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经济区到世界级大城市群

从基本经济区到世界级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甚至县市一级的家底都很殷实。这种特殊的重要性自古有之，冀朝鼎（1936）指出，自隋唐起，长江流域就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所谓“基本经济区”，是冀朝鼎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指该区域的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起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至于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到了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已产生商品经济萌芽。费孝通（1939）曾对近代工业有过经典的描述。然而，为什么在长达数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和城镇发展过程中，长三角的小农农业只能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上？黄宗智（1990）的研究发现，该地区的总产出是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的，虽然过密化能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而带来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即“过密性增长”，但过密化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因此长三角乡村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过密化还是发展。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改变。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集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长江三角洲正在通过经济与空间的双向运动，将从传统的“基本经济区”跃升为世界级大城市群。

作为形成中的长三角城市群，与国外同类城市群比较，现阶段具有的特征主要是：

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与生产效率较低的双重矛盾。人地矛盾是长三角城市群区别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突出现象，也是人类城市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这是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共同难题）。一方面，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就业，还是医疗、上学、福利、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投入，其规模都将会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长三角16个城市的人口仍然在持续集聚，城市土地、各种资源日益紧缺，环境代价高昂，并且长三角经济生产效率尚相对较低，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很强，重大制造业技术主要来自于国外的技术转移，金融服务业的创新能力还很弱。这对矛盾使长三角城市群在提高经济效益和改进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规划中充满了艰巨性和紧迫性。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群，两项基础工作必须做好：一是建设公共交通体系，不仅市内与城市群的交通需要统一规划，而且只有连接世界和全国的广域交通体系才可能使城市群有效运转。二是建立促进土地高效利用的机制，只有通过导入严格的土地利用总量控制、土地利用资产税以及技术替代等机制，才能实现土地的集约有效利用。

“行政性、等级性经济”向“网络性、互补性经济”的转轨阶段。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政绩指标压力和竞争动力，一方面产生了各城市此起彼伏的发展浪潮，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经济运行的磨损系数。该区域建制城市的演化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撤地设市，强化市领导县体制；二是撤县（市）设区，扩大较大中心城市的都市区的资源配置权限和发展的政策空间；三是乡镇合并与撤乡设镇；四是日益发展的城市跨界需求，引起城市群或大都市地区规划和管理体制的变革。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受财政利益的驱动，行政区划的调整不仅意味着土地的整合或扩张、城市空间的拓展，同时意味着对更多、更大发展机会的占有。推动城市群演化的行为主体，一为地方政府，二为企业，可以说是双引擎。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过分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市场利益主体和竞争主体。政府竞争的确是中国产生统一市场的重要前提（周伟林，1997），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财政分权的“行政性、等级性经济”所带来的缺陷表现得愈益明显。在信息社会，网络化的城市群必然要求由“垂直型”转变为“水平型”，同质转为差异，等级性转为互补性，单向流动转为双向流动，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将变得尤为重要。同时，企业选址行为无论对微观空间结构，还是在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演进上都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在城市群内部，企业选址与城市的等级-规模体系有关。

上海扮演着“追求GDP的城市”与努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世界城市）”的双重角色。长三角城市群经过近三十年的产业演化，第一类制造业（包括纺织业、服装工业、造纸文体工业、食品饮料工业和木材家具制造业）几乎都经历了从上海向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过程；第二类制造业（包括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医药工业）和第三类制造业（包括电子信息业、机械工业和其他制造业）大多数正在经历从上海向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过程。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区域内产业转移的路径相当清晰：第一类制造业从上海经过周边的苏锡地区主要向浙东北的地方性城市转移并集聚，第二类和第三类制造业则主要集中在沪宁杭甬与苏锡常等长三角“之”形轴线上，并在区域内基本形成既分工集聚又相互竞争的局面。在长三角城市群体系中，上海一方面是“追求GDP的城市”，另一方面，如果将长三角城市群放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上海则又肩负着努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重任。现阶段，上海仍然主要依赖技术进口来支撑产业新高地的形成，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进行竞争时，显现出城市间产业差异性的相对不足。很显然，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的深入和到位，对于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交通、产业发展、信息技术带来的“新变化、新机遇”。随着火车的提速，长三角由原来的“3小时经济圈”发展为“1～2小时经济圈”。沪宁、沪杭、宁杭、宁通、杭甬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沪甬、沪通跨海越江工程，正在改变长三角城市群原有的“之”字形空间发展结构。上海由于其地理位置，将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区域和枢纽。“世博会”的举办、大小洋山深水港的开发、上海枢纽机场以及物流产业的发展等，都为其与长三角各城市的互动发展提供了契机。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是通过把城市群内各城市带进更宽广、更密集的联系领域，用以提升其地位的工具和机制，城市群可以超越地区乃至国家的界限，其作为信息网络，不是按照传统理解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一方面，作为能量高度积聚的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将通过信息网络成倍放大；另一方面，单个的城市在职能上也被不断地整合到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中，譬如不少江南古镇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旅游市场空间。同样，费孝通一直主张的小城镇道路在此基础上终于突破了规模不经济的局限，在整体上与城市群内部各节点产生联系，使其中经济与空间关系的演化变得更加有效。

长三角城市群的演化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可以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未来大约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10年，基础设施、旅游资源整合阶段。长三角城市群的硬件框架逐渐成形，产业发展以生产要素推动和投资推动为主，各地方城市、乡镇拓展开发空间冲动强烈。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商贸、旅游、会展等产业在城市群内得到初步整合。第二步到2020年，产业、环境资源整合阶段。这期间城市群内城市继续扩张，人口继续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量逐步减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成为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第三产业比重大大增加。随着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内涵或质量的进步也日益明显，城市群内产业和空间布局开始趋于合理，尤其是空间发展的均质化。第三步跨度要到2040年，制度整合基本完成。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群水平，届时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城市群功能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城市发展从增量唱主角转变为内涵或质量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