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功能的发掘

城市功能的发掘

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1969）颠覆了农业发展在先的“教条”——人们习惯上以为村庄最初都是些简单的农业单位，然后渐渐成长壮大，城市正是缓慢而直接地从这些村庄演变而来的，认为包括农业劳动在内的农村经济，都是直接建立在城市经济和城市劳动的基础之上的。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是经济的主要发祥地，即使是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也是在城市的发展之后。这一点，从中国的沿海地区农村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固有的劳动分工和交易，产生了技术革新和机会，而农村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都是从城市引进、转移或以其为模仿对象的。她说确实找不到先提高农村生产力而后再提高城市生产力的办法，进而甚至推断史前时期的农业和畜牧业也产生于城市，“事实上，持续发展、相互依赖和独具创造性的城市经济为多种新产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农业只是其中之一”。

城市，因此可以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最复杂的作品。究其本源，军事防御和商业职能分别构“城”建“市”，方最终整合为“城市”。城市的本质是发挥聚集效应，只不过由于动因和手段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局。人类在发掘城市的功能上走过不少弯路。公元前6世纪，希腊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独立城邦，雅典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它起初是一座市场型的城市，通过与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来生存。后来在与波斯的交战中，雅典获胜，完全取得了对同盟的控制权，对其他城邦发号施令，把城邦成员自愿缴纳的财物变为向自己交纳的贡品。雅典采用征服与索贡的体制，终于引发了战争，它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前431—前404年）最终毁掉了希腊。罗马是同样的例子。罗马经济注重征集剩余农产品而忽视生产活动，用征服和索取贡品来供养它的人口。4世纪和5世纪，日耳曼部落从北部入侵，打乱了罗马征集体系。刘易斯·芒福德（1961）认为，罗马城市应被称为“寄生体制”。其中的教训显而易见：建立在自愿贸易基础上的城市才能生存，而建立在强迫性转让支付基础上的城市无法长久存活。

商业城市的兴起，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历史上第一批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出现的动因，一是权力分散，这些城市不能索要贡品，只能用自己生产的产品与别人的产品交换；二是当时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较低，城市光靠邻近地区的农产品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不得不在较大的区域里进行贸易活动。这样，城市之间的竞争引起了生产和商贸的革新，城市生产者迫于竞争压力采用新的生产技术，使其产品价格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

这种商业城市的主要领域是经济活动，根本的驱动力是“合理化”精神。所谓“合理化”，主要表现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改善两个方面。首先，商品经营者追求利益的活动，迫于竞争的压力，必然重视管理，重视效率，进行成本核算，使投入小于产出。其次，平等、互利、信誉、责任乃至法律诸观念要素在经济活动中与交往行为相契合，使合理化得以贯彻。在其中，合理化就是根本的力量。由于商业城市抛弃了专制的统治方式，在新的“合理化—法制化”的结构形态中，个人的行为摆脱了无计划、无系统的特点，他的整个行为服从于某种前后一致的条理和规范，他的生活几乎具有一种“企业经营的特征”。同样，企业行为要按照资本核算的结果来进行。由此可见，明晰的产权，自由的市场，合理的技术，形式法律的规则，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构成了商业城市的内涵。

商业城市不仅带来产品和财富，也不啻为亿万人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它还塑造了人们对现实的新看法。它在各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冲突，对正义、爱情、力量、事业、美都重新下了定义。当然，商业城市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环境的演变而不断被改写和充实。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世界商业城市发展的历史。在重商主义和早期殖民主义条件下，从15世纪到18世纪，西欧确立了城市发展的基础。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产业资本主义成为主宰西方世界生产和交易的主要力量。财富不只是由贸易带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制造业创造。到19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铁、钢和纺织品等典型产品的制造商开始发展大规模生产，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进入了“大众化消费阶段”，近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得以崛起。自1950年以来，城市发展开始呈现全球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商品和服务已经扩展，品牌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被转型中的“公司资本主义”所代替。经济发展到今天，主要商业城市承担起研究开发、管理控制等职能，在一小部分城市的核心经济活动中，金融机构起着控制和促进全球经济的作用。城市边缘则为世界范围的消费提供廉价劳动力，并生产低成本的产品。这表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较高水平的城市发展阶段，新兴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较低水平的城市发展阶段。从全球范围看，推力和拉力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移动，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城市因经济的活力与创新而发生盛衰变故，城市的发展引起的各种问题，只能通过创新来解决，城市过去的成就不能保证将来的发展，“因为向经济增添新工作的过程一旦停止，经济停滞就会发生”（雅各布斯，1969）。

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很有特点，值得研究。傅衣凌（1989）将明清时代的城市经济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开封型城市”，其二是“苏杭型城市”。前者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地主的附庸物，是为城市的地主服务的；后者虽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业的比重较大，并且是面向全国的，另外还有不少与工商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新兴市镇，如盛泽、濮院、枫泾等。工商业发展是导致苏杭型城市和新兴市镇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赵冈（2006）则把中国城市分为政治意义很强烈的“城郡”（指行政区划的治所）和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市镇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相异，强调宋代以后，“大中城郡的发展完全停顿，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