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产业变迁

一、台湾的产业变迁

战后台湾的经济成长引人注目，就历史的连续性而言，其经济发展的轨迹应可上溯至19世纪或更早。台湾传统经济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是西力东渐所造成的。开港后的台湾被编入以西方先进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出口导向的产业因此能够比较发展。日据时期除了从事基础建设外，也着重农渔业技术的改良，并且设立了不少新兴产业。尤其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台湾成为日本南进的跳板以及一些战略物资的补给站，乃出现军需工业。这些军需工业在日本的主导之下，主要由日本民间财阀投资设厂，生产的半成品大多运往日本，作为军需产业的原材料。在此意义上，台湾为“日本帝国”军需产业垂直分工的不可欠缺的一环；尤有甚之，当时的技术依赖日本移转自欧美，台湾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并不多，这些产业技术能否短期内在台湾生根不无疑问。而煤矿业则由本土资本家与日本财阀合作发展，产品外销至华南、东南亚地区，以弥补“日本煤业帝国”不足之处。

战争末期，这些生产事业遭受严重的破坏。战后来台接收的资源委员会人士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权衡本身之利害后，取得协调，产生接收日本“遗产”使之转型为公营事业的模式。公营事业是当时政府推展“计划式自由经济”的重心之一。中央和地方当局再三角力后，采取国省合营、国营和省营的模式。其中，以国省合营的方式经营碱业，而铝业则属于国营，煤矿公司却为省营。我们无法确切地解释造成此结果的各种因素，但可能的主因是由于碱业的基础在盐业，而台湾盐田面积广阔，盐工甚多，食盐和工业用盐在日据时期皆属专卖，市场固定，和砂糖一样，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必争的资源。相形之下，铝业是新兴产业，资委会为发展炼铝和铝金属加工事业而接收设立台湾铝厂。^[1]煤炭虽是当时最重要的能源，但中国煤产丰富，所以由台湾省自己经营即可。

战后初期各生产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本省人，待遇较低；高级技术或业务人员中，外省籍占大多数，待遇较高，难免引起前者反感。^[2]台铝和台碱的产品在1949年以前都以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为主要销售市场，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两种台湾产业是资委会大中国工业发展蓝图和市场供需机制中的一部分；并且在不考虑自国外进口的前提下，以台湾当时的技术水准和水力、电力、煤炭、蔗糖副产品等资源而言，碱业与铝业的确是全中国不容忽视的工业。主事者希望以此为基础，配合大陆的原料、自然环境和市场，进一步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与航空工业。因此就殖民地型产业分工结构而言，显示出战前到战后台湾工矿业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企业组织型态从民营转变为公营的断裂性。从产业本身的技术层面来说，不可讳言的是自战前到战后有所断裂；但战后工厂内技术不纯熟的台湾人却似乎仍延续着战前的处境。

近代台湾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固然政府政策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外资（包括日据时期的日本资本和战后初期的美援）则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技术革新与产业转型具有相当高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民间的经济活力及其成果亦为推动台湾产业发展的助力之一。众所皆知，自清末台湾经济因开港而产生质与量的变化开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营企业的出现为止，基本上，民间的经济活动始终是台湾经济的主要内容，诸如清末的茶糖樟脑业、日据时期的糖业乃至战后的塑料业、纺织业、信息半导体产业等。这些民营产业或曾经受到当局奖励而成长，或因缘际会全凭创业者的胆识与努力而萌芽茁壮；民营企业与公营企业并驾齐驱，同为近代台湾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固然带来相应的社会变迁，亦受当时政治社会条件所塑造。此政治社会的变迁则显示出产业发展的断裂性。

总之，日本政府在1895年至1945年间于台湾施行强而有力的近代科技性的殖民地政策，使台湾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层面都发生空前的明显变化。此变化甚至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台湾“经济奇迹”奠基于清末和日据时期，固然为顺应时代潮流，各个时期的行政当局所采取的相关政策并不一致，居于主导部门的产业亦相异，但不可否认的都受到国际情势的影响。在全球化的笼罩之下，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影响着各种商品的命运，也因而操纵了相关产业的兴盛与衰微。换言之，20世纪台湾产业的兴衰与世界市场的相关性极大。

接收自日本的公民营企业，既然是战后初期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推手，因此研究它们的兴衰历程，成为了解台湾经济发展的适当取径。一百多年来的台湾，历经了三个阶段，因移民、占领者以及现今当局的努力，而有傲视世界的经济成就，为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较为成功的案例。因此就产业部门而言，政权的转移并不绝对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性。换言之，被日据时期的经济“遗产”，如何在战后被重整与蜕变的过程，或许是评价台湾乃至东亚世界地位之钥，因此台湾研究并非狭隘的海岛历史研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