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加快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二、浙江加快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一）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

1．产业发展的约束条件正在不断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众多产业领域中成为全球瞩目的制造中心，然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省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土地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出现全面上涨态势，原来产业发展所依托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步丧失，并正在转化成为约束条件。与此同时，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消费模式的调整，都对浙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1）要素成本上升，原有产业市场空间缩小

第一，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减弱。随着全省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而相应的医疗、保险、养老、工伤等方面的配置保障措施没有有效跟进，导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不断升温，招工难成为困扰企业的一大问题。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减少，职工平均工资快速上涨，导致制造企业直接成本明显上升。

1985年浙江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159元，到2010年则上升到41505元，年均增长15.4%，高于同期人均GDP的增速（见图6‐2）。同时，随着近几年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为主体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各项保险覆盖率大幅度提高，企业劳动力成本中所包含的社会保障费用也相应增加。可以预见，随着全省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随着劳工标准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各项法规的逐渐完善，企业的工资成本（包括劳动保障支出）不可避免地将继续上升。

第二，土地资源紧缺直接推动了土地成本上升。浙江本身就是资源小省，土地资源缺乏，随着土地的逐渐开发，其价格必然会不断上升。目前，在浙江可供开发的土地已相当有限，不少城市正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土地资源的价格依然会保持上涨的态势，土地成本上升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浙江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目前这种状况已使得浙江一些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项目无法落地，加上由于资源约束、政策限制、产业链配套、规模经济发展需求等考虑，浙江一些传统产业已出现了“抱团”转移的现象，从长期看，必将对浙江产业的发展不利。

图6-2　浙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985—2010年）

第三，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直接带来了制造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近年来，在经济持续调整增长、生产加工能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大，导致资源类产品价格全面上涨。统计显示，浙江的生产价格指数自2009年年底开始进入较快上升区间，原材料购进价格增幅明显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两项价格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高进低出”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且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幅度不断加大，企业成本管理难度加大。

第四，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仍面临融资难的困境，研发投入来源渠道狭窄，大量的民间资本活跃于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2000年左右伴随着国家房地产政策的放开，浙江许多制造企业纷纷投资房地产，此后由于制造业利润不断被摊薄，部分民营企业不得不寻找副业辅助主业，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很多民营企业不再投资实业，使房地产业由“副业”变“主业”，致使大量民间资本集聚在房地产、金融等虚拟领域，部分实体产业“空心化”严重，实业缺少发展所需资金。与此同时，2010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央行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贷款基准利率，也使得浙江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到不少影响，融资更趋困难，融资成本增加。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浙江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很多产业增长空间正在缩小。可以判断，浙江产业发展已经开始从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向以科技创新为内在动力的比较优势，这个转变过程必然会使要素成本进一步上升。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比较优势显得十分紧迫。

（2）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高消费模式的调整，对浙江乃至全国出口形成中长期的结构性制约

金融危机发生前，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带动了上游制造型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出口增长，上游制造型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又通过为欧美国家的高消费进行融资金而实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双循环”。在危机后，欧美特别是美国家庭的储蓄意愿上升，消费大幅度减少，导致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必然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极大制约。

（3）全球性温室气体减排对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伴随资源环境约束的不断加大，由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发展低碳经济，推进温室气体减排，必然将使生产过程与过去相比增加一层成本约束，付出更多的代价。然而，浙江产业以众多中小企业为支撑，而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实力限制，必将增大企业的环保投入，导致成本上升，这对正处于重工业化过程的浙江经济将有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2．其他沿海省市的发展正在超过或已经超过浙江

2004年以来，浙江在投资增速仅为全国1／2左右的情况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速却持续保持在两位数以及基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GDP增长的质量在全国也位列前三（牛文元，2011）。然而近几年浙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2011年浙江工业增速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倒数第三；二是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长缓慢。2002年，浙江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高于山东，与广东、江苏的差距也较小。但到了2011年，由于受国际国内客观环境影响，再加上欧债危机导致的出口减少，造成了浙江工业相对低增长的困窘。目前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不仅与广东和江苏的差距拉大，而且大约只有山东的39%。

（二）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新历史机遇已经到来

尽管从产业自身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国际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来看，当前浙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约束条件和不利因素在增加。但同时，浙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1．后金融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新能源技术等将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历史经验证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催生新技术的革命。综观人类历史上三次技术革命，无论是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还是以电力的发明、石化能源大规模使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和以计算机等高技术发展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都或多或少地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也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生产力，帮助世界经济从危机中走出来。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将会催生第四次技术革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将可能逐步取代信息技术，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使经济摆脱危机，进入新一轮由新技术革命推动的产业发展周期。

对此，浙江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到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如果能充分抓住机遇，基于过去几十年工业发展所积累的成熟制造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实现新技术变革、推动产业升级，浙江有可能会在一些重要技术和产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2．浙江产业发展已形成了较好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基础

首先，经过多年的发展，浙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并逐步形成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已形成和具备良好的产业升级优势和技术条件。其次，从前面的数据中可看出，目前浙江省的研发投入量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5%，而且基本形成了有利于科技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投入结构，浙江产业的技术进步已由引进和模仿逐步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再次，浙江近几年在人才引进方面力度相当大，已拥有一批研究能力较强的科技人才队伍。至2010年年末，省内科技人力资源指数达80.29，由全国第13位跃居全国第6位，R＆D人员达到20万人·年，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分别为302.91人和14.77人，比“十五”期末增长18.5%和51.95%。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分别达到6410件、47614件和60616件。同时全省引进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和省“千人计划”的海外高端人才分别为68人和167人，浙江高端人才势力渐厚。

由此可见，目前浙江产业在技术发展的各方面条件和要素上已具有较好的积累，完全有能力有实力追赶发达国家，并有望在一些产业领域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