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首都选址

地理与首都选址

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最早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初期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和象征。傅筑夫（1980）说：“城市兴起的具体地点虽然不同，但是它的作用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的目的而兴建起来的。”它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中国初期的城市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一特点，清楚地表现在三代迁都的规则性上。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屡有迁徙行为。

张光直（1999）研究认为，“三代国号皆本于地名。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这倒很有意思，三代屡屡迁都，竟然都是为了青铜矿源！在历史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夏代都城的分布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区几乎完全吻合：商代都城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既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周代的都城则自西向东一线移来，固然可说是逐鹿中原所需，但也是觅求矿源的表现，因为陕西境内铜锡矿源都较稀少。那么，青铜矿源这种自然资源为何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张光直说，“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这中间的关键线索便是如此的直截了当”。青铜的硬度大，是可以制作生产工具的，但是却被用来制作政治的工具，用以祭祀和打仗。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历史上，“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时运的涨落取决于统治王朝对其位置的喜好。防御的需要或者食物供给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个或者哪些城市成为首都”（乔尔·科特金，2005）。中国是世界上首都最多也是迁都最频繁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究竟有过多少个首都？有研究者列出首都（陪都）有298个，如果再加上一些王朝末期小朝廷所选定的“国都”和农民起义政权所建立的“国都”，那么这个数目大约在350个左右（辛向阳等，1997）。

我们不妨将首都看做是一国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的缩影。中国历史的持续性、绵延性与地域的广布性、变动性，决定了中国首都发展的特点。从公元前27世纪左右黄帝在有熊（今河南新郑）建立首都算起，中国的国都历史已有4　500年了。而从地域空间来看，都市东西南北的扩展和分布，意味着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小农和自然经济的成熟、封建皇权统治的影响，也表明中国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广被接受与传播。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中国历史上首都选址与变迁的现象，一个是中国经济、文化的兴盛变化，再就是中国文明的丰富复杂性，一个首都不足以能够容纳和承担起文明的所有内涵。就文学而言，在长安产生了汉赋、唐诗，在开封与杭州产生了宋词，在元大都和明清北京产生了元曲、京剧。我们也会理解中国首都对综合性功能的内在诉求。

首都的地理位置，往往是选址在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交通便利、易于战略防御的地方。古人建屋、建城讲究“地气”，“凡择四神相应之地以为都”。所谓“四神”，即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如以地形而论，若东方有河川（青龙）、南方有沼泽（朱雀）、西方有大道（白虎）、北方有高山（玄武），便被视为理想的国都。在古代历史上，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关系影响着都城的迁徙。与农耕不同，游牧经济受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制约，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因畜牧产品不如粮食谷物易于保存，游牧民族的抗灾能力较弱，一遇灾荒，危机便接踵而至，此时通常的选择就是南下中原以获取食物。正是游牧对农耕这种物质上的依赖性，促使游牧民族一次次南下攻略，而这种进逼推动了农耕文化向南迁徙，促进了江南、华南等地的开发。随着农耕重心的南移，昔日的故都长安、洛阳等逐渐丧失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历史上游牧南下和农耕文化重心的南移主要有两次：一次在魏晋南北朝，一次是宋辽金元时期。在宋元以后的统一王朝中，政治中心的位置，选择了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居重御轻，改“诸王戍边”为“天子戍边”，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与军事中心重叠在一起，皆因其地位龙盘虎踞，右拥太行，左注沧海，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天子居中以受四方朝觐。总的来说，首都的空间位置是一国地理的综合力量在一定条件下的集中体现。中国历史上西安—杭州—北京连线形成了以黄河为中心，北到海河平原，南到长江三角洲的“大三角形”，而更早的洛阳—安阳—商丘连线则构成其中的“小三角形”。这种从小三角形到大三角形的首都迁移轨迹，正反映了国家王朝兴衰、民族融合、文明进化在地理舞台上的演变历史。

与中国首都选址形成比较，有一类国家的首都选址的决定，是各种政治力量冲突和妥协的产物，包括美国的华盛顿、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印度的新德里等。18世纪末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南北双方都想把首都设在本方境内，妥协的结果，是在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处选址作为首都的永久性用地，这即是华盛顿的由来。

至于商业城市的形成，则并非与首都选址的条件一致，它更多是企业和居民选址的结果。现在已成繁华之地和经济中心的城市——纽约，在成为金融城市之前是一个批发业城市，这主要依赖于它的交通地位和信息优势，因为从欧洲去美国内陆，纽约是第一站，它成为通向美国大部分内陆的便捷通道。同样，伦敦的地位，是因为它在英国的交通位置优势而形成的，新加坡成为国际海运航线的焦点，也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说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进程的影响，而历史进程又直接与地理因素有关。也许，未来经济增长对自然地理的依赖程度将会减少，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初始地理优势会促进经济网络的发展，但在经济网络形成以后，自然地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力就会消失。经济积聚的力量将产生出一种“经济地理”，虽然它看来与一般的地理概念没什么差别，但实质上却完全不同。正如保罗·克鲁格曼（2003）所指出，纽约之所以成为纽约，是因为一条运河，但是该运河150年以来在经济上已不再重要；我们所知道的硅谷，其存在最早只是出自于以前一个斯坦福官员的幻想！当然，河流和港口、或者官员的意图肯定将起作用，“一个区位的有利方面，如拥有一个好的港口，普遍起着‘催化’作用；一个新中心出现时，它会位于那里，而不是周围其他地区。但是，一旦新的中心已经建立，它将通过自我强化过程来成长，因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最初的区位优势与自我获得的集聚优势相比将变得不重要。自然地理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空间经济的自组织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