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

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一边是发展势头不减，一边是许多指标亮起警示灯，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进一步的增长和发展，离不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融进全球市场，两者是互为推动的。机遇产生于此，挑战也因此而起。

首先，中国拥有令人眼馋的巨大市场机会。只要看一看2020年之前的发展蓝图，大概就没有人会无动于衷了：数千万千瓦的核电；几万公里的高速公路；众多城市的轨道交通；三网合一的新一代无线电信网和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终端设备；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加工设备，环保设备，冶金、化工、采矿装备和大型工程机械；每年数以百计的民用飞机和百万甚至千万计的汽车；无法估量的吃穿住用商品和服务市场等等。这些都是企业发展可以发掘的宝藏，当然外国资本也在“虎视眈眈”。

生产和经营活动引起企业选址活动，同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全球化要求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跨国界配置。一方面，西方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到中国，可以自由地选址，进一步自由地选择在中国大市场中业已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并购，整合市场份额和各种具有竞争力的资源，对此各地决策者几乎少有不“就范”的。翻阅一下中国著名企业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一大批被跨国公司资本掳去的名字。而另一方面，最具有流动欲望的人口要素，在全球化中是很难自由流动的。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在世界上属于最好学的，对西方现代文明敞开怀抱来接受，所以这是一支数量最庞大的经过了现代教育的劳动大军。但人口是不能任意流动的，西方国家拥有挑选的权力，给其需要的人发放签证，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人力资源和财富积累的跨国转移。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资源过于短缺、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这种状况由于现存的国际分工体系而进一步放大，“中国制造”成了某种潮水般涌现的产品量多但价格低廉的符号。中国许多企业被迫进入了低价-更低的价格这样的通道，为了生存和赚取尽可能多一点的利润，逃税、逃避环保责任、使用童工、延长工时、故意使用人力而不是机械化生产等等，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发达国家大多不需大量进口原材料（石油是个例外），因为它们已把依赖原材料的制造业转移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和高原材料消耗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之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资源状况，决定了对原材料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而往后资源和环境还将更趋稀缺和紧张。在这样一种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下，少数人占有更多资源必然使大多数人没有资源。实际上，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已使人们在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中处于两极分化的困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护，其主要原因是少数人或者少数行业滥用公权力，利用公权力侵害群众的利益。比如对农民利益剥夺的情况相当严重，城市发展，土地从农村获得，在体制和权力的交互作用下，大量土地进入了城市部门，土地的收益也流入了城市部门，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特殊部门和行业暴利的来源。而农民为城市的扩张提供着土地，也贡献着廉价劳动力，却很难随着城市一起发展。这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之所以受到侵害，原因在于少数人利用制度的缺陷滥用公权力，把公权力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从根本上完善相关制度，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的约束，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得以保护的关键。

再次，会面临许多“两难”，其中一个是，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两大目标中取舍。一方面，用牺牲效率和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就要冒丧失国家竞争力的风险；另一方面，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经济日益重工业化的情势下，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又会造成更多的人成为失业大军。还有，诸如GDP竞赛和流动性过剩。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尤其到了今天，它反映的是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不光是居民的储蓄率高，国家的外汇储备更高，位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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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过30年之后，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从许多方面来看，比如说现在竞争性产品的资源配置基本上已是通过市场来进行，我国加入WTO以后，过渡期也已经结束，政府现在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构成我们思考的一些出发点，其中有几个要点不能忽视：第一，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无论是产业布局、劳动就业、能源战略，甚至是某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都因为开放经济而受到影响。那么，中国经济又该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进而很好地互动？现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以后，对整个国际市场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调整，对中国、对世界来说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一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关注。第二，在这种新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来充分地培育和提高“内需”，让发展的成果除了惠及世界人民，还能更多地惠及国人，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今天尚存的所有问题，根本上只有通过发展国内市场来解决。这里说的国内市场，已经和过去靠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来发展的办法很不一样，需要花力气去建立国内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以中国目前的分级财政和行政区划体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分割现状，或许一时还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中国是一个大国，既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有经济不够发达带来的许多问题——这一步是不是必经的阶段？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欧洲，然而欧洲各国以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竞争力加上政府的管理能力，形成统一和繁荣的欧盟尚且困难重重。也许我们需要全新的思路。于是，第三，进一步就要求在制度上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改革创新。重要的体制改革必须提出来并要切实推进，包括政府、土地、财政、金融、就业、教育、卫生、保障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个系统改革的问题。第四，如果长期处在高涨的要素价格的约束下，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但我们的经济结构怎样转型？怎样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如果我们不在能源、技术等方面作出创新，不为企业的创新提供保护，能不能回应这样的挑战呢？这些问题都已经“嵌入”在进入新的历史起点的进程当中，我们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