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明都有哪些类别

李约瑟之谜

如果将企业家的精神、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甚至一国的经济发展置于更加深远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就会发现李约瑟预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思考。李约瑟（Needham，1964）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16世纪前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文明？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会的、思想的、经济的结构。

“李约瑟问题”或者“李约瑟之谜”，必将构成对几代人的历史感和想象力的考验，它形成了分析和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一个焦点，让研究者无法不顾及它，并由此产生了多种观察视角：

第一类是制度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所有财产在根子上都属于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金钱和物质财产可以被随意征用，甚至发明和创新本身也可能被政府出于自身的目的加以没收和剥夺。威廉·鲍莫尔（2002）提到有三个创新例子，可以说明士大夫们是如何聚集了他人发明创造的成果，“造纸术是由一个宦官发明的，印刷术被佛教信徒用做佛教传播的媒介，纸币是商人们应急之需的结果”。他还说，在中国当君主出现财政困难时，征收富裕臣民的财产的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这样的制度使得那些拥有资源的人会避免将资源投入到任何形式的有形资本存货中去。古代中国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对通过竞争与生产行为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持有很大的偏见，国家将大量的奖赏以财富和威望的形式赐予那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及第之人常常会得到高官厚禄。由于科举考试难度极大，士大夫们很少能将其职位在家族中保持几代。在宋代，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次全国只有区区几百人通过。鲍莫尔认为“由于国家经常干预以限制商人阶层的自由，以及经常接管商人阶层辛辛苦苦通过进取精神为自己所积累的财富，于是，商人们的野心便转向成为一个士大夫而将自己的利润投入其中”。其他作者也就此评论道，“中国……中产阶级力量的蓬勃兴起不曾发生。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对民众的财产的侵犯封杀了获取财富的动机”（乔尔·科特金，2005）。

第二类是中央集权说。该说认为中国技术未能得到发展是中央集权控制造成的后果之一。卡尔·魏特夫（1981）指出，“治水社会”要克服供水的不足或不协调，为了有效地管理水利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是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中国思想家们的智力，并没有用在可以形成机械学体系的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面，并没有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根本的紧急任务”，他们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课题即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观念上反映着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卡尔·魏特夫，1931）。《国富国穷》的作者戴维·兰德斯（1998）在他的书中叙述道，在高度集权主义的古代中国社会，没有哪一个私人的首创性和哪一项公共生活的活动能逃脱官方的监控，大众消费品如盐、铁、茶叶和酒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教育也被小心翼翼地垄断起来，文字或者出版也是垄断的，任何非官方的文字作品若未经审查就不能传到公众手中。除此之外，官僚机构所影响到的范围还更加广泛，人们穿什么衣服有规定，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房屋大小有规定，听什么音乐、怎样过节日全都有规定……“这是一个文牍和骚扰的制度：无穷尽的文牍，无穷尽的骚扰”。倘若没有那个令人窒息的国家控制，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许早已使中国迈入现代工业的门槛，“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兰德斯认为，这些聪明的中国人本来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但却受到挫折，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地位脆弱没有保障，还在于“宫廷环境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不仅如此，对每一级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上风。出一条妙计是给上级脸上增光，但一出差错挨骂的总是下级。对上级说些他想听的话更容易”。

第三类是人地比例说。费尔南·布罗代尔（1987）认为科学在中国事实上是存在的，他说李约瑟曾审慎地考察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的“有机的”世界观实际上倾向于今天的科学，与19世纪末盛行一时的牛顿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形成了对比，这种世界观构成了西方科学的根基。“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中国，技术的发展跟不上科学的发展，它在原地踏步。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中国人力资源太过丰富。中国不必发明机器来节省人力。它是由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产生的贫穷的永久性受害者。”这说明劳动力资源丰富，意味着劳动力便宜，而土地、资本资源昂贵，因此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也随之降低。中国后期的停滞，被认为是掉进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农业的增产总是被人口的增长所吞噬，中国较高的农业水平养活了巨大的人口，工业发展缺少资金，受到有限资源的约束。黄宗智的“过密化”假说，可以被看做是人地比例说的代表。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如果出现持续的人口增长，会导致“过密化”的现象，即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黄宗智，1990）。这是很自然的，在既有的技术水平之下，人口压力迟早会使得边际报酬随着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使得人均剩余减少，结果影响工业化起飞所要求的积累率。这种“过密化”追求经济发展规模而不是效益，一如现在各地追求GDP总量最大而忽视绩效一样，其结果必然影响生产率的提高。

第四类是技术供给说。该说强调科技革命的成败有时取决于一国人口的多少，而更关键的是在于科技发明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林毅夫（1992）是该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技术发明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源于工匠和农民的经验，科学发现是由少数天才人物在观察自然时偶然所得。在这种模式中，一个社会的人口越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民以及天才人物就越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占有比较优势。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的方法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说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林毅夫认为，由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激励结构不能诱导知识分子投资于从事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技术发明只能依然停留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以致未能发生科学革命。而欧洲通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技术发明的模式也就转移到依靠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上来了。中国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从宋朝起所有官僚的选拔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来进行，有才华的人想出人头地必须积累参加考试所需的特殊人力资本。而参加考试要求熟记在心的四书五经长达431　286个字，即使以每天200字的速度背诵也得花6年时间，加上还要阅读有关注解，以及为了应付考试中写诗、作文之需，还需要对其他历史、文学和经典著作仔细浏览，一旦通过了苛刻的考试又要忙于官场应酬，醉心于沿权力阶梯往上爬。这种皓首穷经的生涯是由科举考试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所诱致，使中国人很少有像欧洲人那样有浓厚的兴趣获得科学革命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除了以上的不同视角，安格斯·麦迪森（2001）更是用经济史证实了中国经济无疑曾是这个世界上的领先经济：在1700年，中国的GDP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22%；到1820年更是占到世界GDP总量的33%。但以后就走下坡路，1950年时这种比例跌到5%；而2001年又升至12%。据麦迪森预测，到2015年中国GDP将占世界GDP总量的20%。麦迪森也分析到，虽然早在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时所具备的舰队，与葡萄牙人的相比，绝对是更大更经得起风浪也更舒适，然而在此之后，中国却与世界经济隔绝了。与欧洲在造船、武器方面后来居上，以及创立大学、科学院、金融保险、信用、股份公司等制度创新的种种进步不同，甚至不同于日本发展的情况，那时“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几乎对西方的知识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奇”。这种故步自封的状况造成了发展的落伍。

本书同意这些智者对“李约瑟之谜”的论述和看法。鉴于本书的议题是讨论企业选址，就要关注“李约瑟之谜”与企业选址的内在关系。我们看到，尽管在古代，中国因为其人口规模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技术的各方面，如农业、天文学、数学、医学、建筑、冶金等诸多领域都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是大一统的社会，在根本上是阻碍技术的交流、传播与进步的。譬如，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列阵中青铜马车的冶炼工艺的确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它原是集中了当时各地具有发明的竞争动力的工匠们制作而成，但后来随着青铜马车埋入地下，这样的发明也就停止了。“中央集权体制拒绝技术进步，这对长期维持其政权有重大意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由于王权的权威需要加强控制来实现，难以培育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基本的社会环境氛围是反对竞争，提倡顺从，而不是鼓励个人创业，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与此有关的一个显著的行为特征是中国人普遍地安土重迁。为何要安土重迁？一方面受着社会分工发育程度低的条件制约，人们只能通过互联的关系网络来安排和维持日常生活，不如此，就会寸步难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一句普通的谚语成为所有有过离家生活经历的人的深切感受。另一方面，历史上国家通过严格实施产业垄断和一整套户籍制、保甲制等集权管理监督制度，制止一切可能出现的僭越出轨行为以防患未然。国家追求的某些大型工程（比如皇陵的建造、长城的修筑、运河的开掘等）的效率，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生产要素不是经济性集聚，而只是行政性集聚。因此本书认为，企业和个人选址的自由和效率状况，与社会的文化传统、制度安排密不可分。

最后要注意一点，有许多学者都擅长用历时性的视角分析经济形态，比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淡化甚至忽视了共时性的存在，而后发国家，尤其作为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今日中国，其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则置身于明显的共时性状态之中。在丹尼尔·贝尔（1978）的历史景观中，历史依次区分为三个阶段，用来分别展示自然世界、技术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三种背景：先是前工业社会，其主要任务是对付自然，劳动力起决定作用，人们依靠自身的体力，遵循世代相传的方法，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工作的进度受自然力量的制约。接着是工业社会，其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机器主宰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能源利用取代了人的体力，以此为基础的标准产品大批量生产成了工业社会的标记，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然后是后工业社会，它的中心是各种服务，包括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的服务，因而其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其中的原则是合作和互惠，而不是协调和等级。贝尔认为，“依赖自然就是屈从于自然的反复无常，通过装配和复制来再造自然，就是增进人的力量。工业革命归根结蒂是一种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是一种用功能和理性的技术概念置换资源和气候的任意生态分布的努力”。无疑，今天的中国真实地处在具有共时性的三种背景里：她的前工业社会还深深扎根于广大农村地区，城镇和沿海地区则换了一副雄心勃勃的工业社会的面貌，一些发达城市更是在急不可待地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于是，我们面对的情况是：“李约瑟之谜”还没有完全解开，已经又有一个“谜”出现了——中国（或印度）的经济为什么又开始变得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