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产业集聚理论
集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成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众多集聚理论家的关注,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集聚成长阶段划分方法。其中以下几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种是集聚生命周期理论,如同产品存在生命周期,集聚也具有一个从产生到衰亡的过程,克鲁格曼、波特都持有类似的观点。第二种是集聚的进化理论。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从更深一层认识了农业产业集聚形成规律,深入挖掘了农业产业集聚产生的内在机理。
2.3.1 产业集聚的基本特征
第一,地理空间距离临近。构成集群的企业或机构在地理上彼此临近。例如拥有中关村科技园区经济总量60%以上的海淀园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中心,在217km2的规划面积上集中了18149家企业(2006年数据),平均每10平方米就有0.83家企业。
第二,产业关联度大。集聚区内的企业都以从事某个行业为主,其他行业也是与主导行业紧密联系的行业。每个地理区域的大部分企业基本围绕统一产业,或紧密相关产业,或有限的几个产业从事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
第三,产业分工明细。产业内部企业之间以某个或某几个显著的产业特征为连接,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实行专业分工。如温州低压电器产业以家庭小企业为单位,每一件成品都有多个企业分工合作完成,在配件生产、成品装配和销售之间构筑起一条产业链。产业集群内部还围绕产业链出现了一些服务性机构和行业组织等。
第四,采购本地化,成本优势明显。采购本地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采购和供应成本,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双方的合作更为紧密。以温州低压电器集群为例,低压电器的配套件涉及金属部件、合金材料、注塑部件、冲制、酸洗及模具加工等共计几十万种,其中有70%能在柳市采购,对于那些需向外部采购的原材料和部件,其供应商也因集群吸引力而在当地设立办事处。
第五,企业规模不大。产业内部的单个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规模不大。例如,中关村园区内年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4.8%;从业人员少于50人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5.4%,园区内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仅为39.9人;但是整个集群却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第六,内部成员关联性强。常见的内部联结模式有以价值链为主导的联结模式;以市场竞争合作互动为主导的联结模式;以公共性投入、生产要素互享或互补为主导的联结模式。这些模式基本上都体现在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中。
2.3.2 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
2.3.2.1 外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有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之分,前者指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效益,后者是指随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大而产品成本降低的经济效益。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外部经济)。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促进行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
这主要体现在:
(1)有助于上下游企业都减少搜索原料产品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使产品生产成本显著降低。
(2)集群内企业为提高协作效率,对生产链分工细化,有助于推动企业集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集聚使得厂商能够更稳定、更有效率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比较容易获得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及时了解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
(4)集聚形成企业集群,有助于提高谈判能力,能以较低的代价从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处获得公共物品或服务。
(5)由于集聚体本身可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会对外地相关人才产生磁场效应。集聚区内有大量拥有各种专门技能的人才,这种优势可使企业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费用找到合适的岗位人才,降低用人成本。
2.3.2.2 创新效益
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创新。企业的创新常常来源于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在产业集聚中,新工艺、新技术能够迅速传播。企业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受到启发,发现市场机会,研发新的产品。由于集聚,不同公司员工之间接触沟通的机会增多,有助于相互间的思想碰撞而产生创新思维。同一园区企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定期交流会给各个企业带来创新灵感,这是知识技术外溢性的体现。
2.3.2.3 竞争效益
波特的企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中四个决定因素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间竞争,这四个因素是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产业园区的集聚企业具备这些条件,为提高本企业、本行业甚至本区域的竞争力提供了可能。产业集聚加剧了竞争,竞争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竞争不仅仅表现在对市场的争夺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同处一地的同行业企业有了业绩评价的标尺,可以相互比较。这给企业带来了创新的压力与动力,迫使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改进产品及提高服务,追赶技术变革的浪潮。集聚区内的企业比起那些散落在区外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更容易进入这一行业的前沿。
2.3.3 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
范迪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聚进行实地调研后提出了基于进化理论的集聚六阶段成长模型(19);莫洛也阐述了产业集聚主要的演化路径(20);塞格列和迪尼也进行了相关的集聚进化阶段研究(21);我国学者汪少华和王慧敏发现浙江产业集聚的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演进、深化的过程。进化论从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了集聚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阶梯,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集聚具有借鉴意义(22)。第三种是两阶段论。意大利学者布鲁诺根据对集聚干预时间的先后将集聚发展分为两阶段:自发成长和机构促进成长的阶段,区别于前两种理论对集聚演化自发性的强调,两阶段模型指出有意识的干预活动对集聚演化的重要性(23)。
蒂奇(Tichy)认为,企业集聚存在四个阶段的生命周期:诞生阶段(formative phase)、成长阶段(growth phase)、成熟阶段(maturity phase)和衰退阶段(petrify phase)(24)。在每个生命周期阶段,集聚都有不同的表现特征。在诞生阶段,集聚刚刚形成产品特色,企业刚刚聚集在一起生产产品,凭借信息网络、分工协作及资源共享所产生的外部经济获得了竞争优势。在成长阶段,集聚发展迅速,增长率高,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扩大生产,集聚内资源(如原材料、技术、人才、信息等)日益集中,基于资源的大规模生产和创新竞争优势明显。在成熟阶段,生产过程和产品趋向于标准化,本地同类产品企业间竞争加剧,利润下降,企业创新速度趋缓,出现“过度竞争”的威胁。在衰退阶段,有大量企业退出,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下降,集聚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与此同时,集聚的环境也相应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很显然,依靠某种(或某些)不变的政策来保证集聚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健康、稳步地发展是不现实的。因此,在集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集聚政策应该是不同的或侧重点不同,以保证集聚政策的动态适用性。
陶一山、姚海琳(2006)从地理因素——空间聚集和经济因素——产业联系两个维度对集聚进行阶段性划分,将集聚演化分为三阶段(25)。第一阶段是地理集聚但未形成产业分工联系的集聚。这是集聚发展的初级形态: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几乎所有企业生产或提供基本相同的生产或服务,这一区域类似某种产品生产基地,但区域内企业间并不一定形成稳定的产业分工联系。第二阶段是地理集聚并形成产业分工联系的企业集聚。这是指企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聚集,并在企业间发展起密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企业是按产品的价值链联系组织的,每个企业只从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这一类集聚是由第一阶段的集聚发展而来的。随着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集聚的不断扩大,这一产业也产生出大量的需求,包括原材料、零配件、生产设备、产品销售以及与之配套的各类生产与非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庞大的需求牵动了产业相应的上、下游部门在这一地区出现,这既可能包括新生成的本地企业,也可能包括从外地迁入的企业。于是,在该地区的中心产业与配套企业间形成分工协作关系。同时,随着集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主出于追求更高生产效率的考虑,在某些企业集聚区内,一些特定的生产工艺(流程)开始被分离出来,一部分企业在生产中逐步发展了自身的核心技术,形成一批专门从事某种工艺,以中间产品为主业的企业。于是许多企业由原来生产整个产品转而专注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附加值环节,而把非核心环节的生产外包给配套企业生产。这样,我们所分析的第二阶段的企业集聚形成了。第三阶段是空间范围扩展的有产业分工联系的企业集聚。随着集聚发展进入到第二阶段,特别是伴随着部分核心企业的出现,集聚开始出现空间上的扩展:一部分企业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把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置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区域。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集聚整体发展以及企业的个体发展,空间聚集带来的意义也随之发生改变。但聚集经济也会给企业带来拥挤成本,这种不经济性可以体现在地价攀升、人口拥挤、工业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发展空间受限制、过度竞争、高级生产要素有限等等。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在拥挤成本不断攀升的前提下,企业必选择在空间上逐步扩散,从而进入第三阶段。
唐华俊、罗其友研究了农业地域分工问题(26),认为获取比较优势是农产品产业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驱动力。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发展的宏观背景变动,驱动农产品产业带发展的主导因素也在不断变动和逐步演替。作者按驱动力的主导因子把农业地域分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形成期,主要是资源驱动;二是扩张期,主要是规模驱动;三是整合期,主要是产业(链)驱动;四是提升期,主要是技术创新驱动。在形成期,主导驱动因子是农业自然资源及其环境条件,它要求根据区域农业自然条件的适宜性和限制性进行农产品产业布局。在扩张期,以农产品商品性需求增长和运输成本显著下降为基本特征,主导驱动因子是规模。随着交通区位和贸易区位的改善,贸易量扩大,农业生产达到最佳区域生产规模,可以显著降低全过程成本,这种规模化生产由于大量采用现代农机装备和统一的耕作与管理,反过来又同样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有效地改进农产品。这样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农产品成本竞争优势的规模驱动因子便成为产业带扩张的主要驱动力。在整合期,农产品生产要获取持续的优势,必须在优势产业链因子驱动下重新整合,跨区域大范围、多层次地优化配置各地的资源要素,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并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相融合。这不但使产业本身运行有序,而且靠其竞争力,可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提升期,技术创新与变革成为竞争优势保持和提升的主要驱动力量。随着农业区域专业化的不断发展和竞争的日益加剧,产业竞争靠拼自然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通过产业带外延规模拓展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不断增强区域农业生产的技术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提高其经济竞争力,已成为促进农产品产业带发展的关键,这也是所有能改变产业带竞争地位诸因素中最显著、可持久的一种。
以上三种理论从不同的分析视角揭示了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是,不同阶段的内在转化机制是什么,制约或促进产业集聚阶段性转化的因素有哪些,在现实的理论中我们却找不到答案。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还停留在对产业集聚成长各阶段的描述,没有使用成型的理论工具,更没有形成一个分析的理论框架。本书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他们划分的第一阶段描述的是水平分工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垂直分工的问题,以及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的产业联系问题,第三阶段指的是空间集聚带来的外部负效应问题。本书准备以分工作为主要概念,在新经济地理学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结合农业产业的固有特征,对产业集聚发展的阶段性进行系统的研究。
2.3.4 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
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从更深一层认识了农业产业集聚形成规律,深入挖掘了农业产业集聚产生的内在机理。这些形成机制概括来说是农业产业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的结合,内在的因素为外界条件的发挥提供了基础,外部条件促成了内在因素的发挥,两者共同催生农业产业集聚。但是否以上的几种形成机制完全代表农业产业集聚的发展机理还有待探讨,一个产业集聚的产生发展需要很多的条件和因素积累。
在集聚形成机制研究方面,目前比较流行的是从后福特制的组织范式和市场与企业间中间组织角度的分析。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最早关注这种组织形态(27),他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制结构,认为这三者处于较低水平时,市场调节是有效的调节手段;三者处于较高水平时,企业则会替代市场组织;当三者处于中间水平时,自动调节和强制调解会同时发生,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态,这种组织比市场更有效、比企业更灵活地协调生产。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活动互补性和资源依赖观点促使这种中间(网络)组织理论进一步趋向完善,认为每个企业都根据自身能力从事分工活动中的某个阶段,因而在生产上相互依赖的企业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依赖很多的资源,企业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需要同其他企业进行合作与协调,以降低竞争程度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卡登斯(1997)又把社会关系纳入到网络组织中。这样,在网络生产中,自动调节、强制调节和社会调解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网络组织包括分包制、企业集团、虚拟企业、供应链(存在核心企业时),还包括战略联盟、产业集聚(不存在核心企业时)等。
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建立了一个工业集聚的模型(28),即通过假设一个国家只有两个地区两种生产活动(制造业和农业),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的生产报酬不变,得出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条件下,会形成产业集聚,从理论上说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为一种历史的偶然,人们的预期也可能改变产业集聚的区位,而产业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产生路径依赖,不断地自我延续下去。在众多的产业集聚理论中,克鲁格曼的工业集聚理论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论证了产业集聚形成机制。
与此不同,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等是从产业间、产业内的联系以及交易费用(运输成本是主要的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的。如果产业间联系大于产业内联系,则企业聚集不会持续下去,因为企业从其他产业的企业联系中得到更多的区位利益;如果产业内联系大于产业间联系,且交易费用比较低,则会出现企业聚集。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相比越紧密,则促使企业聚集的交易费用门槛范围也越广,将出现更大范围的企业聚集(29)。
宋玉兰和陈彤认为(30),农业产业集聚既有自身的特点,又有自身的形成机制,农业产业集聚形成机制有以下几种:(1)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是农业产业集聚形成的诱因。农业产业集聚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自身生长的特性,发挥地区农业的特色,再加上农产品运输的特殊条件,继而形成特定区域的农业产业化格局。纯农业资源比较优势是农业产业集聚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2)合作需求是农业产业集聚的内在机制。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加速了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农业生产环节分解为各个职能部门,形成围绕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部门。一些部门为农业生产提供农药、化肥、种子、技术和劳务等服务,另一些部门要依靠农业生产的产品和原料。各企业和部门环绕农业生产形成紧密联系的农业产业集聚链条。(3)规模经济是农业产业集聚的市场决定力量。农业要面向市场发展必须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产业化将农业生产分为众多的价值链环节,各环节相互关联,但一个农业企业难以将各环节全部包容。农业产业化不仅要发挥纯农业资源比较优势,而且也要发挥成本优势,降低成本,这就决定了农业企业和各相关部门聚集于农业生产地,紧密合作,柔性化生产,结合为农业产业集聚的虚拟化企业,形成规模经济。(4)路径依赖是农业产业集聚的制度因素。农业产业集聚于农业产业区,要受区域历史、地理区位、自然禀赋、当地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制约,形成农业产业集聚的当地文化根植性,导致某一农业产业最初只能在某些地区积聚,形成比较优势。与之相关的产业为了追逐这一比较优势,在外部规模经济的驱动下,各种要素进一步向农业生产区集中,进而使集聚优势进一步强化。
另外,海特(Hite,1997)等人最早提出应该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些模型来分析农业产业的布局问题(31)。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产业集聚(32)。他设计了M个消费—生产者、m种消费品的生产系统,并假设交易费用包括单位产品运输费用和交易单位产品时的劳动费用,并把均衡贸易产品种数视为一个经济的分工水平的标志,然后经过严谨的数学推理证明,如果分工水平高,则所有交易都在同一地点进行的市场要比分散在多个地点进行多个双边交易更有效率。同时,在消费品中增加交易服务,并假定交易费用与成对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有关后,证明了在专业化程度(指消费—生产者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时间份额)足够高时,每对邻人间距离的缩短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演化。如果把缩小邻人之间的距离看成是一种聚集,则根据杨小凯的观点,不同的制造业产品生产者之间分工的发展是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杨小凯的分析框架与传统框架不同,理论也很深奥,因而很少人涉足。在国内,许多学者是从聚集经济、分工与专业化、报酬递增、知识溢出等角度分析集群的形成机制,但多数的机制分析严格来讲是集群的经济性分析,这种经济性分析往往是事后分析而不是事前分析。
【注释】
(1)宁钟:《创新、企业集群与经济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郑风田、程郁:《创业家与我国农村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机理——基于云南斗南花卉个案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1期。
(3)国内一些学者开展了对农业产业带的研究。大部分人都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切入的,如杨坚等:《农产品产业带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研究》,载《新时期农村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罗其友、李建平等:《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在农业布局中的应用》,《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2年第6期;马惠兰、蒲春玲:《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来源与内涵解释》,《农村经济》,2004年第12期;刘志强、王玉荣等:《我国农业资源环境评价与农业优势产业带的确定》,《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3年第1期。这些文章的基本逻辑是:各区域应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放弃居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至于衡量比较优势的手段,可以采用区位商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来完成。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面临的问题是:第一,没有说明农业产业带和农业产业区的区别;第二,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边际产出递减函数基础上的,没有考虑技术溢出、外部规模经济等因素,但这些遗漏的因素恰好是农业产业带之所以能够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三,即便其理论工具正确,比较优势也只是能够说明哪些区域应该建立某种农产品的产业带,而不能回答如何建立的问题。
(4)宋一淼:《我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分类研究》,《台湾农业探索》,2005年第1期。
(5)陶怀颖:《我国农业产业区域积聚形成机制及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6)向会娟、曹明宏、潘泽江:《农业产业集群: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农村经济》,2005年第3期。
(7)Roy Powell,“Agriculture and the Economy,Proceedings of the Australian Agronomy Conference”,http://www.regional.org.au/au/asa.
(8)约翰·冯·屠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9)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0)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义、王中兴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1)奥古斯特·廖施:《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王守礼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2)约翰·伊特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1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4)Porter M.E.,“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2:pp.77～ 90;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a,99: pp.483～499.
(15)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a,99:pp.483～499.
(16)Puga,D.and A.J.Venables,1996,“The Spread of Industry: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10(4).
(17)Myrdal,G,1957,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Andre Deutsch.
(18)Krugman P.,“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3b,33(2):pp.129～144.
(19)Van Dijk.1999.“Small Enterprise Clusters in Transition,a Proposed Typology and Possible Policies Per Type of Cluster”,Working Paper.http://www.wbigf.org/milan/A-District.
(20)Moro D.“The evolu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districts:the life cycle approach”,http://www.wbigf.org/milan/A-District,1999.
(21)Ceglie G and Dini.M,1999.“Small Enterprise Cluster and Network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Experience of UNIDO”,Issue Paper of UNIDO.
(22)汪少华、王慧敏:《浙江产业群成长模式及其演化》,《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第52～56页。
(23)Bruso,S.,“The Idea of Industrial Districts:its genesis”,In Bruso S.Sengenberger,W(Editors).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Cooperation.Geneve:ILO,1990,pp.187～256.
(24)Tichy G.Clusters.,“Less Dispensable and More Risky than Ever”;M.Steiner,Clusters and Regional Specialisation.London:Pion Limited,207 Brondesbury Park,NW2 5JM,1998.
(25)陶一山、姚海琳:《产业集群的阶段性演进机制分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6)唐华俊、罗其友:《农产品产业带形成机制与建设战略》,《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4年第25卷第1期。
(27)Williamson,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
(28)Paul Krugman,1991,Economic and Trade,MIT Press,Cambridge.
(29)Fujita,M.and P.Krugman,1995,“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 von Thünen and Chamber lin Unified”,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5,pp.505～28.
(30)宋玉兰、陈彤:《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探析》,《新疆农业科学》,2005年第42卷。
(31)Hite,1997,“The Thunen Model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s a Paridigm for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Review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19(2),pp.2～22.
(3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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