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产生的土壤

企业家产生的土壤

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家。但是什么样的人才可无愧于企业家之称呼？企业家在数量上不少，其中优秀的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通常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有所创新，比如第一个发明流水线生产的人、第一个发明连锁商店的人，或者是在此基础之上，把一家企业做大做强者（如星巴克、麦当劳）。所谓“特殊”，其实每一类人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如政治家、艺术家、运动员、高级技工、管理人员，都有各自的才能。但作为企业家，除了具备其他人所具有的智商和情商以外，还特别具备了财商和胆商。财商，通俗地说就是理财能力，《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里那个用五千银子赚了五千银子的，主人连其他人的一千银子也夺过来让他管理，此人就很有财商。而胆商，既出于风险偏好性格（而普通人大多属于风险规避型），有眼光有气魄敢冒险，该出手时就出手，又善于随机应变，坚毅沉着，在困难和逆境中不屈服，经常能绝处逢生。

那么，企业家的动机又源于何处呢？马克斯·韦伯（1958）指出，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加尔文宣讲的教义，首先在欧洲，后来在美国，为现代企业家职能的发展注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力。当然，这种思想现在仍被不断演绎着。一般认为，取得成就的需要是企业家行为的动因。企业家不是赌徒，他凭知识和判断力决策，并非单纯依赖侥幸，其商业成功是干一番事业的欲望、拓荒、战胜困难的信心、预料和把握有利时机的才干，以及有效整合资源的能力等诸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

约瑟夫·熊彼特（1934）开创了现代企业家职能理论。他认为，经济活动周而复始，年复一年，需求、生产和消费周期性的循环运行，被许多变动所破坏，迫使经济向更高的产出水平和新的平衡形态发展。这些变动，可以认为是创新，是新技术应用于组织或生产中的结果。企业家是创新者，是经济变革的发动者，他们发现机会并有效地利用机会。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企业家不按业务常规办事，而是利用现有的工具和技术，将其构成新的组合。他列举了五种情况：①开发新产品或新品质；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③开辟新市场；④取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来源；⑤创造一种新的组织结构。企业家利用上述方式形成垄断或者打破垄断。企业家是领袖，其他人跟随模仿，一旦追随者适应了已经改变的条件，新的平衡就建立起来，形成了新的常规惯例。随之而来的又是新一轮创新。现在人们仍沿用熊彼特的理论，但认为其定义偏于狭窄，因为当代企业家除了是企业的主要决策者，还要履行许多其他重要职能，如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履行社会责任等。

威廉·鲍莫尔（2002）还进一步将“发明”与“创新”区别开来。鲍莫尔认为，熊彼特的创新意味着识别出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机会，并对此不断追求直至它们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其中更重要的是识别出经济上可行的发明，并将其引入市场。他说尽管古代中国和古罗马也曾有过丰富的、令人惊叹的发明，但由于缺乏一种系统化的创新机制保障，这些发明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应用，“从发明的应用和传播的意义上看，只有很少创新，大多数的发明都没有投入到生产性用途，并且常常很快就消失并被彻底遗忘了”。鲍莫尔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从其诞生起就是对激励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源泉，市场经济拥有“两个创新来源”，一个是来源于大型企业的日常运作，还有一个来源于独立的发明者以及他们的企业家伙伴，两者并不能完全替代。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专业化趋势：企业家提供不同以往的、突破性的创新，而大企业的研发机构则对其加以改进使之更有用。于是，“这两种类型的创新企业扮演了超加性互补的角色，从而经济增长在这种分工下显著提升”。

在现实中，企业家究竟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这恐怕是不容易回答的事情。现在MBA大行其道，有许多MBA教学对传授和积累商业知识、培养共同的经营理念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企业家的培养，更本质的是使其熟悉和养成一种领导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教一些领导学课程。你信吗，美国最好的“商学院”竟然是西点军校？它在商界的名声，丝毫不亚于其在军事领域的表现，并足以和哈佛商学院抗衡。二战以后，西点军校为世界500强企业培养出1　000多名董事长，2　000多名副董事长，5　000多名总经理、董事一级的领袖人物，超过了哈佛商学院。该校尽管不教工商课程，但它教最有用的领导课程，认为领导人应会按以下标准行事：建立一个尽责的工作团队，它能够克服一切障碍，使工作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天赋才能；面对危险保持旺盛斗志；提前演练，随时准备应对危机；把沉默变成同演讲一样有力的激励工具；通过竞争与合作刺激、提升群体的活力（拉里·R．杜尼嵩，2005），并要求将其训练成为自有的生活方式。

从根本上来讲，企业家的形成和他发挥作用的大小，是内力与外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了个人品质和他身处的周围环境。前者是他的天赋、后天的教育和工作中各种经验的产物；后者既为他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也起着某种内在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