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产业区的研究现状

1.2　我国农业产业区的研究现状

企业集群的形成研究一直是企业集群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集群实践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¹⁾。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这更是企业集群理论研究和实践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探讨政府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积极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和转型期的国家更为重要。因为促使企业集群的快速形成和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中国的产业来说尤为重要。本书致力于分析农业产业的空间布局问题,探讨农业产业能不能像工业、服务业那样在空间上集中布局。换言之,能不能形成农业产业区,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包括哪些阶段,政府在每一个阶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通过这些研究,为我国各级政府推动农业产业区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在此研究过程中,现有的关于政府如何在产业聚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2.1　对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

在我国,农业产业区还是一个新兴事物。伴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农产品存在着集中布局的趋势;加之政府的推动和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在我国少数地区出现了农业产业区的雏形。正因为农业产业区的发展还只是刚刚开始,对它的研究也是刚刚开始,它的一些特征还难以完全准确地予以把握,由此导致一些认识上的差距也不足为怪。王建国认为我国的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总体上仍处在生产要素导向阶段⁽²⁾。主要表现在:农业的生产经营主要靠土地、廉价劳动力、农田基本设施以及产前、产中的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龙头企业总体上尚不具备自己独立的技术研发能力,设备、技术主要靠购买或引进,基本无消化、吸收实力;农产品加工程度低,品种少,品质差,主要靠价格参与市场竞争,利润低、风险大,比较优势不稳固。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比如农业产业起步较早的潍坊、烟台等市的部分地区,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刚刚进入投资导向阶段。其主要特征为:强烈的投资农业产业的专业化生产经营意愿和能力;农业产业集群开始形成规模;农业产业发展的原始积累已经相当雄厚;为谋求更大发展,眼界投向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高效率的技术、装备和管理,不惜出巨资引进设备,组建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甚至牺牲部分市场,采取合作、合资的方式,学习国外的农业现代化技术、管理模式和市场营销经验,目的是迅速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蓬勃发展和逐步深入,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业龙头企业逐步集聚并不断膨胀,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并相互促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主体,逐步向乡镇集聚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农业产业集群格局已初步显现。

庄晋财认为⁽³⁾,广西县域经济中农村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使这些区域的“三农”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和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三个方面。他认为,区域要素整合是落后区域农村小企业集群的生成路径,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区域资源条件、区域空间条件、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等;要素整合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内,对区域资源要素、区位条件和区域制度要素等进行有效配置,使之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动态调节,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从而产生整体聚合能动效应的行为过程。不同区域间这些要素条件是不同的,区域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间的非均质性特征,而这正是形成区域间小企业集群发展的空间差异的根源。

王龙锋、张良成和张瑞卿⁽⁴⁾对江西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没有体现区域特色,明显具有主导产业选择雷同和主导产业因选择过多而分散的特征;缺乏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龙头企业,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效益水平等方面都还比较低,市场竞争力弱,没有形成一批龙头企业来带动江西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特色农产品科技含量低,江西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生产设施、装备落后,科技含量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规模效益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承包的经营方式使得土地难以向种地能手集中,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业保险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的风险较大,农业保险覆盖率低。根据向会娟和曹明宏的总结⁽⁵⁾,国内农业产业集群面临以下问题:农业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农业产业集群内部存在过度竞争现象,有些农业产业集群内部由于缺乏分工和协作,集群内部各企业同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之间容易陷入过度竞争状态;扶持政策难落实,上级政府的优惠政策往往被地方政府利用,款项被层层截留;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互补性产业发展不足,生产技术很粗糙,自动化程度不高,质量控制要求不严;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协调,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短视行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待加强,政府对道路交通、通信、电力、专业市场建设、集体品牌的创造、质量检测设施,以及举办展览会、交易会等的投入有待提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产品,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不同,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构筑特色主导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结构;建立有利于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投融资体制,政府出面组织银、企联席会议,推动产业集群诚信体系建设;强化产业集群的统筹规划,形成具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集群;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产品生产和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各种服务,营造适合集群发展的软环境,减少各种行政壁垒,简化各种办事和审批手续;农业产业集群与环境协调发展,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郑风田、程郁以云南斗南花卉产业区为例⁽⁶⁾,多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产业集聚的合作效率。他们分析的结果显示,斗南产业区内部的合作是比较明显的,但大部分是一种低层次的合作,重要性非常有限。后向合作对农户经营绩效有正的影响,且对农户的帮助较大,但是这种合作却不大普遍;前向合作和多边横向合作非常普遍,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正的影响,但对农户的帮助不大;其他类型的合作没有显著的合作效率。农业产业区内部的合作存在多层次性,农户和小企业的合作更多是生存型的,只有大规模的企业才建立了比较高级和深层次的合作,并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因此,促进高级的和深层次的合作是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区的关键之所在。

在另外一篇对斗南花卉集群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中,郑风田、程郁⁽⁷⁾认为,农业产业集群是创业家群体的集聚体,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个体创业家创新行为引来创业家群体模仿的过程。创业家在农业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产业集群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最根本的动力因子。在农业产业集群成长的不同阶段会遇到制约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障碍,需要不同类型的创业家的创新行为突破产业集群的发展瓶颈,促进产业集群的成长、升级与创新。在产业集群的产生阶段,“发起型创业家”发现和识别新产业的市场机会,并通过新的资源组织方式和市场的开拓,播下产业发展的“种子”。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因为行为模式的趋同和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产业集群的收敛与衰落,产业集群需要“变化催化剂”来推动创新,激发产业活力。创业家就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变化催化剂”,他们的创新行为打破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产业发展瓶颈,促进了集群的成长和发展。而集群在从“点”到“线”的发展过程中,模仿型创业家功不可没。在从“线”到“面”再到“群”的过程中,网络型创业家起主导作用。而产业群在升级换代从低路(low road)向高路(up road)转型过程中,研发型创业家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从整个过程来看,农业产业集群从低级到高级阶段演进的关键是出现与集群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创业家(“网络型创业家”、“改进型创业家”和“研发型创业家”),通过特定的产业创新和改进再造产业活力。

1.2.2　对政府作用的研究

在西方国家的区位理论中,英国学者对政府因素的关注一直在延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工业区位和经济潜力》(1961);劳斯贝(B.J.Loasby)《使区位政策发生作用》(1971);巴列·摩尔(Barry Moore)和约翰·罗德斯(John Rhodes):《区域经济政策和制造业厂商向发展地区的移动》。他们通过对60年代英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研究,认为要改变英国各地区之间收入分配格局和国内资源配置状况,政策调节是重要的,而对工业区位变动的区域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资津贴、移民鼓励、就业补贴、教育经费增加,扩大地方市场等。

克拉克等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加速产业区位变动中的作用。他认为自由市场机制在资源的地区配置方面的作用固然重要,但被夸大。认为国家在区位方面的某种程度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干预被认为应放在对投资的刺激和就业的刺激上,财政政策是一种影响区域经济的有效手段。就各地失业率不同的问题,他提出建议,认为政府应该实行地区工资税和折扣(regional pay-roll taxes and rebates)。显然,这种取长补短的政策可以加速产业的区位移动。这突破了以往西方经济学界单纯从投资税率减免和信贷条件优待方面来刺激产业迁移的做法⁽⁸⁾。

劳斯贝的研究以选择新厂址的200家厂商的经验统计材料为主,分析政府如何影响厂商对新厂址的选择。他的研究认为:企业迁厂是逐步由近而远延伸的,并受制于信息和风险因素。而且企业自发的迁移不一定符合政府的意图。而政府可以帮助它们对各个区域的比较利益有所了解,供给它们以充分的信息,使未来的工业布局比较接近于政府的区域规划目标⁽⁹⁾。

另外的学者还通过对区域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来探讨政府的作用应该如何衡量。这方面主要的研究者有霍华德(R.S.Howard)、布朗(A.J.Brown)、摩尔、罗德斯等人。摩尔、罗德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来英国的经验资料得出这样的看法: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的企业数,无论政府实行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区域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不变的。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迁移的企业数,在积极的区域经济政策时期是很高的,而在消极的区域经济政策时期,则是很小的。并且,区域经济政策起作用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间隔(time lag),必须考虑总需求因素的共同影响,如果总需求比较大,政府行为才能够快速引起产业区位的变动。

杰瑞·库威山努斯(Jerry Courvisanos)认为,集群政策与该国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紧密相关⁽¹⁰⁾。在集群诞生阶段,集群政策往往带有传统产业政策的特征,其重心一般在于为集群提供税收、交通、通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惠条件,降低集群地区的经营成本,吸引外商投资和企业在本地的聚集,促进企业分工和专业化,培育各种促进集群发展的驱动力。在集群成长阶段,集群政策往往是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结合,一般侧重于为集群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引进新技术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吸引新企业的加入,促进企业间的网络式协作,形成共同的使命感和一致的发展目标。在成熟阶段,集群政策带有明显的科技政策特征,其侧重点在于鼓励集群扩大开放,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全球营销体系,加大对集群研发的投入,建立集群科技创新网络和交流平台,制定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激励机制,帮助集群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在衰退阶段,集群政策趋向于转变为区域发展政策,其重心在于制定集群发展的宏观调控措施,规避集群风险,引导集群及其企业进行生产和发展目标的战略转移。实际上,各国、各地区针对每个集群的政策都是不同的,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很难进行归类,但比较成功的集群政策基本上是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各自面向集群的内容所组成的有效系统。

尹成杰⁽¹¹⁾首先肯定农业产业集群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组织创新,并对其发展的重大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应从各地区域优势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为产业集群发展开辟途径,创造内在发展条件。一是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实行专业化生产,形成有优势的主导产业,这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支柱。选择主导产业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突出本地特色,符合市场需求,形成生产规模。特别是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要防止产业、产品趋同和重复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农产品,开发名优特新产品,创名牌产品。二是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名牌产品、拳头产品,这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农产品基地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所需的原料和销售的农产品的集中产地,是农产品批量、均衡供给的保证。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要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充分发挥各地优势。突出加强基地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规模化建设。三是大力培育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发展带动农户发展,带动企业发展,从而带动集群发展和整个地区发展,这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因此加快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是加快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四是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实行区域化布局。优势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优势产品集中度,这是发展农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没有优势农产品区域支撑,发展相关农业产业集群就失去了重要的产品依托,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发展基础。五是大力推进农业“七大体系”建设。“七大体系”建设,包括种养业良种、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动植物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这些体系的构建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的重要支撑。六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最终取决于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基地的技术进步。要继续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努力改进农业科技应用推广办法。要大力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提高农民素质。要鼓励国家科研机构直接参与集群内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快发展农业高技术企业。

张丽、韦光、左停以平谷大桃产业集群为例研究了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案例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大桃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主导地位:它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来提供企业发展的硬环境;并营造一种适合集群发展的软环境,包括正确引导集群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产权保护、金融、财政等政策及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各种行政壁垒,简化各种办事和审批手续等。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总结道:作为特色农业的产业集群,政府在种植业的发展上始终发挥了必要的主导作用,种植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了政策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即政府官员的创新精神、学习能力和服务意识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官员只有通过持续的观念创新、经验积累和学习,才能不断地提高其服务水平,成为农业产业集群的重要主体。并且,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不能只停留在解决资金的最基本方式上,而应该意识到产品质量和区域声誉的重要性,并出台政策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进行国际质量体系、管理体系、食品安全体系和国家绿色食品等认证。作为地方权威,地方政府应该出面筹建企业协会,将分散的企业有效地组织起来,增强企业的集体效率,鼓励和支持建立管理、技术学习系统以及合作交流系统。张丽、韦光、左停还注意到,在农业产业集群的孕育期,政府对某个产业的有意扶持隐藏着较高的成本和风险。在很多地区,往往被政府看好的产业相继夭折,而真正有市场潜力的产业通常被政府所忽视。政府的集群战略要立足于客观和细致的市场调查,结合本地特色培育自己的集群。由于种植业对土地的依赖,其种植规模受到土地面积的限制,再加上中国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农业产业集群内的种植业应从亩产量和品质上抓起。在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初期,地方政府的作用应集中在建立专业市场、优化集群空间结构上,以提高空间集聚效益⁽¹²⁾。

郑风田、程郁⁽¹³⁾基于云南省斗南花卉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认为,在农业产业集群成长初期,市场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对专业化销售群体的孕育和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成长后期,政府对产业体系和产业环境的建设起着带动产业改造和升级的作用,而且政府主导的产业改进往往是企业所不可替代的,因此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政府的创新和“创业”能力建设。此外,内生型和外生型创业家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外生型创业家的引入能够带动产业跳跃式发展,缩短产业积累的时间,但外生型创业家需要解决“根植性”和本土化问题。而内生型创业家不仅具有比较好的“根植性”,而且是产业集群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动力,是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内部解决方式,对于难以吸引外部投资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2.3　对集群政策的研究

集群作为一个组织系统,同样存在“系统失灵”的问题。系统失灵是在相互关联的机构、组织或交易规则之间出现不协调或不一致时才会发生的,它是指在组织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有效的激励,或者系统的技术能力与需求不匹配,从而限制了创新潜力的发挥⁽¹⁴⁾。玛索(Marceau)等首先将产业经济的发展分为高端(high road)和低端(low road)两个路径,高端路径是以知识密集、信息有效扩散、创新、灵活和适应、更多新的市场机会、互相学习、教育和培训支持以及动态合作网络为特征,创新的基础条件比较优越,生产率高;低端路径是以劳动密集、手工操作、低成本、恶性价格竞争等为主要特征,企业之间偶然进行合作,关系不牢固,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他们认为,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也存在高端路径和低端路径的选择,必须选择高端路径⁽¹⁵⁾。凯尔内(Cairney)等认为⁽¹⁶⁾,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集群制定相应的集群政策。对于高端集群,政府应充当服务者的角色,不能进行过多的干预,集群政策应着重于技术创新和交流、专业技术培训、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方面,建立企业间的协作网络,并在集群的竞争策略和规划目标上予以指导;而对于低端集群,政府不能充当旁观者,而应该适当进行干预,集群政策应该偏向于提供基础设施、公共物品或服务以及资助,进行广泛的职业培训,提升集群的整体技术水平,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帮助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引导集群向高端产业进行战略转移。当然,具体的集群政策内容应该根据不同集群的具体情况来定。

刘春玲认为加强农业产业区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¹⁷⁾:政府通过政策、项目、财税等手段,加大对基础设施、有技能的劳动力群体和信息服务的投入,本地企业间建立学习交流机制,营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产业生态环境;要加强有利于实用技术的扩散和企业家精神培养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的建设,多组织商品博览会等交易会;加强物流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农产品物流公司、信息中介公司及其他服务公司,以有效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并制定产业集群的政策措施,一是在构建产业集群总体思路下涉及外资的目标吸引政策,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农业集群;二是用优惠的政策引导对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与农业发展配套的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的建设;三是建立农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制定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收获、加工、包装、储运等环节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农产品卫生安全;四是争取建立未定的农产品产销政策;五是建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培育龙头企业的相关政策,以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化使其母体公司内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分离出来自办公司。加强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基础和动力,对于有利于农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应该大胆尝试;根据区位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各地区统筹研究和制定地区发展规划,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本地特色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形成本地的竞争力。

托马斯(Thomas)对世界各国的集群政策进行了梳理,并将之分为以下五类⁽¹⁸⁾:

(1)经纪人(或中介机构)政策(broker policy)。此政策的目的就是发挥中介机构在集群中的沟通和协调作用,实现集群信息的快速流通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经纪人政策包括:创立科学园区,为科研人员、企业家和金融家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设立企业孵化器,构建集群创新系统并使之制度化;支持公共私人合作关系,加强组织间的知识交流,保证正常合作关系(而不是偶然关系和等级关系)的合理化制度安排,营造学习氛围,加强知识溢出和网络创新机制;开展集群统计工作,衡量和评价集群的发展水平。

(2)需求方面的政策(demand side policies)。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通过创造需求来支持集群,如公共采购(public procurement)高质量产品和创新性产品,以激励集群创新,并鼓励处于产品价值链不同节点的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建立市场信息交流中心,并对所有企业开放以保证将外部重要的市场和新技术信息及时、真实地传送给集群成员;引导集群建立全球营销体系,形成牢固的国际化需求网络,以保证集群在复杂环境下快速发展。

(3)培训政策。培训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建立职业培训计划,一般是在职培训或半脱产培训。成功的职业培训计划包括组织严谨的公共信息服务、大学的职业教育、民间培训组织的营利性职业教育等。培训政策制定机构首先要清楚集群内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并制定集群未来劳动力(或人才)的需求规划和目标,有组织地培训大量能满足集群需要的、拥有高技能的专业人才。

(4)国际关系促进政策。此类政策意在消除贸易障碍,强化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调整内部市场规则,改善资源流通状况,并参与世界价值链专业化分工和建立全球交流渠道。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集群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有利于进行国际专业化经营,有利于进入更多新市场,并调整产品适应新市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可获得更多便宜的资源以满足规模化大生产。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可以强化集群内部的市场竞争,提升集群的管理和技术创新水平,从而提高集群的生产效率。以上两者不但能巩固集群的资源基础和增强企业的技术能力,而且可以促进集群企业跨国经营并提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争得优势地位,获取国际竞争优势。

(5)框架(或环境)政策(framework policies)。框架政策侧重于集群的环境影响因素和创新,包括宏观经济、产品(服务)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安全、法律、交通运输,以及促进创新的制度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等。政府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在教育、法律、运输、通讯等各方面为集群的发展提供方便,为集群创造优良的、可预期的宏观环境;更重要的是,与各类集群政策配合,着力提高集群适应环境的自调节能力和自增强能力,使集群既能从国际环境中获取市场机会和利用环境资源,又能有效地规避各种环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