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研究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

正统的经济学，主要是经大卫·李嘉图（1821）提出的范式，即通过将运输费用并入生产成本，抽象掉空间因素的独特价值。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别经济和世界经济，还是在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研究领域，都需要以不同空间的存在作为分析的前提。只不过大家都已习惯了忽略空间的话题，将注意力对准商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对准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企业选址的问题离开了大家的视线。

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过去的近百年里，由德国的一批学者建立起了宏伟的古典经济地理学大厦。如地理学家约翰·冯·杜能（1921）提出了农业“孤立国”理论（即农业区位论），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1965）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1954）提出了市场网理论，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塔勒（1968）提出了城市区位论。后来，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俄林（1968）发现，工业区位的形成，是按照由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比较利益分工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瓦尔特·艾萨德（1975）进一步倡导跨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区域科学”，用各种计量分析和传统区位相结合的方法，由分析区域或空间诸要素及其组合所形成的差异和变化入手，对不同等级和类型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

而作为城市经济学家，其主要关心的则是“城市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一类问题。Haig（1926）借助纽约的城市统计数据，第一次充分讨论了集聚经济对城市形成的影响，但是这项研究只是描述性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城市经济学家们开始用更为精密的计量经济学工具来探讨集聚经济的存在性，这方面的论述的确表明大城市对吸引企业选址与进驻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Moomaw（1983）对这些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Evans（1973）认为工业经济中的城市体系实际上是两种相反作用——集聚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和经济活动在狭小范围内集中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如污染、高昂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达到均衡的结果。而对不同国家城市化的研究也在着手进行。有观点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问题往往是快速的城市化所导致的，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城市问题一般是伴随着人口和工作的分散化。最近的一些研究，采用更高级的计量工具来观察影响就业分散化的各项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应该得到重视：集聚经济显著性的下降、城市中心高昂的税收、生产技术变革对大型生产基地的需求、城市交通的改善和城市劳动力区位的变化等。

对于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1957），他考察了美国东北海岸城市地带，认为那是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最高阶段，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交换越来越倾向于发生在大城市之间，这意味着区域间及国际贸易将会被大城市间的贸易所取代。因此，城市被看成是为高度生产多样化的经济主体提供交易的空间机制，而这些主体是技术和社会创新的源泉。城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规模报酬递增是促使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规模报酬递增表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或者是在总量上研究城市内的经济乘数。Lucas（1988）看重人力资本积累和信息循环所带来的集聚效应。随着经济学建模技术的改进，城市经济学家可以方便地为城市形成、城市体系的结构等问题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Krugman，1995）。借助产业组织学、公共经济学、新国际贸易理论和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学家正在把城市经济学拓展为一个具有更为广阔前景的学科。在这方面，Fujita（1999）等人的研究值得关注。

可以说，最近二十几年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使得研究者对城市和城市内空间经济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种新的关于城市经济的研究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应运而生。按照克鲁格曼的论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产业的地方化，城市和城市体系，以及国际贸易和分工。无论是哪个层面，对集聚经济的解释都成了最为核心的内容。它试图回答城市经济学中一系列最为本质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如何理解城市出现背后的集聚力和分散力，城市之间的分工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在城市的等级和规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何理解城市体系的增长，一个单中心城市为何会出现第二个就业中心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者借助了大量不同的模型来说明城市经济的一些侧面。剔除问题的特殊性，城市中的经济集聚和城市的构型，都可以被看成是两种相反的作用力——集聚力和分散力达到均衡后的结果。形象地说，城市内的集聚，可以被看成是很多复杂的对消费者、工人和厂商的推力与拉力实现平衡后的空间状态。此外，当前主要有两种认识城市集聚的研究途径：一类研究把城市主要看成是地方政府、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者或土地开发者之间经济活动所带来的产物；另一类研究则更为强调大量分散的经济主体（如企业家、工人和消费者）因为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开展分工从而获益，所以它们有充分的动力在城市内集聚（周伟林等，2004）。

与此同时，国外经济地理学发生了“制度转向”及“文化转向”的新变化，也即引进“制度环境”（各种正式的以及非正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系统特征）、“制度安排”（包括组织形态、市场、公司商号、工会、议会、政府单位及国家福利制度等）之类概念，采用社会科学的新观点来讨论经济的地理现象。它将一地的经济现象与该地的制度及文化因素相联系，强调区域及地方的经济活动嵌入当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之中，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