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军需工业的萌芽与初期发展

三、战时军需工业的萌芽与初期发展

企划院制作生产力扩充计划时，也评估了朝鲜、台湾地区和库页岛等被占据地区的生产力，在1939年所提出的计划中，与台湾有关的产品及其在日本帝国中的地位如下:工业盐（100%）、无水酒精（32.9%）、铝（24.3%）、纸浆（4.7%）、金（3.4%）。^[15]

这几种产品当时在台湾已经设厂生产，并且成绩颇佳，所以生产力扩充计划才会将之列入考虑的范畴，以下分述之:

1.工业盐

工业盐的制造在日据时期的发展，如第一章第三节所析论，在此不再赘言，只强调当时已从传统制盐业转型成为碱氯工业。

2.无水酒精

无水酒精是乙醇浓度高达99%以上的一种酒精，无水酒精为动力之源，其重要性几与石油相等，各国皆曾以酒精为液体燃料，或与汽油掺和使用，以弥补油产之不足。^[16]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的1938年，日本帝国的酒精产量约36万公石，几乎全部是在台湾用糖蜜制造出来的，其中日本本国仅需要18万公石，其余的一半都出口到中国大陆。相形之下，当时只年产3 608—5 411公石左右的无水酒精，主要供给化学工业之用。^[17]

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体验到液体燃料的缺乏，于是开始研讨以酒精取代汽油的可能性，发现在汽油中混入20%左右的酒精后的能率，反倒比只用汽油来得良好。而为了使汽油和酒精能够完全溶解，则需要含水量少、浓度高的酒精，于是，作为燃料的无水酒精的重要性乃因此提高。^[18]

日本帝国对于汽油的需求量在1929年约505万公石，1939年增加到1 263万公石以上，其中95%用作汽车的燃料，其余供给飞机和化学工业。在生产方面，仅年产需求量的10%而已，故对进口油的依存度非常高，所以为了国防和平衡国际收支，帝国第70次议会于1938年通过挥发油及酒精混用法案和酒精专卖法案。^[19]

日本在台湾早就施行酒的专卖法，制造酒精的主要原料是糖蜜，这是台湾新式制糖工业的重要副产品。台湾之有此工业，以1908年，台湾制糖株式会社（台湾制糖公司）在桥仔头创立酒精工厂为嚆矢。^[20]嗣后各制糖公司相继设立酒精工厂，到1943年，共有45所，生产量高达758 207公石，占日本总产量的90%。^[21]

在1935年以前，台湾酒精工业的制品主要为含水酒精，其后由于日本当局希望液体燃料能够自给，而无水酒精可与汽油混合使用，故台湾的酒精工业致力于无水酒精的制造。在1935年，日本每年无水酒精的增产目标为320万公石，对台湾的期待是100万公石。当时糖蜜原料渐渐不足，故经糖业试验所的研究后，直接使用甘蔗汁做原料。^[22]在1939年1月内阁会议所决定的《生产力扩充计划要纲》中，则希望到1941年能增产无水酒精13倍强，^[23]如前所述，台湾的比重占32.9%。由于原料糖蜜增产有限，所以经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的牟田邦基数度实验后，发现倒可以从台湾盛产的甘薯中利用发酵法来提炼无水酒精。^[24]

表2-1　1938—1947年台湾无水酒精增产计划表　单位:公石

资料来源:魏嵒寿、茅秀生:《台湾之发酵工业》（台北:台湾银行1952年印），第19页。

注:（1）甘薯每年用量为240 000 000公斤。　　　　　　　　　　　

　 （2）原数据为日石，容量1日石=1.803 9公石，1公石=100公升。

实际上如表2-1所示，到1945年为止，无水酒精仍然以糖蜜和甘蔗汁为最主要的原料，因为每60公斤的糖蜜可生产无水酒精15.5公升，而每60公斤的甘薯只能提炼无水酒精7.2公升左右。据南清酒精工厂的记录，制造1 000美加仑（37.85公石）无水酒精所消耗的原料量为:脱水剂0.6加仑，糖蜜14.6吨，煤4.1吨，水80 000仑，苛性纳0.12公斤。^[25]换言之，无水酒精工业的兴起，增加了对于煤炭和工业盐的需求。

再者，当时无水酒精的实际产量如表2-2所示。

表2-2　1941—1950年台湾含水酒精与无水酒精生产量表

资料来源:魏嵒寿、茅秀生:《台湾之发酵工业》，台北:台湾银行1952年印，第47页。

由表2-2可得知以下的讯息:

（1）1942年的无水酒精产量达到一巅峰，该年的产出是前一年的1.74倍；如与表2-1相较，仅达到预计生产量的47.85%而已。

（2）无水酒精产量虽在1943年降低，但是含水酒精的产量却大增，因此酒精总产量增加。而1944年的含水酒精产量虽略增，但无水酒精产量大为减少，所以总产量只有前一年的82.27%而已。

（3）相对于表2-1的生产计划中无水酒精持续增加的状况，可知实际上的成果远远落后于生产计划。

3.铝

相对于制盐业和酒精工业，铝业可以说是当时的新兴产业，而且主要是利用电力，所以和煤炭的关联性似乎不大。日本三菱财阀于日月潭水力发电厂完成之后，在1935年创办了资本6 000万元的日本铝业公司。先在高雄设厂，1939年又在花莲兴建工厂，并于1941年开始生产。该公司从荷属东印度的平坦岛（Bintang）和中国进口铝矾土，^[26]来冶炼铝锭，并全部运回日本加工制造成品，成品再被运回台湾销售。^[27]因此就此意义而言，台湾确确实实是扮演了提供原料给日本，而且消费日本的工业产品的殖民地角色。

由于铝可用于飞机的机体，是重要的国防战略物资，故战时对于铝的需求增加。日本一向仰赖进口，在1937年才开始从铝矾土生产铝，1939年成立国策性质的日本轻金属公司后积极生产。但翌年加拿大等国禁止出口铝，所以日本铝的供给量顿减，导致机体制造的停滞。^[28]因此日本当局乃针对民需部分（如锅、饭盒、水壶、热水瓶等）采取配给。台湾也顺应日本的方针，于1941年设立台湾家庭必需品株式会社（资本65万元），以实施《台湾铝制家庭器物配给统制要纲》，使铝制品的进口和销售能够一元化。^[29]

日本铝业公司高雄厂战时最高年产量是铝锭12 000吨，占日本总产量的8.5%左右，1945年3月因轰炸而停工。^[30]战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该公司，改名台湾铝业公司。1947年11月恢复运转，该年资源委员会的美籍顾问史龙（S.Trone）前往高雄实地勘查，发现产品不甚理想。他估计，以1948年生产目标4 000吨为准，每吨生产成本是421.8美元，所需原料包括:铝矾土20000吨、苛性碱1 000吨、焦煤2600吨、沥青650吨、冰晶石480吨、煤15 000吨和电力12 000瓩。^[31]换言之，炼铝时虽然电力是最重要的动力，但仍然需要大量的煤与焦煤，也必须使用苛性碱，所以当然铝业的新兴或多或少影响到煤炭的内需市场，并关系到台湾盐业的转型，而盐业的转型意味着对燃料资源依赖性的提高。

4.纸浆

纸浆是造纸和制造人造丝的原料，在前述日本帝国的《生产力扩充计划要纲》中，提出到1941年，制纸用的纸浆能较1938年的产量增加20%，同时增加3.5倍的纸浆以为人造丝的原料。^[32]

根据1938年版的日本化学工业年鉴，世界上主要生产木材纸浆的国家是美国、加拿大、瑞典、德国、芬兰、挪威和日本，产量超过1 500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而主要的纸浆供给国则为瑞典、芬兰、挪威、德国和加拿大等居于北半球北部针叶树林带的国家。当时日本的产量虽是世界第七位，但消费量则居第五，仅次于美、加、德和英国，象征着其纤维工业的显著发展。^[33]

至于造纸工业方面，日本的产量是世界第五位，消费量则为第四位。再者，日本的人造丝制造量于1936年凌驾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换言之，当时日本从外国输入纸浆，加工做成人造丝以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地，由于其附加价值高，所以有助于改善国际贸易收支，^[34]对于外汇需求殷切的日本而言，人造丝工业的更加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进而言之，造纸工业和人造丝工业的成长刺激了日本对于木材纸浆需求的增加。其中，从1913年到1936年，造纸业方面纸浆的消耗量增加了73%，1936年的消费高达90万吨左右。而人造丝用纸浆的需求量也从1918年的59吨，剧增3151倍到1936年的185972吨。并且在1936年的1 128 586吨的纸浆消耗量中，日本帝国仅能生产71%的802 565吨而已，^[35]其余的三成左右非依赖进口不可。

在企划院提出的纸浆增产计划中，估计1942年度对纸浆的需求量为170万吨，其中日本本土约有135万吨的生产力，并能从满洲国输入30万吨，不足的5万吨则取自海外；至于生产170万吨纸浆所需的木材则高达2 000万吨左右，而届时即使滥伐，出材量亦只有1 386万吨。^[36]显示出日本严重的木材纸浆资源贫乏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当局乃研究利用制造蔗糖时所产生的甘蔗渣来获取纸浆，以取代木材纸浆。于是希望台湾能够生产30万吨的纸浆。^[37]

甘蔗渣素来用作糖厂的燃料，而日本人铃木梅四郎早于1917年即开始在台南制糖会社宜兰工场的附近，引进日本的造纸技术，利用廉价的煤炭为燃料，以蔗渣为原料开始从事造纸事业。此后，在台湾的日本糖业资本以造纸为副业，经过一连串的试行错误，仍然没有显著的佳绩。直到1933年，由于日本人荻原铁藏技术开发的成功和造纸企业家大川平三郎的投资，台湾造纸业才进入平坦之道，并且各制糖公司也纷纷投入纸浆工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大川所拥有的台湾兴业株式会社（1936年成立，资本800万元，设厂于罗东）、台湾纸浆工业株式会社（1938年成立，资本1 000万元，由大日本制糖、昭和制糖、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投资，厂址在台中州）、新日本砂糖工业株式会社（1938年成立，资本2 500万元，由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投资，1939年改称盐水港纸浆工业株式会社，厂址在台南州新营、花莲和溪州）。^[38]

在日本当局有计划的增产之下，台湾的纸浆产量从1939年的2 005吨，速增至翌年的14 818吨，1941年又倍增至30 830吨，而于1942年达到巅峰的32 940吨，^[39]仅仅达到当初计划的十分之一而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各主要纸厂因遭受盟机猛烈轰炸，破坏极重，以致生产几乎完全停顿。^[40]

5.黄金

黄金是台湾地下资源中除了煤矿之外，蕴藏量比较丰富的，而且早于19世纪即已开始采掘。如表2-3所示，黄金年产量在1904年至1917年之间曾有150万克，此后递减，进入1930年代以后才又呈现出剧增的现象。当时最主要的经营者是在台湾北部九份地区的台阳矿业株式会社和金瓜石武丹坑地区的金瓜石矿山株式会社，前者为台湾本土资本家颜云年和三井财阀所投资，后者纯系日资（1933年改名台湾矿业株式会社）。^[41]

表2-3　1898—1980年九份、金瓜石等地区黄金产量表　单位:克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资料来源:（1）吉永勘一郎编:《瑞芳矿山概况》，台湾台阳矿业株式会社瑞芳坑场，1933），第7—9页。

（2）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编:《台湾之金》，台湾银行1950年版，第49—51、53—54页。

（3）台湾矿业史编纂委员会编:《台湾矿业史》，台湾省矿业研究会、台湾区煤矿业同业公会1969年印，下册，第1091—1092页，《台阳矿业瑞芳金矿历年金产量统计表》；第1100页，《台湾金属公司金瓜石（日矿）经营时期生产矿砂暨产品统计表》；第1101—1102页，《台湾金属公司光复以来历年产品统计表》。

（4）台湾矿业史编纂委员会编:《台湾矿业史续一》，（台湾省矿业研究会、台湾区煤矿业同业公会，1983），第432页，《台阳公司瑞芳矿业所历年金银产量及员工人数统计表》；第446页，《台金公司历年金银铜生产量统计表》。

（5）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中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具落的变迁》，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年印，第139—140、147—148页。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矿业株式会社合并了台湾矿业株式会社，日本政府于9月颁布产金法以配合军需，此为奖励生产黄金之基本法令，11月台湾开始实施产金奖励制。^[42]

在奖励产金的政策之下，金矿之探勘、采掘、捣碎和冶炼等新工程设备，均可领取巨额补助金。并且当局禁止黄金自由买卖，由台湾银行全权负责收购黄金，每公两补贴52元（公定价格是142.31元，故补贴为公价之36.5%）。于是台湾产金量达到巅峰，日本政府陆续在台收购黄金高达70吨，台湾总督因此得到日皇的颁奖。

再者，为了增产，1939年日本产金振兴株式会社（1938年成立）和台湾拓殖株式会社（1936年成立）各出资一半，成立台湾产金株式会社，调查基隆河流域和双溪流域的矿床，预定在七堵附近试锥，并在擢基黎溪采金，亦勘查台东海岸、台东纵谷之奇莱和卑南两河流之砂金。但成绩皆不佳，乃于1943年停工。

此时，九份矿区的主脉已采掘殆尽，黄金产量开始减少，包工逐渐星散，而且精壮员工亦被占领地当局征召服劳役，劳工严重缺乏。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以后，国际贸易中断，黄金已非交易手段，殖民地政府乃于1943年指示台湾电力公司收购台阳矿业的氰化厂、架空索道，交由海军使用，故该金矿全面停止生产。金瓜石矿山亦被迫停工。1944年根据《台湾决战非常措置要纲》，强行征用现代化选矿设备，^[43]五十年前的一大金山在战备风云的笼罩下化为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