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和集聚

区位和集聚

人类活动无一不是由特定的空间来承载的。比如我们日常的生活，为了“吃”要从事农业劳动，为了“穿”要进行工业生产，为了“住”要搞住宅建设，为了“行”要修桥铺路等，所有这些活动在空间上就表现为不同的区位类型。

德国人约翰·冯·杜能（1921）是在经济科学中确立空间思维的第一人，今天关于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都源自他的一本《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的书。杜能的土地利用模式所涉及的区域是城市周边地区，并小范围地涉及城市内部，他从经验观察中抽象出同心圆的空间布局结构，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土地的用途或者利用，按照产品（依次从易腐烂的产品像蔬菜、乳品，到不易腐烂的产品像粮食和果品，再到畜产品）的特点而层层外推。以古典区位理论看来，交通便利和劳动力的可获得性，是决定企业选址的关键变量。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则被视为可以解释消费者服务的区位，因为当地市场的大小和服务活动的规模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无论如何，企业选址必须仔细分析和考虑区位的内涵，才可能发现各种重要的经济影响因素。比如价格机制，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产品和服务的利润或收益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所以它也能决定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活动的选址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分布。同样，投入因素也能影响企业选址。在中央商务区内，交通便利的位置，也就意味着较低的运输成本和高密度的人流，因此商业用户对这些场所的需求量最大；反之，在城乡结合部或农村，交通不够便利致使运输成本较高，所以需求量相应就小。阿隆索（Alonso，1975）用投标租金模型来讨论企业的选址，他认为地租是由市中心向外逐渐递减的，以弥补收入的下降和成本的增加，而这里说的成本不仅仅是运输成本。阿隆索提出的一个由一系列竞价地租组成的地租线，恰好可以用来说明竞价地租能够准确地补偿收益的下降和经营成本的提高，不同的土地用途由不同的地租水平决定，租金最高的用途得到最广泛的应用。

简言之，区位理论就是讨论经济行为的空间选址及空间内经济活动的组合问题。它包含了两层内容：一是经济行为的空间选址，二是空间内经济活动的有机组合。前者称为布局区位论，是区位主体为已知的情况下，根据区位主体的固有特征，分析其适合的可能空间，并从中优选最佳区位。后者可称为经营区位论，大的区位空间为已知情况，依据其地理、文化特征和经济因素，来探究区位主体的最佳组合方式和空间形态（张文忠，2000）。现代区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则是引入了不完全竞争问题。该观点不关心生产问题，将注意力集中于市场进入的问题。由于产品被假定是无差异的，区位就成为一个战略问题，区位集群也成了最可能的结果。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区位竞争替代了产品竞争。

在一个城市内部，按照实际土地利用类型的功能，可以分辨出具有明显特征的区位空间结构。伯吉斯、霍伊特、哈利斯和乌尔曼分别提出的同心圆、扇形和多中心理论（图4．1），被视为城市土地利用理论的代表，可以有助于我们观察区位背后的经济以及社会成因，帮助解读不同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来龙去脉。

图4．1　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经典模式（段进，1999）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阿隆索的投标租金模型对土地利用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根据经典的阿隆索投标租金模型，距离市中心越近的位置土地租金越高，而距离越远则租金越低，而且土地投入品与非土地投入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投标租金线是一条曲线。由于商业的生产特性之故，一般它所占土地较少，因而投标租金曲线较为陡峭；而居住对空间的需求较为敏感，投标租金曲线也较为平缓；制造业则居于这两者之间。诸如这种投标租金模型，还有着许多经过修改的版本（周伟林等，2004），以用来回答不同类型投标人的特殊偏好。

比如，美国大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是郊区化的蔓延。在20世纪20—50年代，由于实际收入增加，加上汽车的普及、中心城区环境恶化等因素，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郊区住宅迅速膨胀；50—70年代，伴随中心城区地价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并借助高速公路体系的建立，大批制造业、运输业、仓储业等企业纷纷落户郊区；70—80年代，追随消费者的人口郊区化，零售业（如大型购物中心、休闲娱乐场所等）也在郊区兴旺起来；进入80年代以后，信息高速公路和新兴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金融、保险、贸易等生产性服务业也出现了郊区化迁移。

与美国强调人口郊区化，并认为城市中心区是不受家庭生活欢迎的地方的认识不同，欧洲关于中心城市的理念，例如巴黎，由于其中心城区拥有吸引人的博物馆、公园、餐厅、繁华的购物街道所构成的丰富多样的生活，并且人们对这些文化设施的需求会随着收入增加而上升，因此将高收入者留在城市中心的吸引力丝毫没有减弱。日本的城市中心区也接近欧洲的理念。

欧美近年来一个新的趋势是中产阶级重新转向市区居住。原来破败的中心城区，随着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以及提供消费、服务的机构向私有化转变，出现了市区的居住性修复。代表着消费能力和消费选择载体的中产阶级的迁入，还带来了中心城区其他的重要变化，如重建滨水路，旅店增多，各种风俗混杂，大规模奢华的办公区和住宅区、新潮昂贵的购物区都得到了发展。他们有些工作的目标状态是世界导向的，嵌入到城市的国际化过程之中，因而新的职业文化是世界性的，至少揭示了这种生活的新视野和引导着新的消费观。因此，“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烹饪技术，不是衣物本身而是设计商标，不是装饰本身而是公认的天然艺术。我们可从大量出现的流行品商店和画廊中看到这种变化。同样，理想的住所已不再是市郊的一个‘家’，而是在市区的大仓库改装而成的住所。当然，这种新的社会美学观，其结果是带来了一系列的盈利机会，不管是从地方餐馆还是到繁荣的艺术品市场”（丝奇雅·沙森，2001）。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一家有眼光的公司在纽约的下东区买下了一批建筑物，当时那里还不时尚，仅仅是曼哈顿的一个“贫民区”，但公司把那里改造成艺术家的居住地和画室以供租用，它的想法是：如果艺术家进来了就可以一举两得——不仅能够收取比现有居民更高的租金，而且使地价升值，成为高收入者愿意居住的地方。

中国大城市的区位空间结构也已开始遵循阿隆索投标租金模型来加以重置和转型，在大的区位结构上，也符合地价从“商业—制造业—居住依次递减”的租金分布和区位功能布局。但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市区内由于人口密度高、公共设施分布的状况，实际的投标租金曲线便成了“商业—居住—制造业依次递减”的修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