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和移民

旅游和移民

早期的行者，如唐朝和尚玄奘、中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都受好奇心所驱使，曾经跋山涉水历经艰难（滨田笃郎，2006），观察、了解并传播异域的文化信息。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甚至对后来的地理大发现起到了催化作用（张箭，2002）。人们在远离故乡的时候，头脑就有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契机。往往是在熟悉的环境之外，能给人带来刺激，产生出一堆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现在，普通人能够支付得起旅费，使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范围与机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来得大和多。

如今，全球有数亿人口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旅游、移民、去异地求学或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仅1990年，就有4．29亿人出国旅游，几乎占世界人口的8%。2006年，向中国公民开放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已达132个，当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约为3　40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亚洲第一大出境旅游市场的地位。中国游客境外旅游的平均购物花费以987美元居全球之首。

无论是旅游观光、商务活动，还是举家迁徙，伴随着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人口流动，除了给他们自己带来冲击和利益外，也给世界带来了广泛的影响。举饮食的例子来说，这些流动的人口对于“全球化的食谱交换，以及食谱所导致的身体、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口味的变化，甚至与食物、生态及用餐礼仪相关的身体气味、散热方式、卫生习惯、种族主义、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都有深切的影响”（廖柄惠，2005）。人口流动带来了饮食的交流和多元化，不然我们不会了解墨西哥的餐饮着重热闹，印度的饮食重视咖喱的奥秘味道，加勒比海和波多黎各的食物要求音乐和食物色香味的搭配，中国的料理则强调上海菜的精致、潮州菜的海鲜及台湾菜的野味等。各种组合一方面跨界整合，另一方面又强调地区传统在少数族裔的文化下有再发展的空间。无疑，交流可以改变许多先入之见和陈规，但不容忽视的是，交流也不能快速地消弭这些陈规和差异，甚至差异本身也有存在的价值。

可以说，城市化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人们不仅从农村迁入城市，而且从乡镇迁入城市，从一座城市流入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各种类型的移民，包括农村向城市移民和跨国移民，总体上能够推动劳动力移向经济发展机会较好的地区，从而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对移民来说，目的地工资（或收入）对其有着深刻影响，当然移民的私人收益并不意味着地区之间或者家庭之间收入的平等化。显然，选择移民目的地时，一些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否拥有多种工作选择、获得工作的有关信息的难易程度、距离的远近、目的地本身具有的其他吸引力等等。事实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相应的，其移民倾向往往也越大。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差异越大；个人对于工资激励的反应，受教育的人也表现得更敏锐；一些新增劳动力市场空缺（技术工种较明显），需要受过教育的人来补充。

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有两类：一种移民并未断绝与农村的联系，另一种移民则永远抛弃了农村的居所与活动。农民进城的浪潮，受推力和拉力的双重作用。推力来自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压力，拉力产生于城市光明前景的吸引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Harris　and　Todaro，1970）。因而移民具有“向上流动性”的征候，与不移民的同伴相比，他们或许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多的外界信息和联系，能得到移民目的地的有关工作和住房机会的信息。我们注意到，农村劳动力的丰裕、大量移民的结果使得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平衡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种状况在较长的时间里，会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蔓延，像商业、餐饮、洗浴、美容、家政、清洁、保安、运输等服务行业，都会规模庞大而价格便宜。一些国家、城市，滋生了大量的贫民窟，显然有过度移民的问题。在那里，城市化独立于经济的发展，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难以容纳快速增长的人口。产生过度移民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长期实行偏重于城市的公共投资政策，它导致了收入分配的长期不均。农村向城市移民，至少使得一部分农村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由偏重城市的公共投资带来的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之中。各国对农村人口的移民政策不同，导致不同的移民的福利结果。

相对而言，针对国际移民中人才外流（brain　drain）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莫衷一是。关于人才外流的原因，通常的解释是，专业人才的薪资在国际有仿效作用，如果发展中国家专业人才的薪资不向先进国家看齐，人才便有移居国外以享受较高待遇之可能。进一步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较少，因此专业人才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较低，较低的生产力表示较低的薪资，于是人才遂自动外流或滞留不归。Kwok和Leland（1982）则认为薪资的差异起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当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下接受训练，那里的企业主因对该制度熟悉，很容易判断这些留学生的生产力，因而可用相当于边际生产力的定价加以罗致。而其母国的企业主因缺乏准确的信息，对个别留学生的生产力难于加以评估，通常只好按照已归国的留学生之平均生产力来核定支付薪资。结果，以平均生产力计酬产生了反淘汰机制，使生产力较高的人滞留海外，生产力较低者才回归国内。

而对于国际间人才流动的状况，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持“国际模式”观点，认为人力资源在国际流动反映了其边际生产力的差异，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持此观点的多半是国际人才流动的获得国，而非失去国。主张“本国模式”观点，则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整性，人才流失等于是穷国以人才援助富国，等于富国掠夺穷国的资源，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受损。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硅谷的说法：IC承担着硅谷成功的责任。IC是合成电子元器件以及印度人和中国人的首字母缩写词，硅谷中2／3的外国工人是印度人和中国人，占硅谷所有技术型工人的40%。根据萨克森宁（Saxenian，1999）对硅谷新移民企业家的研究，发现硅谷的华裔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虽人在硅谷，但仍与故土有着密切的联系，日益发达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更加促进了这种联系。80%的华裔工程师都会与出生地的朋友、同学或商业伙伴定期交流两地的职业和商业机会。他们会回到故土进行一些商业业务，与原居住地的同行（这些同行大部分是他们从硅谷归国的朋友）交流信息，他们也会在国内签署一些商业合同，有效甚至直接管理或投资公司。萨克森宁的调查报告显示，占40%的人曾在出生国帮助联系签订商业合同，占30%的人曾在出生国会晤过当地政府官员，占27%的人曾在出生国当过公司顾问，甚至占18%的人自己掏钱在出生国作了有一定风险度的投资。

总之，移民是典型的外来者，他们通常比本地人更敢于冒险，因此在移民大量移入的城市和地区，新企业自然占了产业的相当比例。而移民在城市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十分复杂。作为一般规律，将近40%～50%的城市增长是由于移民或是由于原先的农村地区被划为城市，其他部分的城市增长是由于包括移民子女在内的自然增长。这些因素的相对作用，会随着地点、时间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