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

二、相关文献综述

如何推动产业升级一直以来是学者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研究的焦点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以三次产业为对象研究产业间资源流动现象。克拉克（1941）利用费歇尔确立的三次产业分类法，揭示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提出“配第—克拉克”定理。此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赤松要的雁行发展模型等，都催生和发展了产业结构理论。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R．Levine从交易成本的角度，重新诠释了金融体系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但针对某一影响因素且较少涉及不同因素间关联性的研究，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着重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和动因。杨坚白（1999）认为，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必须坚持以农、轻、重为序，改变重工业的生产结构。李江帆（1991）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仅表现为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大，还表现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洪银兴（2011）指出，WTO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制造业结构出现行业内贸易和高科技化，服务业结构打破国家垄断和市场准入，众多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

（二）基于产业集群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

韦伯（1909）较早研究工业的区域布局问题，提出工业区位理论，详细阐述企业聚集产生的规模经济决定工业区位的选择。新产业区理论认为，区域创新网络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当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从低成本转向创新能力时，集群升级最终等同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升级。PoTteT（1991）指出，作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组织形式，企业集群有助于产业升级。GeTeffi和HemphTey（2000）研究产业集群升级，更加注重对升级方式的理论概括，实现产业集群从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Kishimoto以我国台湾地区个人电脑产业集群为例，从生产系统和知识系统角度提出集群升级，但这种划分过于绝对。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进行划分，试图找出各类集群升级的最佳途径和模型。郭金喜（2009）通过构建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模型，对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因素方面，王缉慈（2010）认为，为避免欠发达国家集聚区域衰退，形成本地创新网络是关键。刘志彪（2007）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地方政府管制等制度因素会抑制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创新动力。然而国内学者在分析集群升级影响因素时只重点考虑一个方面，或分别考察各自的影响，缺少统一的综合模型。

（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

PoTteT利用价值链理论（1985），从微观层面审视产业升级问题。Kap1insky（2001）指出，价值链可以分为研发、制造、销售等环节，通过对价值环节的分解和产业的空间重构，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GeTeffi（1999）创建“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将价值链扩展到全球商品链，指出“产业升级”是从全球价值链的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位置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位置的演变形态，并且提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两种价值链升级模式。GeTeffi（2000）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将其非核心业务外包、减少成本的契机，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嵌入GVC的战略环节。在P—GVC中，主要的战略环节是研发和设计，处于制造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合资、合作或引进人才、并购等方式，嵌入GVC的研发环节；而在B—GVC中，其战略环节主要是设计和市场销售。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OEM—ODM—OBM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GeTeffi（1999）在研究美国购买者与东亚供应商之间的服装价值链的过程中发现，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一般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路径升级，同时OEM→ODM→OBM的转换，被视为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GeTeffi，1999；HumphTey和Schmitz，2002）。在此基础上，HumphTey和Schmitz（2000）提出了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种产业高端化升级路径。国内学者对于价值链升级更加强调价值的提升，认为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是不同的发展方式，是探索研究地区的产业链升级问题，扩展了GVC理论的适用范围。张其仔（2008）认为，这四种路径均为产业线性升级，其中前三种为产业内升级，后一种为产业间升级，由此产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两种思路。陈羽（2009）指出，“价值链思路”更接近产业高端化升级的本质，涵盖的内容比“结构调整思路”更加全面，价值链升级的难度更大。因此，开放条件下，我国的产业升级战略应由以下几个核心内容组成：有为政府、创造动态比较优势、扶持本国的跨国公司（刘志彪，2008）。

（四）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

如何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推动产业升级的关系是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争论的焦点是落后国家在发展战略制定上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还是更多地立足于产业的升级与赶超。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但是，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即使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也很难赶超发达国家。KTugman早在1991年就指出，专业化生产传统产品能从贸易中得到静态收益，但失去的却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机会，实际的长期增长率可能下降，从而形成“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Redding（1997）继承了KTugman的思路，详细论述了落后国家在选择贸易生产模式中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即落后国家究竟是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往往是低技术水平的），还是专业化生产那些目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可以在未来获得潜在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

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一国在将来某个时点上可以获得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在未来某个时点上能够具备或实际拥有的比较优势（Redding，1997）。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动态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所表示的既是一种结果，更可以看作一种为了获得未来比较优势的过程。正是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关注从动态角度来考虑对比较优势的选择，并就如何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以及通过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展开了理论层面的探究。

如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55）指出，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供求关系、政府政策、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等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动态变化，由于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要素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会有很大差异，由此会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从而使得一国某些产业的产品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因此一国不能按照既定的比较成本参与国际分工，而应借助各种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赤松要（1973）揭示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指出一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从发达国家进口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和形成与先进国家相同的本国产业、向国际市场出口三个阶段。弗农（1966）以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对产业优势的转移进行了诠释，指出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并在各国之间转移，一个区域的优势产业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可能会失去其原有的优势和竞争力，对现有优势产业和潜在优势产业的培育是解决区域发展困境的有效方法。巴拉萨（Ba1assa，1977）则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比例变化的角度，指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中，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的比较优势的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发展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从而实现各自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而以KTugman、Lucas和Young等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干中学”加速一国知识的生产和积累，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途径。RomeT、GTossman、He1pman等则将技术创新纳入研究的视角，提出了内生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从技术进步的角度阐释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模式、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分工变化等，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转移。这些研究大多认为，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并强调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经验积累与比较优势的关系，明确了技术的来源和传播途径，阐释了技术创新、边干边学等经济活动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赵榄，2010）。

从国内研究情况看，林毅夫、蔡昉、李周（1995）等研究了比较优势具有的内在的动态属性，指出应通过要素禀赋的内生动态变化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具体而言，中国应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自己的发展，在通过学习阶段的资本积累，使资本变得相对丰裕，比较优势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后，再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侯高岚（2006）则提出，落后一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根据比较优势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通过利用后发优势来加快提升比较优势。张其仔（2008）认为，一国的产业升级路径由其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路径所决定。而李晓钟（2004）则通过七国的实证，得出利用、创造和提升比较优势是一国获得较多比较利益、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刘佳、陈飞翔、黎开颜（2007）认为，绝对的研发（R＆D）效率是比较优势实现动态转变的必要条件。而张小蒂、赵榄（2009）等人认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内的“干中学”效应存在积极影响，可通过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政策，以提升动态比较优势等。

但是，上述研究成果尚存在如下不足：

一是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是从某一方面就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没有把产业升级放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分析，缺乏全球化的视角；二是现有成果虽然关注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产业升级的研究，但缺乏研发与动态比较优势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其对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三是已有研究虽然也探讨了“干中学”、研发、企业家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但还缺乏把动态比较优势与研发和产业升级相结合的研究，三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促使产业升级的内生路径的理论研究较为欠缺；四是在实践的层面如何利用该理论指导一地区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研究基本空白。基于此，本课题试图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产业升级，弥补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以浙江为例，在分析浙江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对源泉及影响因素的强化等来实现动态比较优势演变的传导机制，以促进浙江省产业升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