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业发展过程

三、茶业发展过程

台湾茶叶的出口远早于香蕉，如表6-3和图6-1所示，1865年，英人多德（John Dodd）来台湾，发现台湾北部茶业质量优良，并且许多地方适合于生长，认为如能加以改进推广，前途有无限之希望，乃于翌年创立Dodd＆Co.（宝顺洋行），试办收买茶叶，为外人在台经营茶业之先驱。^[5]唯当时台湾所制茶叶，仅为粗制茶而已，必须运往福州或厦门加以精制。至1868年，德克在台北艋舺建置精制茶场以后，始免运往福州或厦门精制之劳费，此为台湾精制茶之滥觞，亦为外国资本在台湾建立厂行，长期从事茶叶经营之始。而当时所制之茶为乌龙茶。

乌龙茶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宝顺洋行曾于1869年以帆船两艘载茶284133磅，径运美国纽约，大受欢迎，此为台湾地区茶直接出口国际市场之嚆矢。于是台湾茶声价大增，外国商人遂接踵而来设立厂行，从事经营。在美国市场上，这些由厦门出口的台湾茶，因为质量佳，成为由福州出口的福建茶之难与匹敌的竞争者，例如1876年由厦门出口了46 000半箱的台湾乌龙茶，而从福州仅出口了4 500半箱乌龙茶到美国。

再者，台湾乌龙茶的制造方法，虽然传自福州，但在台湾发扬光大，其所制茶之质量，已凌驾于福州和厦门产的乌龙茶，驰骋于国外消费市场（90%以上销美国）而博得声誉。这些输出茶，皆由在淡水的洋行自行烘焙装箱，因此能保持一定质量。嗣后茶市骤兴，遂有厦门茶商渡台，在此建厂从事包装，使英国洋行停止包装工作，而集中于购买已包装了的茶叶输出。洋行的生产比较小心，中国人则承袭陋习，粗制滥造或混合茶屑以增加重量。台湾之稍有余资者，亦慕茶利，急为仿效。其茶或在淡水，或在厦门，均卖与洋行承受，终能尽运美国全销，使生产者、包装者与运输者皆得利。

除了制造乌龙茶以外，中国茶商并且设厂制造包种茶。1881年台湾包种茶即首次出口40 666磅^[6]，但此后出口数量仍有限。而且包种茶主要的市场为中国大陆和南洋，在南洋之地与福建茶相竞争，并不威胁到福建茶的西欧市场，而洋行也不经营包种茶。

台湾地区被日本占据后，日本在台湾地区的施政原则是配合日本的利益，由于日据初期茶叶是赚取外汇的商品，所以“当局”颇为重视，茶产地逐渐扩张，自台北州而新竹州。^[7]

如第五章所论述，茶叶的产量因此逐年增加，1917年达到巅峰，此后即逐步下降。产量达于巅峰乃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包种茶扩大对东南亚出口的缘故。

（一）红茶的登场

事实上，除了乌龙茶与包种茶之外，红茶亦从20世纪初期开始出现于市场，由于印度和锡兰红茶早已雄霸东南亚地区，所以台湾红茶是以供给日本为主要目的的，至于绿茶的生产完全是为了台湾本岛的需要。^[8]因为日本是绿茶的出口国，在美国市场上甚至超越了中国绿茶的地位，为日本带来了庞大的外汇，故当然不会允许台湾的绿茶与之在世界市场竞争。

从台湾红茶出现于历史舞台可以认识到日本对占据地政策之一端，我们以下略述之。

台湾总督府于1901年，在文山郡之深坑庄和桃园龟山之枫树坑，着手设立茶树栽培试验所。2年后，在桃园厅竹北二堡草湳坡庄（现今之中坜平镇），设置机械制茶试验所，从事大规模的试验，1909年将之撤废而另于该地设茶树栽培试验所，研究茶树的改良、育种，乌龙茶制造方式的改进和红茶的试制。1922年，该试验所改为“中央研究所”的平镇茶业试验支所。这是官方的行动。

民间方面，三井财阀早于1899年即在台北县海山地区和桃园大溪地区开拓大规模的茶园，嗣后建设新式制茶厂，专制红茶，这就是后来驰誉遐迩的一等红茶“日东红茶”。1918年，台湾拓殖制茶株式会社（资金300万元）成立，配合当局的政策，拓展制造红茶。但制造技术欠佳，所制的红茶质量较劣，不受欢迎，所以出口量一直不多。直到1928年，三井财阀再投资建设新式制茶厂，改进制造技术，积极提高质量，乃能逐渐扩大市场，出口到英国、香港和美国，于1934年，和乌龙茶、包种茶鼎足而立，此后的出口量超过前两者，补充了日本茶所不及之处。亦即日本大多仅生产绿茶，除供给国内消费外，还出口到美国，而台湾乌龙茶在美国可能威胁到日本茶的优越地位，于是殖民地当局乃让台湾成为红茶的制造地区，不但回流到日本，并且经由三井财阀的努力推销，拓展市场到欧洲和美国，与锡兰、印度和中国红茶相竞争。至于包种茶，则以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为主要出口区域，在此与中国茶相竞争。^[9]换言之，作为被占据的台湾，其茶叶生产必须配合日本的利益，分散市场，但也因此使台湾茶多样化，进一步营销世界各地而博得佳名。

（二）世界形势与茶叶出口

红茶的扩大出口固然是日本三井财阀的宣传营销之功，但也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关。在1930年，印度、锡兰、爪哇和苏门答腊等红茶生产国家，因感到产量太多而使红茶价格低落，于是互相约定限制红茶出口。继于1933年缔结“国际茶叶限制生产协议”^[10]，企图以减少供给量的方式来提高茶价（因为需求如果不变的话，则供给减少势必促使价格上升，何况需求是增加的），所以没有加入协议的三井公司趁机努力扩展外销，在“限产协议”的翌年（1934年）即出口了330万公斤左右，约为前一年的4倍。红茶从此成为台湾茶叶制造者的宠儿，1937年更出口了581万公斤，创日治时代红茶出口量的最高纪录。直到1944年战争最激烈时期，犹有330万公斤的出口，足见其外销之兴旺，这完全是主要红茶生产国家的限制生产协议和三井财阀完备的推销网所促成的，但也不可忽视的是在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东南亚，激烈的海战造成印度、锡兰、爪哇等地的茶叶无法顺利运往另一个战场——欧洲，因而台湾红茶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

至于乌龙茶，在老主顾的美国市场上，遭遇了日本绿茶和爪哇红茶的竞争，当时美国进口的各种茶中，红茶的比例为63.2%，绿茶为26.9%，台湾乌龙茶为8.9%（其他茶占1.0%左右），其中印度和锡兰茶原来就有稳定的市场（约占33%的比重），而日本茶也有相当的分量（19%），所以台湾乌龙茶为了维持其地位，必须面对新兴的爪哇茶的挑战。大抵而言，乌龙茶的出口量在日据前夕（1893年）创下最高纪录的984万公斤后，直至1918年间，历年一直保持700万—900万公斤的大关。但自1919年起，乌龙茶的出口数量即逐步下坡，该年为688万公斤左右，1920年居然只有289万公斤，到1940年竟减至149万公斤，仅为1919年的21.7%，巅峰时的15%而已。究其原因，约有下列几点:^[11]

（1）1920年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时，爪哇茶大量倾销美国，杜绝了乌龙茶的销路。

（2）此后，印度、锡兰和爪哇等茶业工作者非常努力于改良质量，使之能适合消费者的需求，于是台湾乌龙茶、日本茶和大陆茶都蒙受极大的压力。

（3）在台湾内部，包种茶的发达侵犯了乌龙茶的领域，往昔制造乌龙茶者亦改制包种茶，从而不适于制成包种茶的品种（例如黄柑种）才被制造成乌龙茶，以至于降低了质量，吓阻了顾客。

在此内外两方面不利于乌龙茶生产的情况下，其命运自然难测。所以从1925年起，包种茶的产量开始凌驾于乌龙茶。

如前所述，包种茶的主要海外市场是东南亚、香港和大陆，其中东南亚地区，原本是大陆茶的领域，因为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内乱频仍，中国制茶业者粗制滥造，影响到销路，故台湾包种茶伺机流入，供给当地华侨和原住民饮用。但是，新加坡和泰国于30年代出现排斥日货的现象，爪哇也于1931年提高茶叶进口关税，大陆亦于1920年代后期展开激烈的拒买日货运动，都使被日本占据的台湾出产的包种茶遭受池鱼之殃，所以出口趋势较为停滞。后来，日本占领华北地区，并控制了东北，将台湾包种茶推销到这些地方，故出口量又递增，再加上东南亚地区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台湾包种茶重新在此登堂入室，因此1938、1944年居然出口735万公斤，缔造了最高的纪录。

总而言之，在日据时期，茶叶的主要消费市场是在海外，其出口值一直居当时台湾总出口值的29%左右，是最主要的国际贸易商品（糖因为是供给日本，不属于国际贸易），因此当局颇重视茶叶的生产与运销，其辅导政策是配合日本的利益，身为殖民地民众的茶农和中间商，亦仅能听命于日商的营销，无法直接接触到广大的消费者。

战争结束时，台湾茶业衰退到谷底，茶园满目疮痍，百废待整，幸亏茶厂能幸免于美国的轰炸之下，茶业人力亦逐渐回流，所以复兴并非艰巨。

首先，政府的农林机关接收所有日本人公私营茶业会社，成立省营的“台湾茶业公司”（该公司于省营的“台湾农林公司”成立后，并入为台湾农林公司所属之“茶业分公司”），着手重建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所有茶园，整修制茶工厂。而民间茶业者，亦开始致力于复兴工作。

于是，台湾茶的出口重现曙光。此后逐年增加，如表6-3所示，到1949年一跃突破1 400多万公斤的外销大关。11年之后（1960年），茶园面积增至48 000多公顷，为台湾茶园耕作鼎盛时期，翌年的茶叶总产量首次突破2 000万公斤，终于超越了日据时期的最高纪录。

复兴如此迅速，有其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因素。在岛内方面，当局积极奖励复兴茶园，辅导改良茶园耕作和制茶技术，并于1957—1964年间，有关台茶产销的单位，共同组织了“台茶改进委员会”，辅导全省茶园的剪枝、施肥、病虫害防治和采摘等技术，建立了面积达11 000多公顷的示范茶园，奠定了台湾茶园增产的基础。民间茶业者亦汲汲于各种新技术的学习与吸收，努力耕耘，配合当局的辅导方针，所以能引进外来的制茶方法后加以改良，使之适应于台湾本土，在旧有的基础上发挥技术创新的功效。外在环境方面则为竞争强敌的相对弱势，台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对手一向是印度、锡兰、爪哇三大产茶地，这三地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摧残（尤以爪哇为甚），尚未能复原，以致能供给的茶叶不多，因此台茶能在短短四年之内就缔造出口1 000多万公斤的成绩。

当时因当局财源尚不丰裕，所以无法如日据时期般地在国际著名报纸杂志上刊登广告，扩大宣传。而且许多茶业人士的出国皆系私人考察、联谊或接洽推销，^[12]因此可以说还是台湾民间人士致力于拓展茶叶市场、企图开创台湾茶的另一黄金时代的表现。结果，1965年的出口量达到1 900万公斤左右的空前最高纪录。

再者，当局的辅导工作并未因此停歇，1964年至1967年间，一面辅导茶园更新机械和采摘技术，一面研究碎型红茶的制造技术，企求能够拓展外销领域，建立台湾碎型红茶的国际市场，并在花莲和台东辅导生产红茶，使茶叶的种植和制造逐渐自台北县、桃园县而向南和向东延伸，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有助于当地经济环境的改善。

经由当局和民间的密切配合，1973年的全台湾粗制茶生产总量达2800多万公斤，外销量亦高达2 300多万公斤，再创有史以来台茶产销的最高巅峰，其中战后才积极开发的绿茶占78%，这是与战前以乌龙茶、包种茶和红茶为主的情形的最大相异处。翌年虽因世界发生能源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和茶消费量减少，曾使台茶外销一度受挫，但到1980年的7年间，每年仍能维持2 000万公斤左右的出口数量，^[13]约为总产量的70%—80%。

从战后绿茶的出口可以看出日本在占据台湾地区时期的政策之一端。绿茶的开始制造较红茶为早，但其开始出口的时期却远迟于红茶，而数量却在战后大增，起初次于红茶，1961年之后则居台湾茶之首位。

绿茶的出口始于日据时期的1919年，如前所述，当时因统治者的政策使绿茶出口始终几乎微不足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绿茶的出口增加依然是因为外国洋行的开拓市场。英国协和洋行于1948年来台设立分行，该洋行为世界著名的茶业贸易商，以生意人的眼光，发现台湾若仿照大陆制造绿茶的方法来生产绿茶，则必会有极佳成绩。于是经过该洋行的斡旋，从上海派绿茶专家来台试制绿茶而告成功。遂觅定12所制茶厂，授以大陆绿茶制造方法，并贷与资金，开始制造绿茶，过程颇为顺利，翌年即有120万公斤左右的绿茶出口到北非，开展了绿茶的北非市场。3年之后（1952年）的出口量激增4倍到615万公斤，而超越了其他各种台湾茶。此后绿茶的出口颇为顺利，但到1960年，由于大陆和日本绿茶的竞争，台湾绿茶的出口遭受挫折，导致协和洋行因无法获利而退出台茶的贸易事宜。从此，台湾绿茶的外销纯由业者努力自谋扩展，不再依赖洋行。1963年外销增加到627万公斤，约占出口茶总量的50%，^[14]此皆台湾茶业者的警觉市场之变化与努力调适以争取外销的成就，亦即茶业制造者渐渐以绿茶取代往昔的乌龙茶和包种茶，来适应海外消费者嗜好的改变。到20世纪70年代，出口茶中绿茶的比重增加到70%—80%。

总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台湾茶叶大抵以外销为主要生产的目标，即使到战后20世纪70年代，台茶的大部分仍然是出口到世界各国。时代逐渐转变，到80年代，台茶的消费市场终于发生空前的大变局，亦即由往昔以外销为主的状态，逐渐转为内销为重的情况。主因是台湾经济“奇迹”，使台币升值、茶业生产和制造的劳力缺乏（工业工厂吸收了大部分的劳力）、工资高涨，台茶逐渐丧失外销竞争力。并且台湾一般民众的收入上升，生活质量提高，开始懂得欣赏饮茶的乐趣，不再只喝白开水了，所以聪明的茶商亦“脑筋急转弯”，汲汲于制造和推销各种适合台湾人口味的茶叶。

相对于日本的专门制造绿茶，由于生活、文化和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台湾成为世界上唯一兼具不发酵茶类（绿茶）、部分发酵茶类（包种茶、乌龙茶）和全发酵茶类（红茶）产制技术的地方。在茶农的精心经营之下，各茶区亦依其产制环境之特性而发展出各种特色茶，各有其特殊风味，^[15]吸引了各类型的品茶人士。

表6-4　1865—1965年台湾地区茶叶出口量统计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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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价值总计输出金额的说明:

　（1）1895年以前为银元（1银元之重量为七钱二厘）。

　（2）1896年至1944年为当时之日元。

　（3）1945年以后为美元。

资料来源:台湾区茶叶输出业同业公会提供。

图6-1　1865—1965年台湾地区茶叶出口量统计图

资料来源: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