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对外贸易的变貌

时间：2023-06-1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二、台湾对外贸易的变貌19世纪中叶台湾对外开放通商后，除了继续维持与大陆间的两岸贸易外，对他国的贸易亦快速成长，再现荷兰、西班牙、明郑时代的盛况。[14]由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当时台湾的对外出口贸易是配合着日本的政经政策而变化的。原资料为《台湾贸易五十三年表》。图2　1896—1944年台湾地区对外贸易进口值图资料来源:表2。

二、台湾对外贸易的变貌

19世纪中叶台湾对外开放通商后，除了继续维持与大陆间的两岸贸易外，对他国的贸易亦快速成长，再现荷兰、西班牙、明郑时代的盛况。至日据时期，贸易因生产力的提高而进一步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外贸虽一度衰落，但自20世纪50年代后，经济迅速发展，贸易大幅扩张而成为世界性的重要贸易国。

众所周知，清代台湾海峡两岸的贸迁往来非常密切，在被日本占据之初，台湾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仍为中国大陆；但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比重即急速上升，终于在1905年占贸易总值在50%以上；此后一直居绝对优势地位，甚至有时高达90%左右。输往日本的主要产品是米、糖、香蕉等单纯的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从日本输入台湾的则为各种工业产品，^[3]充分显示出台湾作为粮食供给地和工业产品销售市场的日本殖民地经济的特征。至于茶和樟脑，则依旧输往美国、英国及东南亚。^[4]1917年以后，煤炭亦成为外销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的主力商品，替代日本煤在这些地区的地位。^[5]此三种商品（茶、樟脑、煤炭）可以说补充了日本产品所无法外销（日本绿茶输往美国，故以台湾包种茶销向东南亚）之处，完成它们作为殖民地商品的使命。^[6]

首先，我们分析日本在台湾出口贸易上的地位。从表1和图1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表1　1896—1944年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值表　单位:千元

续　表

资料来源:周宪文:《日据时代台湾之对外贸易》，《台湾银行季刊》9:1，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印，第39—40页；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印，第344页。

原资料为《台湾贸易五十三年表》。

注:自1906年，出口大陆的数值包括旅顺、大连在内。

图1　1896—1944年台湾地区对外贸易出口值图

资料来源:表1。

（1）在1897年至1944年的近50年间，台湾的出口总值增加约20倍，其中输往日本的金额增加幅度特别大，即1944年为1897年的102倍左右。而出口总值最多的是太平洋战争前夕的1939年，为1897年的40倍；对日输出值亦最多，为1897年的242倍，是1944年的两倍以上。^[7]

（2）台湾出口贸易深受世界局势的影响，有三个很明显的蜕变点，第一个是1916年至1917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经济带来成长的诱因，^[8]在空前的好景之下，增加对台湾产品的需求，并强化台湾产品（如煤炭）对东南亚的输出。第二个转折点是1930年至1931年，因为在1929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恐慌和日本的昭和恐慌，该年年底日本物价剧跌，产业界深受打击，民生疲敝，直至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后始出现转机，经济开始复苏。^[9]所以台湾对外出口值在1930年至1931年的衰落后再度增加，而于1939年达到巅峰期，这当然与日本侵略有密切关系。1940年以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延伸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战争的扩大，台湾贸易转入下坡。^[10]

（3）日本在台湾出口贸易上所占的比重，一直持续上升，而于1930年至1938年中高居90%以上，只有日据初期（1897—1904）不及50%。^[11]

（4）同一时期，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值虽亦增加，但幅度远不及总出口值，在总出口值中的地位亦自1896年的76%降至20世纪30年代前半的3%—4%。但自1938年起，又明显地上升，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在大陆的占领区（东北、内蒙古、华北和华中）的需要骤增的缘故。^[12]

（5）至于对其他地区（日本和中国大陆之外）的出口值的波动不小，在1916年至1937年的两次大战期间的金额较大，1938年以后急速下降，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回复到1910年以前的情况，1943年至1944年却又倍增，谅必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政策下对东南亚“军需”出口的影响，但也只能维持1916年以前的水平而已。^[13]

（6）就对大陆地区和对其他地区的出口金额而言，在1907年以前，前者超过后者，1907年以后情况逆转。但1938年以后对大陆输出的增加和对其他地区的减少形成强烈的对比。^[14]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当时台湾的对外出口贸易是配合着日本的政经政策而变化的。作为被占据地，台湾地区不仅对日本提供食物（米、糖、香蕉等），更要弥补日本在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时其本国产品所无法达成“经济交流”之空隙。至于一般被占据地的“原料、资源供给地”的性质方面，由于台湾地区本身资源的限制，并没有此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台湾地区为日本提供了“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与脑力，因台湾优秀的人才往往成为日本资本“进出”中国大陆时的先锋或中介。^[15]

其次，进口贸易亦以日本为主要对象。当时台湾地区从日本输入纺织品、海产物、纸张、肥皂、火柴、罐头食物、木材、木板和肥料等工业产品，只有大豆是从中国大陆东北进口的，而鸦片亦来自大陆，亦有些化学肥料分别自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先进国家输入。^[16]相较于出口商品的单纯与集中于某些货物，进口商品显得种类复杂，或许象征着当时台湾尚属农业社会，却又逐渐步向现代化的过程。^[17]

再者，从表2和图2来观察日本在台湾进口贸易中的地位:

表2　1896—1944年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值表　单位:千元

续　表

资料来源:周宪文:《日据时代台湾之对外贸易》，《台湾银行季刊》9:1，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印，第49—50页；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6页。

原资料为《台湾贸易五十三年表》。

图2　1896—1944年台湾地区对外贸易进口值图

资料来源:表2。

（1）在这将近50年间，台湾地区的进口总值约增加10倍，最多的是太平洋战争前夕的1940年，为1897年的29倍多。而从日本进口的价值则约增加32倍，进口值最多的也是1940年，为1897年的114倍左右。换言之，和出口贸易相似，从日本进口贸易值的增加幅度远超过进口贸易总值的增加幅度；但进口贸易总值的增加幅度不及出口贸易总值的增加幅度，从而产生巨额的顺差。

（2）进口贸易亦与世界局势有关，第一个蜕变点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转折点则为1930年至1931年的恐慌期，1932年以后则持续成长，而于1940年达巅峰期，此后亦因战争的延长而萧条，但1944年仍高于1925年以前的金额。而该年的出口贸易值则远超过1934年以前。

（3）台湾地区从日本进口的价值增加甚多，使日本在台湾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一直上升着，而于1932年至1943年高居80%以上，但不若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之高（90%以上）。然而亦只在日据初期（1897—1904）不超过50%。

（4）同一时期，大陆对台湾的进口贸易值虽增加，幅度却不大，在总进口值中的比重自1897年的45%左右，下跌到1937年至1941年的8%上下。由于台湾大量进口的鸦片和大豆均来自大陆，所以相形之下，大陆在台湾进口贸易上的地位远高于在出口贸易上的地位。

（5）至于其他地区的进口值，于1912年以前皆维持在20%以上，1901年以前甚至高于30%，1896年的金额亦比大陆多。而1912年至1930年之间的比重皆在15%左右，与大陆的比重不相上下，但30年代初期以降则大幅度降低，实际金额亦减少，显示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在台湾推行工业化的某种程度的成功及自日本本国产品进口替代的奏效。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更与欧美地区断绝交通，与东南亚的交易亦受阻。

（6）就自大陆地区和自其他地区的进口值而言，大致来说，1930年以前，来自大陆的商品总额略少于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值。1932年以后，前者的增加幅度远远超过后者的减少幅度。但由于来自日本的进口值扩大得更快，所以两者的比重皆多少下跌。1939年以后，自大陆地区的进口明显增加，大概是日本占领中国大陆大部分地方的影响所致。严格而言，应属自日本所进口的。^[18]

总之，相对于出口商品之集中于米、糖、香蕉与煤炭等农产品和矿石，进口商品显得多样化，但大多系既成的工业产品，只有鸦片是特殊的进口商品，而且来自台湾海峡的彼岸。在日本厉行禁吸鸦片、中国大陆亦禁烟的时期，属于日本占据地、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却仍源源不断地流入鸦片，难道这是“历史的延续性”吗？^[19]

就对外贸易收支而言，如表3所示，在将近50年间，除了1897年至1908年是入超外，台湾维持着巨额的顺差。由于出口贸易成长的幅度大于进口贸易的幅度，所以出超的数值增加得很迅速。而出口贸易总额的80%、进口贸易总值的70%以上是对日本贸易（甚至有高达出口的90%和进口总值的80%的时期），因此可以说对日本是一直保持着出超的情形。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台湾在日本占据当局的政策之下，每年出口大量的糖（其数值占出口总值的40%以上）、米（占10%以上）、香蕉（占5%左右）等农产品到日本本土，而换取日本工业产品的同时，也从其他地方输入大量大豆、肥料、鸦片的缘故吧！进口贸易的多地区化或许意味着当时当局只着重于尽量榨取台湾地区丰富的农业资源，并配合本国的政策，推销其他殖民地的商品到台湾地区，以增进日本帝国整体的利益。^[20]

表3　1897—1944年台湾对外贸易收支表　单位:元

续　表

资料来源:周宪文:《日据时代台湾之对外贸易》，《台湾银行季刊》9:1，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印，第34—35页；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9页。

原资料为《台湾贸易五十三年表》。

这种依赖日本的贸易型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暂告终止，但是战后台湾地区仍然是依赖对外贸易以创造经济奇迹。

【注释】

[1]资源委员会台湾铝厂:《为检奉本厂组织规程系统表各一份》，1950年4月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资源委员会台湾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以下简称“资委会档《台湾铝厂》”），编号24-14-34-1-1。其技术人员最初虽系留用的日本人，但1948年以后大多是毕业自中国各大学乃至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大陆籍人士，只有少数台南工学院（或工业专门学校）、台北工业学校（或台湾省立工学院）和台湾商工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助理工程师。见资源委员会台湾铝厂:《资源委员会台湾铝厂职员名册》，1950年10月，资委会档:《台湾铝厂》，编号24-14-34-3-1。

[2]陈华洲:《光复一年半来台湾省公营生产事业之总检讨》，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共党研究中心”典藏资料，1947年4月，第20—21页。

[3]周宪文:《日据时代台湾之对外贸易》，《台湾银行季刊》9:1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第38页；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343页。

[4]林满红:《光复以前台湾对外贸易之演变》，《台湾文献》36:3.4，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5年，第57页；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3页。

[5]陈慈玉:《日据时期台湾煤矿业的发展》，载《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年，第391页；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3页。

[6]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3页。

[7]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3页。

[8]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二重构造》，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第83—95页；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印，第343页。

[9]林明德、陈慈玉、许庆雄合著:《日本历史与文化》，台北空中大学1992年印，第374—378页；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3页。

[10]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3页。

[11]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3—345页。

[12]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5页。

[13]黄富三、陈慈玉:《第六章商业的发展》，载《台湾近代史·经济篇》，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