力，因此，应当慎提国家核心利益。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分批’公开那些我国有能力维护的国家利益。”

王公龙（2011）的研究显示，国家核心利益就是国家利益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对国家利益整体有重大影响的部分，是国家利益结构中次序优先、关系全局、不容挑战和面临威胁的利益，它涉及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发展三个维度。因此，任何国家都有其核心利益，不同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不尽相同，国家的强弱不应成为界定核心能力的基本依据，国家的能力不应当与国家利益形成简单的因果关系。不可否认，在国际社会中往往会存在强国拥有的核心利益超出一般国家的情况，那些超出生死攸关利益的部分只不过是强国基于霸权而产生的“额外”利益。

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作出了官方表述，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黄真、曾亚勇（2012）的研究把国家利益概括为反映国家本身存在和发展要求的重要利益，它可以分为国家一般利益和国家基本利益。而国家基本利益就是某个时期国家在主客观形势下对其生存和发展所需各种条件的判断，它是国家核心利益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理解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他们还进一步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特点是内在、防御和维稳且宏观模糊，而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特点是外向、进攻和改变、全面且具体。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中美两国的地理差异、权势地位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差异以及宗教信仰的差异。基于对国家利益表述的不同，中美两国在安全、经济、价值观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战略取向是截然不同的。

从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表述均是围绕着国家安全，这完全符合国家核心利益的主要特征，即面临威胁。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涉及面很广，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其国家利益全部列举出来。通常，一国会把该国面临威胁的利益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其目的不仅是要获得战略上的重视，而且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对这些受到威胁的利益加以保护，同时也是对作出威胁行为的他国的一种警告和威慑。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指出的，“中国是个有着尚未解决核心利益的大国”。⁽¹⁷⁾中国的统一、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南沙岛礁的主权争端无不显示着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正在面临着挑战，国家核心利益面临着威胁，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从政治上加以明示，而且还要着手制定一套完整的、高屋建瓴式的国家竞争战略。综上所述，关注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一国国家竞争战略存在的前提条件。

七、和平崛起的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基本框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逐步融入了本轮全球化的进程。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良好、有序的社会经济网络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自然，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霸主地位形成了潜在的长期威胁，自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政府明显有意要抑制中国的强大。布什曾在正式场合官方宣称中国是“一个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中国将是“不受威胁但非不受限制”的国家，布什政府不鼓励中国成为“对等竞争者”。如果中国尝试获取“先进的军事能力”，就会走上一条“妨碍其实现成为伟大国家目标”的“不合时宜的道路”（沃尔特，2008）。

尽管中国经常被美国视为最有可能的“对等竞争者”，中国经济总体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根据库珀在2003年的测算，即便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一直保持比美国GDP的年增长率高出3％的水平，中国的GDP在74年后才能超过美国（Cooper，2003）。

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依然是“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在诸如反恐、地区维和等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与之合作，而对于中国因为经济崛起而日益强化的军力，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遏制。事实上，美国的决策者也深知美国并不能完全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因为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人口、文化、自然资源、教育制度、经济政策、政治稳定性、个人机会和法律制度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都是美国难以控制的。美国的智慧就体现在它尽可能地不把大国视为竞争对手，而是鼓励合作，使这些大国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有价值的伙伴。美国关注的焦点不是中国是否应该强大，而是中国应该如何运用其强大的力量。此时此刻，尽管中国已经多次表示“和平崛起”，这也只说明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但和平崛起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涵，显示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不断寻求发展的远大抱负。可见中国在国际上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国际经济领域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的愿望不会因为强调“和平崛起”而放弃。在国际社会中，只要中国寻求发展的诉求不变，以中国的现有经济规模必然成为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

本节仅旨在建立基于美元霸权的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基本框架，由于国家竞争战略的制定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智力工程，关于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具体内容，将作为本文的后续研究进行。

总之，不管是追求单极化，还是两极化或多极化目标，强化中国的国家竞争力都是实现目标的关键路径。

八、结　语

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无疑是美国发起的一场旨在强化其霸主地位的运动，适逢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自然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一员，并因此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定高屋建瓴的中国国家竞争战略已是迫在眉睫。本文旨在厘清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提出了在美元霸权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和平崛起的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目标是首先成为美元霸权的制衡力量，而强化国家的竞争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

参考文献

［1］Gramsei，A.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International Publishers，New York.1971.

［2］［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Arrighi，G.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Verso，London.1994.

［4］［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Eichengreen，B.The Gold-Exchange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NBER WP，1987，No.2198，http://www.nber.org/papers/w2198.

［6］［美］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钟飞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7］［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8］［美］斯蒂芬·M·沃尔特.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郭盛，王颖，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9］［英］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0］Froster，J.L.失败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危机及其影响.哲学动态，2009，（3）.

［11］［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Calleo，D.P.Beyond American Hegemony：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Alliance，Basic Book，New York.1987.

［13］Nuechterlein，D.E.National Interests and Presidential Leadership：The Setting of Priorities. Bouler Westview，1978.

［14］Nye，J.S.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 1999，78（4）．

［15］黄真，曾亚勇.核心利益视角下中美国际战略取向的差异.云南社会科学，2012（3）： 67－71.

［16］亨利·明茨伯格.战略历程：纵观战略管理学派.刘瑞红，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17］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8］韩旭东.慎提国家核心利益.瞭望，2010（30）．

［19］王公龙.关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几点思考.国际展望，2011（4）：117－131.

［20］何琼隽.四维全球生产形态的国家竞争战略理论研究.产经评论，2011（3）： 100－101.

［21］Copper，R.Is‘Economic Power’a Useful and Operational Concept?.Working Paper： Weatherhead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September 2003，p22.

［22］［意］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注释】

(1)何琼隽，广东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2)如通过建立多边贸易体系，实行普惠制，使成员国获得的利益远远超出双边贸易协定基于最惠国待遇的利益。

(3)关于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哈维的观点和吉尔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我们可以把金钱等同于美元的国际地位，而生产力则等同于跨国公司，核优势等同于军事力量。

(4)Kindleberger甚至被认为是霸权稳定理论之父，参见维基百科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词条的相关内容，http://en.wikipedia.org/wiki/Hegemonic_stability_theory

(5)参见Krasner，S.D..1982 American policy and global economic stability.In Avery and Rapkin，1982： 29－48.

(6)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主导地位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既可以包括美国通过跨国公司控制石油（即基欧汉提出的国际机制中的石油机制），又可以包括对世界贸易机制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跨国公司通过FDI与技术溢出、国际外包等方式影响甚至改变了全球的生产和贸易形态，而且也改变了国家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7)全球化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罗德里克为代表的少数学者认为，本轮的全球化源于二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因为全球化有不同的层次，那种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化被罗德里克称为“超级全球化”，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治理体系。罗德里克认为，由于国家仍然是政治身份和归属感的中心，而且政治社区的组织形式多数是本地化而不是全球化，这些都是制约建立全球性治理体系的因素。因此，在现阶段，全球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由各个民主国家自行决定他们的未来。参见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在霸权发生转移这个阶段，尽管霸主已经丧失了其绝对的领导权，但是由其建立的以霸权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机制依然发挥作用。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9)迄今为止，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统治全球，因此军事霸权或多或少都是地区霸权。

(10)有时这两种霸权又会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例如，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中国把它视为是资本主义列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性的殖民战争，由此拉开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序幕，从这种意义看，鸦片战争是英国军事霸权在中国的体现；而英国甚至当今的西方历史书籍则把鸦片战争起因掩饰为出于外交平等、商业机会的普遍利益，也就是出于获得经济霸权。事实上，鸦片战争的核心不仅是要决定在中华帝国内部，使用中国的还是英国的道德观念、法律、社会治理的理念何者居于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且还是争夺东亚领导地位的问题。在此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东亚地区的霸主。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就是要与中国争夺这一霸主地位，希望东亚地区摆脱中国霸权的支配，成为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部分。相关观点参见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48－249.

(11)例如，浮动汇率制的出现使进出口商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加剧，外汇市场中就出现了对冲交易，以此来降低或消除进出口商的外汇风险，而掉期业务也使得外汇交易商能够在不同类型的权益之间进行转换。

(12)美国推出的按揭贷款的衍生产品市场没有建立做市商制度，使得按揭资产缺少合理的双边报价机制。

(13)从其性质上看，中国的学者把这四大持久性利益理解为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参见黄真，曾亚勇.核心利益视角下中美国际战略取向的差异.云南社会科学，2012（3）：69.

(14)以上关于战略定义引自明茨伯格等.战略历程.刘瑞仁，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15)笔者认为，冷战后的苏美关系是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集团（系统）之间的对抗，苏美两国互为对手，由此产生了冷战时期基于核威慑的均势。本文讨论的是霸权如何在其集团（系统）内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欧盟都曾一度是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

(1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使美国失去了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曾经是二战中的对手的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性大大提高。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苏冷战的出现，日本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越发重要。

(17)参见Rice，C..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2000，74（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