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军需工业的蜕变

四、战后初期军需工业的蜕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日本同时也失去占据台湾的基础。半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于9月1日和20日分别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和《台湾省组织条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10月5日于台北设置台湾省前进指挥所，接着，行政长官公署在25日通告任陈仪为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随即开始办理接管工作。^[44]上述军需品生产工厂陆续被以各种方式接收。^[45]

1.工业盐

如第一章所述，工业盐在战争期间被制造成为碱氯，中日战争结束以后，经过了三个月，1945年11月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在台湾成立电化业监理委员会，开始监理南日本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钟渊曹达工业株式会社与旭电化工业株式会社等制碱工厂。到1946年5月1日，资源委员会和行政长官公署合资组织台湾省制碱有限公司，1947年初又改称台湾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碱”）。^[46]台碱主要产品烧碱的最大需求市场是海峡对岸，所以随着时局的转变，台湾碱氯工业进入困境。换言之，1945年以前的台湾本身市场不大，资源亦不丰富，以碱业为主的台湾地区军需工业是在“日本帝国”的经济体制下始能维持；战后日本成为一片废墟，台湾工业的复苏仰赖中国的原料供给和市场消费，一旦大陆原料和市场失去，台湾工业即受严重打击。^[47]

台碱在台湾的大用户是台湾铝业公司和台湾纸业公司，两者在此时亦皆减产，所以对烧碱的需求大减。而如表1-9所示，台碱公司的烧碱和盐酸产量在1949年开始减少，1950年低降到谷底。但此情况在1950年代初期有所变化，首先，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援的恢复，促进台湾工商业的发展，增加烧碱的内需市场；其次，味精的生产方法改进，导致盐酸需求剧增，必须大量利用氯气。再者，台湾纸业利用甘蔗渣制造纸浆，亦需要氯气。因此台碱公司烧碱产量大增，在1964年达到巅峰，^[48]并且，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扩产PVC塑料粉，亟须氯气，所以当年氯气的使用率高达98%。^[49]但这是民间市场的需求刺激了以工业盐为基础的碱氯工业的发展，^[50]工业盐已是非常重要的军需物资了。

2.无水酒精

战后，台湾糖业公司自日本人手中接收酒精工场15家，又由丁醇工场改装者有2家，共计17家。因盟军轰炸破坏，残缺不全，经拆迁整建后，复工生产，包括台中、南投、溪湖、苗栗、虎尾、龙岩、蒜头、南靖、新营、总爷、桥头、屏东、花莲及台东等14家，合计每日产能290公秉。^[51]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汽油缺乏，酒精供作动力燃料；战后汽油供应充裕，动力用酒精逐步减产，改产饮料或工业用酒精，供应公卖局再精制后作为酒品原料或药用酒精。为配合市场需求，自1959年起停止生产无水酒精。1962年以后，酒精需求量日趋稳定，乃择定7家常年开工，即虎尾、南靖、蒜头、麻豆、屏东、台东及花莲等，年产量合计约21 000至27 000公秉。鉴于环保意识日益强烈，放流水排放标准日趋严格，而酒精工场废水污染环境问题不易解决，1976年将虎尾及南靖两工厂之设备迁并至新营副产加工厂，同时关闭麻豆及台东两座规模较小的工场，蒜头工场则暂行停工。因此，该年后仅新副、屏东及花莲等三家工场开工，由于效率高，日产量达到以前7家工场开工之总产量，^[52]但是无水酒精从60年代开始就已经消失于台糖的生产线。

3.铝

1945年12月，资源委员会在台湾成立台湾电冶业监理委员会，派员分赴日本铝业公司高雄、花莲两家工场和台湾出张所（办事处）。当时各处曾迭遭轰炸，凌乱不堪，监理人员监督日人整理房屋机器、盘点材料成品，并编造清册，同时修葺宿舍，使员工得以安栖。到1946年4月1日，台湾电冶业接管委员会成立，奉命接收三处资产。5月1日设置台湾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铝”）筹备处，于7月1日正式接收。^[53]

台铝成立后，初步工作是集中力量修复被损毁的炼铝设备，使其复工生产。第一期计划为年产铝氧16 000吨，铝锭8 000吨。^[54]其中花莲工场早于1944年因水力发电设备被大水冲毁而停工，嗣后复遭盟军飞机轰炸，重要设备悉被破坏，故不可能修复。台铝当局乃决定把可利用的设备和物资搬运到高雄工场，集中全力修复该工场。^[55]

台铝继续留用51名日籍技术人员，配合陆续自大陆来台的曾经留学美国与德国而有相当工作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以及原有的台籍工人，从事重建工作^[56]，当时修缮设备与重新开工是同时进行的。首先，在铝氧制炼设备方面，该部门的设备分贮矿场、粉碎、混合、蒸煮、澄清、析出、煅烧、蒸发等工场与铝氧贮仓等九个部分，虽然遭受盟军飞机轰炸而致损坏的比例相对不大（20%左右），然停工经年，颇多锈蚀，且沉积其中的红泥、氢氧化铝、氧化铝等数量庞大，故清理工作远较修复工作艰巨。当时限于人力财力，优先修复煅烧工场。在1947年11月底，煅烧炉先行开工，将积存于仓库受潮的氧化铝回炉重烧，供给刚修竣的电解工场电解成铝锭。到翌年2月，铝氧制炼设备全部恢复，纳入正常生产行列，当时的生产能力是年产16 000吨；但日据时期的目标是42 000吨，^[57]故可以说并未完全复原，但在短期间内能于废墟中有如此的重建成果，亦值得肯定。

其次，在电解纯铝设备的修复工程方面，高雄工场原有二家电解工场，其中第二电解工场损坏甚多，而供应该厂的变电所亦被炸毁。故台铝当局决定先修复第一电解工场，计分电解、熔解、电极、水晶石回收和修整等生产单位。大致而言，自1946年7月开始修缮工作，先进行建筑物的整修，“二二八事件”后始进行改造电解炉；到1947年11月底，第一批电解炉18座开始送电烘炉，12月正式恢复生产。以后逐步修复其余的电解炉，到1952年底完成全部152座的整修工作，可年产铝锭8 000吨至9 000吨。^[58]

除制炼铝氧和纯铝的设备外，在1948年修复的其他机器包括:供电配电变电设备、火力发电设备、供水设备、冷却设备等，并且请台湾省建设厅协助修竣大贝湖工业给水设备，以谋求能迅速复工。^[59]

战后初期台铝的铝锭产量并不大，与其原料和市场的局限性有关。在原料方面，如前所述，日据时期大部分来自荷印平坦岛。台铝复工之初，除了先利用既有的存货外，还接洽海牙荷印吧城公司继续供应。^[60]同时在福建省漳浦县发现铝矿，该公司即于1947年商请资委会所属矿产探勘处会同地质学专家前往勘察，据估计在该县东吴山和将军澳两地约有50万吨的储量，而且质量优良，与荷印铝矿相似，并于金门发现矿质较差的铝矿。故该公司在1948年7月成立闽南铝矿工程处，先于金门作业半年，采得矿砂7 476吨。因矿藏不丰，在1949年开始到漳浦县采掘，半年之内共得5 420吨矿砂。该地区港湾狭窄，暗礁丛生，交通不便，运输成本甚高，先后只运送了1 223吨的矿砂到高雄（约挖掘量的22.6%）。后来时局不安，开采及运输工作遂告终止。^[61]

再者，台湾铝锭的销售市场也很有限，由于往昔台湾铝业是因应日本的要求而出现的，所产铝锭都运往日本制造成军需用品。如今台湾尚无铝加工厂，大陆的轧铝设备亦有限。因此台铝公司成立之初，即认为铝业必须具备加工设施，使炼铝与加工成一整体，方能有经济效益。故该公司在1948年春开始计划设立年产铝片1 200吨的轧片厂，自行设计并制造轧机（如表2-4所示），翌年冬安装竣事，加入生产。此外，该公司又与六十兵工厂合作，将日本人赔偿的轧机安装于台铝轧片厂内，除轧制铝片外，并为兵工厂轧制铜片。但此种赔偿物资非常陈旧，所生产的铝片不适于市场需要，故于1955年扩充轧片设备之际，归还兵工厂。^[62]

战后初期铝锭的主要销售市场是上海，1949年5月中共占领上海，市场顿受影响，而轧片厂在9月已部分装备完成，故只能以各种铝片营销台湾境内。其中，波型片供房屋建筑材料，平片供民营铝器制造工厂制造家用铝器。后来又为台湾银行制造二角辅币所需之薄片。其铝片产量自1949年的107吨骤增12倍多，到翌年的1 295吨。其需求市场亦随着铝片的多样化而逐渐扩大。^[63]

民营铝器工业在战后有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这主要是因为台铝公司为推广销路，积极提倡加工技术的缘故。在该公司尚未生产铝片之前，民营铝器工厂只有翻砂设备，系利用飞机废铝，熔铸翻砂铝器，营销市面，但质量粗劣。到1949年台铝的铝片问世后，可供民营工厂制造成饭锅、水壶、茶盘、瓶盖、烟盒等家用铝器和厨房用具。因此，全台民营铝器厂自1945年的3家，^[64]骤增至1949年底的65家和翌年底的84家，其自台铝公司所购买的铝锭铝片数量则自1949年的539吨约倍增到1950年的963吨，^[65]各占该年度总产量的37.98%和31.51%。

另一方面，铝片的生产增加了台铝赢利的可能性，因为1949年年底的铝锭成本约每吨新台币4 000元，而与售价相近；但加工成铝片后，成本虽增至5 000元，却可以6 000元的价格出售。^[66]而如再制成各种器皿，则附加价值将更高，所以台铝公司在1950年底得到资委会拨借新台币55万元，添置设备开始制造铝器。唯由于民营厂商大增，故台铝产量一直不多。^[67]

进而言之，当时台铝在业务上着重于军事用铝的推广，1950年承制的军需业务共约300万元，占其营业收入的20%左右，订货机关有急造营房委会、联勤工程署、军需署与各兵工厂、海军总部、陆军总部、守备司令部、装甲司令部、空军第三飞机厂等。其次，公营事业也是其主顾，除了前述的台银辅币的制造外，公路局新车用的铝椅、公卖局的烟丝箱、菠萝罐头和铝片瓶盖等。^[68]换言之，民营铝器厂固然是该公司所积极扶持的对象，但军方和公家机构仍是主要需求者，在垄断铝锭生产与主要分配网络的前提下，该公司乃得以生存与发展。

表2-4　1936—1968年台湾铝锭及其加工品产量表　单位:吨

续　表

资料来源:（1）1936—1945年:台湾省工业研究所编:《台湾省经济调查初稿》，台湾省工业研究所1946年印，第356—357页。

（2）1948—1952年:林钟雄:《台湾之铝工业》，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之工业论集卷四》，台湾银行1968年印，第77页。

（3）1953—1968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之“国营事业司”台铝档案，编号35-25-15-74、35-25-15-30、35-25-15-24、35-25-15-25、35-25-15-26、35-25-15-45、35-25-15-75、35-25-15-44、35-25-15-27、35-25-15-28、35-25-15-29。

4.纸浆

战后所有日人经营的工厂，由政府接收，予以全力修复，并将较具规模的罗东的台湾兴业株式会社、新营的盐水港纸浆工业株式会社、台中大肚台湾纸浆株式会社、士林的台湾制纸株式会社、小港的东亚制纸会社等五家纸厂，于1946年5月合并组成公营的台湾纸业公司，其他小厂则陆续标售民营。嗣因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以及鼓励民营工业发展的政策，乃将四大公营企业转售民营，台湾纸业公司即为其一，于1955年3月正式转售民营，两年后因经营不佳，乃将各厂再行分售经营。罗东纸厂改属省营中兴纸业公司，小港纸厂改属台湾水泥公司，士林纸厂独立为士林纸业公司，新营、大肚二厂仍留属台湾纸业公司。^[69]

另一方面，1953年起，当局施行进口替代政策，连续实施四年经济建设计划，造纸工业亦为重要发展计划之一，蒙受辅导扶持甚多。第一、二期四年经建计划期间，赖美援资助，陆续整建扩充原有各纸厂，亦纷纷设立新厂如宝隆公司林内纸厂、立达公司竹南纸厂、永丰原公司乌日纸厂以及中国纸厂等。20世纪60年代当局开始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因此第三、四期四年经建计划期间，在保护工业政策下，小型纸厂年有增加，纸张产量平均年增13%，纸板年增20%，但因一般生产规模不大，经营效率改进缓慢，以致产品内外销均甚困难。第五期四年经建计划期间，当局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文化纸张因而需要激增，加以香蕉输日改用纸箱，促使工业包装用纸配合改进。1970年，中华纸浆公司建成，大量生产阔叶树木浆；随后，永丰余公司扩建铜版纸及涂布白纸板设备；台纸公司添建高速大型造纸机；宏康、华成、正隆以及史谷脱公司等新建工厂陆续开工。此等簇新设备，不但增加了国产纸的种类及产量，并能提高质量，^[70]意味着造纸工业进入新境界。

在纸浆生产方面，生产工厂可分为两种，一为纸厂所生产，全部为继续加工成纸及纸板，因无法获得正确的生产资料，故生产统计内均未有列入，仅能从生产成品及纸浆进出口数量加以估计；一为专业纸浆厂所生产，有正确的产量资料。台湾专业纸浆仅有台湾纸业公司新营纸厂一家，其产量在1961年前仅在20 000吨左右，1961年后由于该厂设备的扩充及原料蔗渣的供应充分，产量有大量的增加，至1964年已增至36 000余吨，较1959年增加近一倍；其每年生产量如表2-5所示。

表2-5　1946—1950年台湾专业纸浆厂纸浆生产量表　单位:吨

资料来源:台湾“经济部”:《台湾生产统计月报》。转引自叶仲伯:《台湾之造纸工业》，《台湾银行季刊》第16卷第3期，1965年7月，第163—177页。

至于纸厂所产纸浆，据估计1959年约78 000余吨，至1964年增至123 000余吨，五年内增加56%。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纸张及纸板生产增加的迅速，纸浆需要量也有大量的增加，1964年估计需要175 000吨，较1959年的104 000吨增加近70%。以1963年为例，台湾需要的15万吨纸浆中，以木浆需要45 000余吨占30%为最大，稻草浆占四分之一，蔗浆占五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一为竹浆及废纸等。表2-6为各种纸浆需求量。

表2-6　1959—1963年台湾各种纸浆需要数量表　单位:吨

资料来源:“美援公署”:A.G.Wakeman报告“Pulp and Paper Industry of Taiwan”。转引自叶仲伯:《台湾之造纸工业》，《台湾银行季刊》第16卷第3期，1965年7月，第163—177页。

台湾所产纸浆因原料价格高昂（蔗渣除外），生产效率又低，因此成本较高，质量较差，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竞争，唯有蔗浆因台湾糖业公司对于外销蔗浆所需原料蔗渣，给予特别优待价格，同时由于台湾纸业公司新营纸厂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管理的改良，蔗浆生产成本有大量的降低，外销仍有利可图，故近年来蔗浆外销数量增加快速，1959年时仅1 000余吨，至1964年已超过18 000吨，五年间增加达13倍之多。外销地区主要为越南、南朝鲜、菲律宾及泰国，也有少量销至欧洲。1964年外销收入外汇达210万美元。

台湾纸浆虽有出口，但高级纸及工业用纸所需的木浆，岛内生产不足仍需进口，而且进口数量亦年有增加，1964年高至34 000吨，消耗外汇将近500万美元，进口的纸浆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国。

兹将纸浆的供需列为表2-7:

表2-7　1959—1964年台湾纸浆的供需量表①　单位:吨

资料来源:（1）台湾需要量及出口量，见表2-6及中国纸业贸易公司。 　　

　　　　 （2）专业纸浆厂生产量，见表2-5。　　　　　　　　　　　　

　　　　 （3）进口，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年报。　　　　　　　　　　　

　　　　 （4）纸厂纸浆生产=台湾需要+出口-进口-专业纸浆厂生产数量。

转引自叶仲伯:《台湾之造纸工业》，《台湾银行季刊》第16卷第3期，1965年7月，第163—177页。

注:①存货变动未予考虑。②系估计数。

由表2-7可知随着时间的流转，纸浆出口量与进口量的差距逐渐扩大，显示台湾高级纸与工业用纸业的蓬勃发展，也意味着纸将不再是军需品。

5.黄金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人员陆续抵台。在这段过渡期间，九份、金瓜石产金地区的秩序，呈现一段短暂的混乱状态，掀起盗金风潮。

冒险的盗金客，在日本投降之后，出没在基隆河流域的金山。但九份、金瓜石的秩序，因矿主的身份不同而有一些差异。九份矿山因为属于台人为主的“台阳”所有，盗金者投鼠忌器，行动稍稍收敛。金瓜石矿山，则系“日矿”，当地人有的或者想一吐长期受到压制的心中怨气、有的则为生活所驱，并且认为日本人既已投降，就不会干预采金行动。于是，从8月下旬起，不少人就携带武器和工具，相率入坑，进行“公开私采”。他们之中，有些是过去在该地工作的矿工，熟稔采金、炼金的一些简单方法，所以能够从私采的金矿中，获得很大利益。这一股盗金风气，促成九份、金瓜石地区短暂的畸形繁荣，一时之间，银楼林立，黄金的黑市交易活络。

11月以后，九份、金瓜石金矿的秩序，逐渐在国府接收人员监理下恢复。其中，台阳矿业公司早于战争结束后即遣散日籍员工，在国府派员抵台之前，该公司已完成改组，顺利推展业务。1945年11月9日，国府派王求定等人为监理委员，筹划复工。11月16日，派颜钦贤为台阳矿业公司筹备处主任。5天后监理结束，业务全部由该公司办理。相形之下，金瓜石矿山的秩序恢复则比九份金矿迟缓。当年底，经济部接收这个“日矿”，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共同派员监理。翌年5月，再移交资源委员会接办，成立台湾金铜矿筹备处，拟定修复、复工等工作。该矿的选矿厂曾被盟军轰炸，坑道部分浸水、崩塌，再加上日本宣布投降后盗金横行，许多机械、器材、房舍被盗或拆毁。因此，在复工时，除尽快修复重要的矿坑外，也修理选矿厂。并在1946年6月新建炼金厂，于次年6月完成，开始产金。

在砂金业方面，战后初期发生通货膨胀现象，金价上扬。例如:1946年金价为每台两12 069元（旧台币），翌年涨为84 715元（旧台币），1948年再涨至389 600元（旧台币），到1949年上半年更涨至416 000元（旧台币）。因此黄金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最佳保值资财，故原本沉寂一时的基隆河砂金业，也有一部分复工；但因获利有限，从事者并不踊跃。而在传说中蕴藏量“丰富”的台湾东部砂金，再度吸引淘金客。不过，因为当时政府对于山地行政及治安，采取慎重政策，除了若干已开采地区外，严格禁止入山在其他地区采金；对新矿区的申请，原则上概不许可。结果，盗采砂金的行动由于成效不佳和政府严禁，逐渐销声匿迹。到1949年6月，台湾币制改革后，币值及金价都呈现稳定趋势，黄金市价与官价相差无几，金矿业的经营也逐渐陷入困难。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基隆河和东台湾两个砂金矿区的探金，砂金业自此几乎停顿。

九份、金瓜石这二座光彩亮丽的金山，战后初期改制生产后，虽然继续在设备及经营管理方面力求改进，但由于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变、政府黄金政策的影响和富矿体逐渐枯竭，因此产量未能超越战前的高峰期。

政府的黄金政策，影响到黄金的生产，战后初期的基隆河砂金采掘热潮与恶性通货膨胀等有直接关系。到1949年6月，政府决心改革币制，并将金价列入管制范围。当时黄金官价每台两订为336元新台币、市价为345元。由于两者相距不多，金价尚称稳定。1950年官价调整为514元新台币，翌年再调整为830元，而市价涨至1 250元。到了1952、1953年，官价不变，但市价已飙到1 450元。官价和市价差距日益悬殊，官价有名无实。而当时的民营矿山产金，因为不能自由买卖，并且必须向当局呈报产量，所以他们所受到的损失也最严重。1954年当局虽然同意对民矿所产黄金补贴收购，但仅施行半年，就再修改办法，规定民营金矿砂金应售于银楼做饰金原料，但若制成金条，仍不许交易。这个办法，可以说封闭了民营金业产金的合法出路。此现象持续到1958年，金价才开始依照外汇汇率调整比例，但是金矿业者的收入，还是不敷成本。^[71]

在此情况下，民营的九份矿山和官营的金瓜石矿山呈现不同的命运。九份矿山自1951年开始，渐次缩小开采范围、减少出矿人数，并且遵从当局禁止转包的政策，将矿山改为直营方式。陆续收回八家中间机构承包的矿坑来自营。1957年该矿改组为“瑞芳金矿”，企求改变经营方针。但由于当局仍规定黄金不得自由买卖，并指定机构收购。使原已处于成本偏高、无利可图（黄金官价与市价相去甚远）的金矿业者，处境更加艰难。而九份矿山本身也逐渐进入衰老期，只好尽量选择富矿体开采，咬牙苦撑^[72]。

相形之下，在金瓜石矿山方面，自1948年由台湾金铜矿筹备处改为台湾金铜矿务局后，经营方式有所改变，而在1955年改组为“台湾金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扩大生产设备^[73]。继续施行“以铜养金”的生产策略，并注重炼制设备、探矿等工作，所以，改制经营后的最初10年，在金、银、铜的产量方面，都有相当突破^[7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金矿业逐渐没落，首先就蕴藏量而言，瑞芳金矿自台阳公司收回自营后，已进入衰老期，生产量无法突破，除非有新的技术或新的富矿体发现，否则，显然不能再挽回颓势。武丹坑矿山则蕴藏量有限，也没有太多希望。剩下的只有金瓜石矿山蕴藏较多，稍有一线生机。其次，从当时的国际金价及金产量来说，二次大战后，国际金价大抵维持在每盎司35美元左右，而西方国家产金量也逐年增加，再加上苏联东欧自1953年起大量输出产金，使全世界的黄金市场在1956年以后，都超过1 000吨以上的庞大供应量。国际黄金的价格因此相对平稳，台湾的金价也少有变动。但是台湾的物价却在50年代中期以后，巨幅波动。使台湾的黄金生产成本入不敷出。反之，国际铜价因为全球性的战争、动乱等因素，而频创新高。这种市场因素直接影响基隆三座金山的前景:金瓜石矿山因为蕴藏铜矿，所以能够适时在50年代初期，调整经营策略为“以铜养金”；但九份和武丹坑矿山，则只有逐渐步向废采一途^[75]。

到1979年国际金价突然狂飙，国际金价每盎司突破600美元、岛内饰金价格每两高达32000元，并持续至少半年之久，使有过采金经验的矿工和企业界人士，蠢蠢欲动，于是出现一股“采金热”。金瓜石矿藏丰富，最先受到热潮的波及，在1979年间，曾以机械设备在本山露头部分及树梅坪一带，进行露天开采。另外在同年7月礼乐炼铜厂开工，利用该矿产炼铜，但同时也在这年炼出金17 067台两、银34 900台两等金银副产品。不过，这项结果在金矿界人士看来，并不如想象中的乐观。该“采金热”，大概断断续续维持十年左右。此后，这股热潮随着金价逐渐下跌而冷却。^[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