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选址的价值
与理论的抽象或遭忽略不同,古往今来,选址从来都为人们所看重。与选址有关的词句俯拾皆是:“良禽择木而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柳暗花明又一村”“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解甲归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企业选址,或者叫占位、占据某一领地,是企业家综合能力的集中反映,涉及企业战略思想如何落地和各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两个问题。其实不啻企业才有选址问题,大凡想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各领域中的人与事都离不开精心选址。我们来看看下面几个例子:
第一,与人人都有关系的是家庭选址。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它千百年来阐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孟轲成才的影响,在孟母的眼中是很不一样的。孟母发现环境不是真空的,它的社会构成以及生活方式存在“外部性”,会造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结果。孟子后来成为伟人之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孟母独到的眼光。
第二,是政治家选址的例子。大凡高手写诗或下棋,都要推敲“诗眼”或谋划“棋眼”。中国现代史上最精彩的故事莫过于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历程中,有一条清晰的移动和选址的路线,它与党对中国国情的认知调整和自身力量的积蓄相伴随:党诞生于上海,然后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延安这一“福地”提出“三大法宝”,最后“进京赶考”。这中间,起初在城市搞武装起义,失败后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长征更是在险境中突围,从游击战到战略决战直到全国解放,“根据地”的选址可谓生死攸关。
改革开放后,最早确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人文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至于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邓小平,1993)。回过头去看,20世纪90年代初,在与国际竞争对手“对弈”时,中国领导人以其高瞻远瞩的韬略,布下了浦东这只棋子。随着棋盘上棋子的一个个落定,结局也渐渐明朗:这实在是一着妙棋!真可谓“一着好棋,全盘皆活”,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被进一步激活升华了。
第三,军事家选址的例子就更多了。从古代逐鹿中原、围魏救赵、赤壁之战、诸葛亮唱空城计,到现代的井冈山会师、四渡赤水、平型关战斗,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所有惊心动魄的战争中,军事家都特别重视占位,抢占有利地形,控制战略要津关隘,或造势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求得胜先机。
最后,看一下戏曲选址的例子,这里举京剧和越剧为例。从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后,南方的徽班陆续进入北京,其二黄唱腔与汉剧进京带来的西皮唱腔合流形成皮黄戏,受北京语音和腔调的影响,有了“京音”的特色。他们经常到上海演出,上海人就把这种带有北京特色的皮黄戏叫做“京戏”。又由于北京的独特位置,京剧在全国流行,所以也被称为“国剧”。直到今天,借助北京的舞台,京剧的位势最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最大。
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县一带农村,俗称“绍兴戏”、“的笃班”或“的笃戏”,“的笃”是象声词,因演出时鼓板敲出“的笃、的笃”的声音来指挥音乐,所以得名。该剧的转折点是进入上海后,“越剧”一名在1939年上海的报纸上出现,据说是当时一个越剧编导首次提议使用的,后遂流行开来。它在上海做“码头”,经过越剧十姐妹等的创新和改革,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而原来在浙西南地方上同样叫座的“金华戏”(后改称为婺剧)则因没挪窝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当时上海文化名人荟萃,信息灵捷,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其鉴赏力具有权威性。一个戏班子,能够唱红上海,也就能唱红全国;在上海吃不开,也很难称为全国一流。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幅画,莫不如此,能够在上海得到承认,在相当程度上也就等于是得到了全国的承认。类似这种话语权的情况,在建国后转移到了北京。摩梭人杨二车娜姆起先在上海念大学,还只是黄浦江里一条默默无闻的过江之鲫,乡里人羡慕之;后辗转去了北京发展,携其女儿国的神秘气息再加以聪明的市场运作,借用现代传媒造势,塑成了这个时代一个复杂的象征性文化符号,乡里人崇拜之。一大批艺术的“京漂”,至今都还在重复演绎着同样的故事。
总而言之,不管是家庭选址还是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选址,关心的都是特定的空间,都是要找到适合自己成长发展的位置。
对空间的演绎可以有多种框架。视角或者维度不同,会带来观察的结果相异。比如,索亚(Soja,2000)将城市空间的生产放在三个不同但有内在联系的方式中加以研究。他的第一空间,强调感知的经验的空间和过去现在的物质性空间实践。第二空间是构想和想象的空间,属于对后大都市城市空间形成的学术表达和概念。前者视角是更客观地考虑“空间中的物体”,后者视角更为主观,倾向于涉及关于“空间的思想”。最后在第三种视角中,充满了鲜活性的生活空间走到了前台,并将感知和构想、客观真实和主观想象、空间中的事物和关于空间的思想放在他的所谓“第三空间”中结合起来。又如,《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2005)探究数千年的城市发展史,分析究竟是什么使得城市如此伟大,又是什么导致它们逐渐衰退,提炼出“神圣、安全、繁忙”六字经,认为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
而本书的主旨,聚焦于讨论企业选址。
我们关心企业选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需要对哪些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估?事实上,尚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独立解释不同企业的选址原因。本书也没有企图来建构那种目标的理论体系。我们所做的,只是与企业家一起思考,建立一个观察的框架,去处处留心诸如这样的问题:这首布鲁斯舞曲是从哪里传来的?什么样的运动在哪里流行?什么样的货物在哪里制造?哪里的人们讲话很快,走路也很快?为什么人们居住在这里?为什么这个行业、这家公司坐落在他们现在坐落的地方?他们是从哪里迁来的,还将会迁到哪里去?顾客在哪里?在那里说何种语言?上面所有这一切又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的(加里·胡佛,2001)?这样的关注,的确饶有趣味,它使我们每天都惊喜于有所发现和参悟,并使企业随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精神一起成长。如果我们要观察企业是在哪里出生和成长,通过分析它的“遗传基因”与生长环境,就可以发现一些规定性的东西而有所解惑;如果是要考虑企业选择在哪里出生和成长,我们又该怎样去权衡和决策?所依据的又是什么呢?本书就是在做这样的一种尝试,准备分别从地理、文化、经济三个维度入手,层层剥开,娓娓道来,在作者的叙述当中,激发起读者诸君的思考和经验印证,从而推动读者扩展和理性提升有关企业选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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